硬撐19天遇中美輪番施壓，高市早苗改口，欲與中國修好？

高市早苗在臺海問題上強硬了19天之后突然開口，調子明顯低了下來。中美兩國輪番上陣之后，她在國會中的言辭和態度都變得更加謹慎了，于是有人就認為她是不是給中日關系找臺階、想把局勢拉回可控范圍之內。

11月7日，她用強硬的措辭碰觸到臺海的紅線，引發了輿論和外界的強烈反應；中國很快出臺了反制措施，壓力驟然增大。之后她基本上保持強硬的態度，直到11月26日的國會答辯時才轉變了態度。對手為立憲民主黨黨首、前首相野田佳彥?，F場不再有她以往的“我來定調”，而是變成了被追問、被拆招的狀態。

高市早苗首先強調日本政府對臺灣法律地位無法認定的立場；其次把“臺海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明確說法改為“政府會根據需要綜合信息作出判斷”。這套說法既不承認以前強硬過，又不完全否定，而是留出了一道“到時候再看”的模糊地帶。她又拿出法律依據：根據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日本已經放棄與臺灣島有關的一切權利，現在只剩下了非政府間事務性的聯系。從表面上看是“專業”，實際上就是把框架往傳統政策的方向拉，目的是緩和。對于“是否應該為中日關系惡化負責”的問題，她選擇了回避。

在辯論前一天，她和特朗普通話，并向媒體表示兩人關系很好、電話是對方打來的、以后隨時可以聯系，想表現出自己在國際上是有線的。但是更耐人尋味的是，特朗普先聯系了中國之后才打給她的。美國財政高官證實了該順序。一串信息顯示華盛頓正在加強穩定對華關系：稀土、農產品采購、中美四次會面計劃、特朗普可能兩次訪華等等，方向已經很明確。

也就是說，日美同盟當然存在，但是美國的優先級更加明確，即亞洲穩定、防止臺海問題變成不可控的地緣風暴。貿易戰之后，美國的路線越來越務實，“全面脫鉤”的口號也退出了舞臺，把精力放到可以落實的合作上。美方公開表態時甚至認可保護二戰勝利成果和現有格局的原則，對于臺灣海峽的一些邊界就帶有暗示的意思。高官也表示中美為對手、對臺政策不變，但是目前不希望在這一方向上與中國發生沖突。

“臺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說法扔出去容易，收回來難。中國直接出制裁牌，日本的企業、市場、供應鏈都會受到壓力。日本經濟與中國的貿易關系十分密切，產業鏈不能用一個“替代”來替代。如果她繼續硬撐下去的話，日本就會被夾在兩個中間：對華關系惡化、產業受損；對美關系尷尬、給美國的亞洲盤子添亂。更糟糕的是日本國內也不買賬。立憲民主黨緊追不舍，“獨斷專行”“損害國家利益”的指責聲浪不斷。反對黨不希望執政黨把外交上的風險變成國內的紅利，公開質問就是一種“不讓輕松過關”的表達。

“臺海有事即日本有事”改為“需要時綜合判斷”，“臺灣的法律地位”又回到“無法認定”的官方說法，“對臺關系”又退回到“非政府間的事務性”。這些都是日本以前的政策框架。她想把高高的旗幟放下來，回到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模糊空間”。她沒有給出關于責任以及政策路徑的具體可行方案，仍然在使用“模糊話術”。中方的態度很直接，要求政策表達要清楚、可以核驗，不能敷衍了事。短期內很難回到原來的老立場上來。

對外強硬既是個人標簽又是動員工具；但是當經濟現實到來的時候，她又多次強調對華經貿合作的價值，不愿意失去中國市場和供應鏈。這是政治策略也是壓力的體現，話語可以喊得響亮，賬務必須結清，否則漲價、斷供、訂單流失，市場比輿論更早地做出反應。

為什么特朗普先聯系中國，然后再聯系她？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美國不想讓日本強硬的言辭把事情推向不可控制的局面，尤其是在它正在推進具體的項目的時候。她想用“和特朗普是朋友”來給自己加上一道防火墻，但是這道防火墻能擋住多久，能擋住什么，還不知道。美國看重的是整個亞洲的穩定以及自身戰略上的獲益，不會因為一個日本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而冒太大的風險。

很多人關心中日關系能不能“好起來”。要好，至少有三件事情要可見：官方層面要有明確的態度，不能有挑釁性的政治行為；經濟方面要穩定預期，尤其是關鍵產業鏈的承諾要落實到位；安全方面要建立降溫機制，臺海問題的表述要收斂一些，對外軍事合作不能造成刺激。

中方制裁使日本企業及產業鏈受到傷害；美國策略調整使日本政治人物看到“不要再添亂”的紅線。被夾在中間的話，后退一步是本能。但是退到什么地方、怎樣退、退了之后怎樣繼續說，不是一次答辯可以解決的。真心尊重既有格局的話，就要看后續的動作：對于臺海敏感問題的公開表態是否繼續收斂；對華經貿合作有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對外軍事交流有沒有減少刺激性。動起來了才算有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