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0日的黃浦江碼頭,蒸汽汽笛劃破夜幕,毛森攥著密電登艦,他必須在廈門筑起最后一道“防線”。艙燈搖晃,電報紙上那幾個急迫的大字刺得他睜不開眼——“廈門若失,東南盡失”。
三天后,廈門鼓浪嶼外海,悶熱的潮風吹得人心里冒火。毛森一踏上碼頭,就拉響了宵禁令,晚上九點一到連路燈都要熄滅。城里人嘴上罵,可誰也不敢上街,兵哨的口令比海風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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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過去,國軍海防第七旅參謀周烈暗暗記下城里每一次戒嚴的節奏。他靠在哨所后墻,對同袍低聲嘀咕:“這么守下去,遲早成甕中鱉。”那同袍咽了口唾沫,沒有接話,天知道墻外多少耳朵在聽。
夜幕下的頂井巷,又有人悄悄行動。劉惜芬換上一襲桃紅旗袍,腰間別著一支小巧記號筆。她在街角理了理鬢發,自言自語一句:“時間剛好,十分鐘內必須進舞廳。”步子輕得像掠過水面的蜻蜓。
劉惜芬原是護士,十年前還在“博愛醫院”幫中國傷兵縫合傷口。那時她就學會將忍耐寫在臉上,把鋒利藏在心里。日本醫生嫌膿血惡臭,她偏要搶過去清洗創口。有人說她傻,她只回一句:“是人,就得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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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后,她把老屋騰成臨時醫站,鄉親說這姑娘有顆熱心腸。正是那段時間,地下黨注意到她的膽識與口碑。半年試察,她領到第一張聯絡圖,代號“杏子”,從此與白天的護士身份并行。
八月初,解放軍福廈鐵路沿線頻頻偵查,毛森的情報卻像斷了線的風箏。為填補空白,他加派便衣埋伏在各大舞廳。毛森認定:凡敢在炮火臨頭時還涂脂抹粉的,不是探子就是瘋子。
恰恰在這種氣氛里,周烈選了舞廳做接頭——兵荒馬亂的地方越安全。音樂一響,軍官禮帽遮住半張臉,他伸手邀請眼前的“舞女”。兩人旋轉時,他低聲說了七個字:“敵軍布防已全變。”說完立即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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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惜芬聽明白,把要點記在掌心,末尾再添一筆:“炮樓退至海堤”。燈光一閃,她抬頭微笑,一切仿佛只是普通的舞池搭訕。十分鐘后,她踩著高跟鞋離開,鞋跟在青石板上敲出急促節拍。
國民黨憲兵數次搜查舞廳,無功而返。負責盯梢的小隊長拍著腦袋直納悶:“人都跳舞去了,怎么還抓不到?”他想不到,對面那位“舞女”每跳完一曲便改變一次路線,取道后巷溜走。
有意思的是,毛森雖殘忍卻不傻。他發現電訊里漏掉的細節越來越多,判斷內部有人通共。九月初,他親自擬定“獵狐計劃”,名單只寫三個字:女舞者。下面空著,等待補全。
9月17日深夜,頂井巷燈火驟滅。巷口傳來卡車引擎聲,鐵門被槍托砸開。劉家長工剛喊出“誰”,就被推在墻上。劉惜芬拿起急救箱,冷靜問:“病人在哪?”為首憲兵冷笑:“病人?跟我們走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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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備司令部大堂燈火通明,毛森半倚在藤椅上,見她進門只掃一眼:“你的旗袍挺艷,真看不出是共產黨。”他把皮鞭丟在桌上,“機關在哪,說了就放人。”劉惜芬環顧四周,沉默。
“別裝沉默是金,”毛森嗤笑,用短刀挑開她袖口,“你以為自己撐得住?”劉惜芬抬頭,“你們遲早會敗,我沒話可說。”這簡短兩句對話,加起來不足十秒,卻讓審訊室的溫度驟降。
鋼簽、辣椒水、吊打輪番上陣,毛森卻沒得到一個地址。審訊第六天,他咬牙道:“送入后牢,既然要死,也別死痛快。”他怕拖下去信心動搖,更怕外界傳出她不怕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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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陰濕,墻角長著青苔。劉惜芬用指甲劃記日期,9月18日、19日、20日……劃到第27道痕時,海面那邊傳來連續炮響。守衛沖出來張望:“共軍真打來了?”他話音未落,天花板抖下塵灰。
與此同時,廈門守軍指揮系統已經亂成一鍋粥。炮兵陣地被提前暴露,國軍第三七團接到命令轉移時,才發現海堤通道竟在兩天前被自己炸斷。周烈趁夜發起起義,把中繼電臺交給解放軍前鋒。
憲兵營潰散后,城門洞開。解放軍一進城即趕往各看守所,力求第一時間解救被捕人員。可惜,他們在警備司令部后院只找到一排剛填好的新土。挖開最淺的一處,旗袍碎片夾著醫療紗布露出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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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記載:9月30日凌晨,毛森攜家眷坐小艇逃往臺灣;10月5日,廈門軍管會發布通告,追緝此人。周烈因配合起義,保留軍銜并接受改編,后來在福建軍區供職。
多年后,有人問周烈,當時為何冒險去舞廳?他沉默片刻,吐出一句:“有人敢拿命送情報,總得有人接。”圍坐的人沒再追問,茶碗里的熱氣緩緩升起,像是另一場無聲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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