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韓國“雙十二政變”，朝鮮為何不趁機南下？

當尹錫悅宣布戒嚴，致使首爾陷入混亂之際，對北方而言，這看似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統一良機。然而回溯歷史，在韓國上一次戒嚴的1979年，首爾的混亂與軍事調動規模更大，當時朝鮮軍隊的賬面實力也遠勝于三八線附近的韓國守軍。為何連深謀遠慮的金日成，也未曾抓住這次機會揮師南下？答案不僅在于韓國政變對國際格局的沖擊有限，更在于那次發動政變的全斗煥，其手腕與能力遠非今日的尹錫悅可比。

成功的政變通常需滿足三個條件：精力充沛的領導人、團結一心的軍人團體，以及相對混亂的國內外局勢。歷史上，如納賽爾、卡扎菲之流，即便執行政變時漏洞百出，也能借此奪權。畢竟，多數人都是首次策劃政變，執行中出現差池在所難免。但有些人卻堪稱天縱奇才。1979年韓國“雙十二政變”中，全斗煥的指揮與其團隊的行動，堪稱現代政變的教科書式范本。

其一，精力充沛的領導人。1979年的全斗煥年僅48歲，此前他長期服役于韓國軍隊，并深受時任最高領導人樸正熙的器重。直到90歲因白血病去世，48歲的他無疑正處于政治與體力的巔峰。豐富的軍旅生涯賦予他充沛的精力，使其能在政變當晚親臨一線、全程指揮，這與尹錫悅宣布戒嚴后便不知所蹤的表現判若云泥。

其二，團結一心的軍人團體。全斗煥的核心力量源自秘密軍官組織“一心會”。該組織成立于1960年代中期，初衷是打造一支純粹效忠樸正熙個人的軍官隊伍，主要吸納韓國陸軍士官學校嶺南地區的畢業生，在樸正熙執政前期已是韓軍中最具凝聚力的派系。1973年，樸正熙為防止軍官結黨營私，明面上解散了一心會。但由于成員固有的地域紐帶，前“一心會”軍官依然構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反而讓全斗煥能通過賄賂等手段，在1973年后迅速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

在“雙十二政變”中，正是憑借車圭憲、禹慶允、黃永時、盧泰愚、樸熙道、崔世昌、張世東、許三守、許和平、李鶴捧等一批軍方中層骨干的鼎力協助，全斗煥得以調動三八線以南的幾乎所有韓軍，使敵對勢力無兵可用。“團結一心”絕非虛言：政變前，他不僅許以高官厚祿，更不惜重金收買。政變當日，連執行任務的普通韓軍士兵都收到了他親自發放的現金紅包。

其三，混亂的國內外局勢。政變前夕，韓國因樸正熙遇刺已處于長期戒嚴之下，“雙十二政變”僅是其中的一個小插曲，首爾市民的生活幾乎未受當晚動蕩的影響。因此，在利用軍官團迅速掌控局面后，全斗煥雖已于12月13日實質上掌握了最高軍政大權，但韓國民眾并未感到生活發生根本改變,這正是他能迅速穩定局勢的關鍵。

然而，1979年的韓國在宏觀上雖穩，在微觀層面卻確顯混亂,即便全斗煥的政變干凈利落，他當晚仍調動了大量軍隊進入首爾，其中包括負責三八線防御的“白馬部隊”一個步兵大隊，以及第一軍團下屬的一支坦克部隊。既然自10月27日戒嚴以來，朝鮮理應預見到韓國可能出現大規模混亂，為何卻在“雙十二政變”中按兵不動？答案是：全斗煥的政變看似聲勢浩大，卻并未動搖三八線的防御根基。

若朝鮮在1979年貿然出擊，它將面對的對手并非韓國政府，而是早在1978年便已成立、并延續至今的韓美聯合司令部。朝鮮戰爭停戰后，由于法理上的戰爭狀態并未終結，加之對韓國軍隊可靠性的疑慮，美國不僅未解散“聯合國軍”架構，反而長期保留駐韓美軍，并為其配備了專屬的戰術裝備。駐韓美軍的主體是美國第八集團軍，盡管其內部編制歷經調整，1971年后實際指揮的作戰單位僅剩美國第二步兵師，但其政治象征意義遠超實際戰力，因此聯合國軍的招牌被保留了下來。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僅能指揮美軍，還能號令三八線附近的所有韓國軍隊。但隨著其合法性引發諸多爭議，在美國承受聯合國多次壓力后，于1978年將指揮權移交給新成立的韓美聯合司令部。嚴格來說，當時負責韓國國家安全的并非韓國國防部，而是韓美聯合司令部。該機構成立之初便規定，司令由美軍將領擔任，副司令由韓軍將領出任。并且在1994年前，韓國軍隊的戰時與平時指揮權均由該司令部全權掌控,若無美國許可，韓國甚至無權調動三八線附近的任何部隊。

因此，全斗煥在政變中調動的韓軍，基本都屬于韓國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指揮的單位，陸軍特戰司令部這支部隊是韓國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繞開美軍指揮的陸上機動力量，幾乎包攬了韓國歷次沖突中的所有臺前任務。但無論他們如何活躍，都無法削弱三八線前沿的韓軍整體防御力量。對此，長期與韓軍周旋的朝鮮心知肚明，故而金日成在1979年并未選擇南下。

此外，當時阻止金日成南下的，還有另一層戰略考量，政變發生前直接軍事對抗已非他的首選。事實上，“雙十二政變”后僅一個月，朝鮮便主動與全斗煥掌權的韓國接觸，提議舉行南北總理會談。韓國欣然接受，并進一步建議召開工作級代表會議。在隨后的五個月內，雙方共進行了九輪會談。即便全斗煥因血腥鎮壓光州運動而飽受朝鮮譴責，金日成的反應也僅僅是中斷會談四個月。1980年10月，他便表示希望恢復接觸，并提出了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方案。

由此可見，在全斗煥政變前后，和平統一始終是朝鮮處理半島問題的主線。但這不意味著朝鮮放棄了武力統一的念想。早在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后，朝鮮便試圖在半島復制這一模式，而北越成功的關鍵，在于南越越共勢力的強大。因此，朝鮮一方面想效仿北越，用韓國人解決韓國人；另一方面又忌憚駐韓美軍及其核保護傘，故將武力統一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策動韓國內部革命上。

然而，自1972年韓國經濟反超朝鮮后，其在國內策動革命的努力屢屢受挫。直到1982年，目睹全斗煥權力日益鞏固，金日成才徹底認清現實。他在1983年策劃的“仰光事件，或許正是對多年心血付諸東流的蓄意報復。

所以回到1979年的歷史現場，金日成確實很難有勇氣趁亂南下。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在1950年代已有過一次慘痛的失敗嘗試，更因為相較于當時初露鋒芒的全斗煥，他自己才是半島上真正的老牌獨裁者，深知政局突變背后潛藏的巨大風險與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