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孫殿英被我軍抓住，劉伯承：孫殿英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

“1947年5月1日凌晨四點，你們真打算一直死守？”地堡門口，一名隨從壓低聲音向孫殿英發問。回蕩在潮濕甬道里的，只剩孫殿英沉重的呼吸聲。

湯陰城鏖戰已近一個月。劉鄧大軍自4月初合圍，外圈火力封鎖，內圈日夜喊話，彈雨與擴音器輪番壓迫守軍心理。孫殿英把這座縣城修成鋼鐵刺猬：護城河拓深，壕塹呈折線，碉堡、暗堡、蛇形交通壕一應俱全，甚至在城墻底部加開了射孔，形成上下交錯火網。缺少重炮、飛機的解放軍，要想硬啃并不輕松。

然而“銅墻鐵壁”要靠源源不斷的補給支撐。蔣介石承諾的援軍在汝河南岸被全殲，一架運-8拋下的手榴彈箱竟然落地即爆，嚇得守軍再也不敢伸手接空投。四月底，城內彈藥只剩兩天存量，馬匹宰掉充饑，士兵每日配給一碗稀粥。孫殿英氣急敗壞：“他老蔣真把咱們當棄子！”

孫殿英并非等閑之輩。中原大戰后，他投張學良而獲一隅之地；熱河淪陷時，他在宣俠父勸說下舉旗抗日，收編義勇軍，對日鏖戰兩月有余。1935年冬，他從青海撤退途中饋贈陜北紅軍槍支、機槍、子彈，數量雖不算龐大，卻在當年物資奇缺的陜北堪稱濟困。劉伯承當時擔任紅軍軍團參謀長，對此記得清清楚楚。

抗戰全面爆發后，孫殿英再起爐灶，掛名第二戰區游擊縱隊。與八路在冀晉豫交界既有摩擦，也有默契：大兵團行動時互相避讓，小規模遭遇即刻鳴槍示警，各退一步。1942年秋，孫部為一二九師讓路，不僅未斷補給，還暗中送來兩車小口徑彈藥。

但這種若即若離終被利益拉扯。1945年日本投降，他接受國民政府整編，第十八軍暫編第一師番號，企圖以固守湯陰換取蔣介石賞識。此刻，優柔寡斷成為致命弱點：既想保人脈，也怕擔“通共”之名，結果把自己綁在快沉的船上。

劉鄧圍城初期曾三次派人勸降。孫殿英猶疑再三，終未松口。直到5月1日凌晨，城東北角失守，外線迫擊炮直接壓到內街，他才扔帽咆哮：“蔣光頭不仁，俺也不義！”一聲令下，守城槍聲戛然而止，白旗掛上箭樓。

談判安排在地堡。孫殿英滿臉汗水，強作鎮定：“兄弟們別開槍，咱們都是中國人。”解放軍代表只回一句：“優待俘虜，放下武器。”五小時后，全師八千余人出城列隊，步槍槍機卸下裝箱，孫殿英交出手槍，被送往前指。半途中，他反復嘀咕“怕是活不了”，夜里甚至請求押送連長打麻醉針“免受折磨”，可見心理防線已崩。

5月3日，前指駐扎滑縣城南高莊。劉伯承命簡單會客。帳篷里，老總笑著起身：“孫司令，抗日那會兒給陜北讓過路，也送過槍，這份情不能忘。現在國共內戰歸內戰，舊賬另算。不可殺。”一句“不不可殺”，不僅是對個人昔日交情的肯定，更是執行“寬待俘虜”政策的鮮明示范。

軍法處隨后出具審查結論：孫殿英戰犯身份成立，因無重大反共血債，且有抗日及援助之功，可暫緩起訴，交華北局監管。消息傳到部隊，許多戰士先是驚訝，旋即釋然：“咱們講政策，不講私怨。”這種處理方式，有力削弱了國民黨殘部的抵抗意志。一周后，相鄰的浚縣守軍提出“參照孫案”，打開東門退出戰斗。

不得不說，劉伯承用人、處人一向兼顧情理與時勢。若簡單處決孫殿英，既堵死了其舊部歸順通道，也破壞了人民軍隊一貫主張的“區別對待”原則。事實上，從1946年到1949年，人民解放軍對俘虜軍官實施政治感化與生活優待，最終改編、整訓十幾萬舊軍人，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技術骨干。孫案只是最早的成功案例之一。

然而人性難測。脫離前線后，孫殿英依舊悶悶不樂，擔憂晚景凄涼。1947年秋，他被安置在河北正定學習班，日常起居有人照料，但他終日自責“誤交蔣賊”，加之瘧疾復發，心灰意冷，于1947年12月病逝，年僅五十九歲。沒有審判，也沒有人上門秋后算賬，生命卻自行畫上句號。

有人評價，孫殿英半生功過參半：掘清東陵、投敵失節都屬污點；抗日出力、解放前助紅軍亦是事實。正因如此，劉伯承那句“不忘舊情”，既出于感激，也提供了處理復雜敵對人物的典型樣本——立場可以對立，恩義仍須尊重，政策必須服從戰略。對1947年的人民軍隊而言，這比一場勝仗更具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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