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蘇聯客機被劫持到中國，40多名乘客感嘆：再多待幾天就好了

消息先傳到黑龍江省政府，再直達北京。那天恰逢周末，中央軍委、外交部、民航總局的值班燈整夜未滅。會上沒有套話，只有一句底線——機上人員安全第一，中蘇關系穩定第二。

迫降地點是一片凍得像青石板的麥茬地。機腹擦過后留下兩道深褐色的劃痕，機輪最終陷在硬雪里。四十多名乘客先是死死抓住座椅扶手，隨即意識到“危機”已變成“未知”。機長同副駕駛說了句俄語，“咱們可能麻煩大了”。副駕駛沒吭聲，只盯著拿刀的男人——正是同機的另一名飛行員，名字后來才確認：安德烈·扎伊采夫。

扎伊采夫被公安干脆利落地帶下飛機時，雙手還在發抖。他對翻譯喊道：“我不想再回去！”語氣像是賭氣，卻透著多年積郁。審訊材料顯示，三年來他多次向蘇聯民航部舉報貪腐，換來的卻是降薪、禁飛和無休止的調查。絕望中，他掏出匕首逼迫機長改航，目標本是海參崴以外的國際空域，卻因燃油不足臨時選擇最近的中國。

乘客初聽緣由并不買賬。冷戰余溫尚在，蘇聯報紙把中國描繪成“意識形態背離者”，不少人潛意識里把中國視作危險地帶。可現實給了他們另一番畫面。零下三十六度，地方干部驅來兩輛滿載暖氣的面包車，一箱箱熱茶、烤饅頭、棉大衣擺在艙門口。機長遲疑半晌，還是先讓老人孩子下艙換氣。有人悄悄問隨行翻譯：“他們不會暗中錄音取證吧？”翻譯聳聳肩，答了一句“別想太多”。

北京的協調節奏更快。外交部連夜敲定：由蘇歐司副司長領隊北上，外加精通俄語的公安、醫護、心理疏導各一名。凌晨三點，這支小分隊登上伊爾-18專機直飛哈爾濱，再轉米-8直升機趕赴迫降點。直升機降落時卷起漫天雪霧，機艙里卻遞出一鍋“羊肉燉粉條”，乘客剛端在手心就露出笑容，“味道像莫斯科郊外的小燉菜”。

午后氣溫更低，飛機不得不每二十分鐘開機一次防凍。燃油只剩下不到一噸，隨時可能點不著火。黑龍江省外辦主任臨時拍板：所有乘客必須撤離，地面找不到電話線就用軍用短波向北京匯報。乘客仍惴惴不安，直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官員抵達，才有人松口：“先聽中方安排，但請記錄公證。”中方立刻用中蘇雙語在臨時協議上加蓋印章。

當晚十一點，齊齊哈爾市最好的賓館亮起全燈，餐廳里擺著小雞燉蘑菇、鍋包肉、格瓦斯。蘇聯乘客沖著翻譯豎起大拇指：“啤酒香極了。”有人半開玩笑：“如果能再多待幾天，順道去哈爾濱看看啤酒節就好了。”笑聲掩去白天的緊張氣氛，這句調侃后來被媒體反復引用，也成了標題里的那聲感嘆。

本來準備讓乘客乘火車經滿洲里回國，外交部卻在凌晨一點接到莫斯科最新指令：派伊爾-62專機直接來哈爾濱接人，減少輿論發酵。于是第二天清晨，解放軍工程兵開著履帶車在機場跑道除冰，地方糧庫調來兩噸航煤，連加油管都是趕工夜焊。哈爾濱機場第一次同時懸掛中蘇兩國旗幟，只為這一趟特殊包機。

上午十點二十分，蘇聯伊爾-62緩緩滑入停機位。登機前，中國方面為每位乘客準備羽絨服、暖水瓶、《黑龍江畫冊》各一件；孩子們拿到風車和奶糖。機長登艙后，再三向中方鞠躬致謝。安檢口外，扎伊采夫被單獨帶上另一輛車，目的地是外籍越境人員管理所。他沒再掙扎，只說了句“謝謝中國”，隨行警官記得那口氣與前夜判若兩人。

艙門關閉，飛機起飛時哈爾濱天空放晴，跑道盡頭能看見松花江結著亮晶晶的冰。高空中，乘客討論最多的是“機場面包的口味”和“賓館熱水的水壓”，有人甚至把房間留下的肥皂裝進行李。幾位老乘客湊到一起算賬：中國人請客，兩夜住宿，再加紀念品，如果在莫斯科得花多少盧布？答案無人給出，只剩輕輕的笑聲。

劫機事件并未就此消散。1月上旬，蘇聯航空部飛行局局長帶著技術組抵達齊齊哈爾，檢修那架留在麥茬地里的雅克-40。中方早已用拖拉機把雪地壓成臨時跑道，燃油、液壓油、航電電池一應俱全，還留出炊事車現場供熱。局長細看后對身邊人說：“服務堪比謝列梅捷沃。”翻譯沒敢直譯，只簡單一句“條件很好”。

同年3月，中國法院依照《民用航空法》判處扎伊采夫八年徒刑。在服刑期間，蘇聯解體，大批政治犯獲減刑。1991年12月，這名劫機者提前出獄，被遣送回已改旗易幟的俄羅斯。他離開時只帶著一本俄文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作紀念。

情報部門后來的評估報告寫道：該事件成為中蘇官方高層四年來首次非正式對話的契機，對雙邊關系“具有微妙而積極的催化作用”。從此，黑龍江省檔案館里多了一沓材料，封面寫著——“1985年蘇聯客機迫降暨善后案例”，處理流程被列入邊境突發事件教案，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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