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到底存不存在？上個世紀，胡適提出了一條簡單的驗證辦法

2024年秋，洛陽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內，中學生陳陽對著一件綠松石龍形器駐足良久。

這件長70厘米的文物，由兩千多片細小綠松石拼接而成，龍鱗清晰，龍角昂揚。講解員說它可能是夏朝的“王權象征”，陳陽卻皺起眉：“可歷史老師說，夏朝還沒被完全證實。”

這個疑問，早在一百年前就攪動過中國史學界。而解開謎題的鑰匙，曾被胡適輕輕放在世人面前。

一、北大課堂上的驚雷：胡適為何敢“腰斬”古史？

1921年的北大課堂，胡適的身影立在講臺中央。他手里攥著一本《尚書》，指節因用力而發白。

“《夏書》通篇都是后世附會！”話音剛落，課堂瞬間炸開。有學生拍案：“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寫得明明白白，您這是質疑太史公嗎？”

胡適沒有動怒，只是翻開筆記本，露出一行小字：“史學的生命在證據，而非權威。”

此時的胡適，已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1891年出生的他，20歲赴美留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留美七年，他養成了“凡事求實證”的思維習慣。

1919年，他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開篇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將夏商周三代古史攔腰截斷。這本書半年再版七次，卻也引來了一片罵聲。

“不是我否認夏朝，是我沒膽子認。”面對友人質疑，胡適總是這樣回應。彼時的史學界，正處在“信古”與“疑古”的激烈碰撞中。

清末民初，西方實證史學傳入中國。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論，認為古史傳說會隨時間不斷豐富，夏朝的故事可能是后人層層疊加的結果。

更致命的是，當時沒有一件實物能與夏朝掛鉤。大禹治水、啟建世襲制、桀亡于妹喜，這些故事全靠文獻支撐，找不到半點考古依據。

胡適的底氣，來自商朝的“復活”經歷。他常對學生說：“十幾年前，商朝也被罵作神話，甲骨文一出土，誰還敢質疑？”

二、甲骨文的啟示：商朝如何從“傳說”變“信史”？

1899年的秋天，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得了場瘧疾。醫生開的藥方里，有一味叫“龍骨”的藥材。

王懿榮是金石學大家，對古物格外敏感。他拿起龍骨端詳，突然發現上面刻著細小的紋路，既不像金文，也不是小篆。

“這是古文字！”他立刻派人遍尋京城藥鋪，以二兩銀子一斤的高價收購龍骨。短短一年，就收了1500多片。

可惜天不遂人愿，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王懿榮投井殉國。他收藏的甲骨，后來落到了好友劉鶚手中。

1903年，劉鶚出版《鐵云藏龜》，首次將甲骨文公之于世。可這些“天書”沒人能懂，連國學大師羅振玉都直言“無從下手”。

轉機出現在1917年。王國維在上海寓所里，對著甲骨拓片研究了三個月。他將甲骨上的商王名號，與《史記·殷本紀》逐一比對。

當“太乙”“太甲”“武丁”等名字一一對應時，王國維激動得拍案而起。他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斷言：“商朝歷史，信而有證！”

1928年，殷墟遺址在河南安陽被發現。出土的甲骨文中，不僅有商王祭祖的記錄，還有戰爭、農事的細節，與文獻完全吻合。

這件事給了胡適極大啟發。1922年，他在《努力周報》上寫下：“要證夏朝，便學商朝——地下實物與紙上文獻，兩相印證。”

這便是胡適的驗證辦法，簡單到只有一句話，卻成了考古學家的百年行動綱領。

三、徐旭生的千里尋“夏”：71歲老者的考古執念

1931年，北平的一家茶館里，徐旭生坐在胡適對面。這位38歲的學者，剛從法國留學歸來，主攻考古學。

“先生的辦法，我懂了。可夏朝在哪？”徐旭生的問題，也是整個學界的困惑。夏朝比商朝早千年，連大致范圍都模糊不清。

胡適指著地圖上的豫西、晉南地區：“《史記》說‘伊洛竭而夏亡’，線索就在這里。”

徐旭生記住了這句話。他原本是河南大學的教授，為了尋夏，毅然放下教鞭，加入了考古隊。

1936年，徐旭生帶隊走進豫西。他們沿著伊河、洛河徒步，白天翻山越嶺找遺址，晚上在破廟里對照古籍。三個月下來，鞋子磨破三雙，只找到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別急，考古是給后人鋪路。”抗戰爆發后，胡適在重慶見到落魄的徐旭生，拍著他的肩膀安慰。此時的考古工作，已被迫中斷。

這一等，就是二十年。1959年，71歲的徐旭生頭發已全白。他再次帶隊來到豫西，這一次，命運終于露出了笑臉。

偃師二里頭村的農民，在挖紅薯窖時挖到了一塊帶花紋的陶片。消息傳到考古隊，徐旭生立刻趕過去。

他蹲在田埂上，捧著陶片看了足足半小時。陶片上的繩紋古樸，胎質厚重，與商朝陶器截然不同。“就是這里了！”老人的聲音帶著顫抖。

四、二里頭的“夏都密碼”：實物能否說服質疑者？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像打開了一座千年寶庫。300萬平方米的遺址面積，相當于420個足球場。

考古隊員在中心區域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夯土臺基高達1米，柱洞排列整齊，能清晰看出“前朝后寢”的布局。這是中國最早的宮殿遺址。

更令人震驚的是青銅作坊。出土的青銅爵造型原始，腹部單薄，卻開啟了中國的青銅時代。考古學家夏鼐斷言：“這是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

碳十四測年結果出來后，整個學界都沸騰了。遺址距今3800到3500年，正好對應文獻中的夏朝晚期。

可爭議并未停止。1977年，考古學家鄒衡提出“二里頭就是夏都”，立刻遭到反駁。“沒有文字，一切都是推測！”質疑者的聲音很響亮。

二里頭出土的陶器上，只有一些簡單的刻畫符號。有的像“日”，有的像“月”，卻不是成熟的文字，無法與文獻中的“夏”直接對應。

這成了最棘手的難題。胡適的驗證辦法，還差最后一環——文字證據。

轉機出現在2002年。考古隊員在宮殿遺址的墓葬中，發現了那件綠松石龍形器。龍形器旁邊，還有一件青銅鈴和一件玉鉞。

“這是王權的組合。”考古領隊許宏解釋，玉鉞象征軍事權力，青銅鈴用于祭祀，龍形器則是圖騰。這種禮制組合，與《禮記》中記載的夏禮高度吻合。

2019年，二里頭又發現了大型綠松石鑲嵌銅牌飾。這種器物在后來的商朝遺址中也有出土，卻比二里頭的晚了幾百年。

“這說明二里頭文化傳承到了商朝，符合夏商更替的記載。”許宏的話，讓支持派多了幾分底氣。

五、超越“存在與否”：胡適辦法的真正價值

2023年，“考古中國”項目發布二里頭最新成果。報告稱：“二里頭是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為夏史研究提供了關鍵實物。”

但爭議仍在繼續。有學者堅持：“沒找到‘夏’字，就不能100%確定。”支持者則反駁：“商朝早期也沒多少文字，不能雙重標準。”

其實，胡適早就想到了這一點。1926年，他在給學生的信中寫道：“證古史不必拘于文字，器物、都城、禮制，皆可為證。”

如今，考古學家在晉南發現了陶寺遺址。這座距今4300到3900年的遺址，有大型城址、觀象臺，還有刻著“文”“堯”字樣的陶片，可能是夏朝早期都城。

登封王城崗遺址也有新發現。這里出土的城墻殘垣，經碳十四測年，與大禹治水的年代基本吻合，印證了《史記》中“禹都陽城”的記載。

“夏商周斷代工程”更將夏朝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雖然仍有爭議，但證據鏈已越來越完整。

顧頡剛晚年回憶：“胡適先生的‘找證據’，把我們從書齋拉到了田野。”在胡適之前，史學研究全靠文獻；在他之后，考古成了古史研究的核心手段。

這種轉變，才是胡適辦法的真正價值。他不是要否定歷史，而是要建立一種“不盲從、不臆斷”的實證精神。

六、博物館里的答案：最好的歷史是“未完待續”

2024年，二里頭遺址博物館開館。展廳里，綠松石龍形器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旁邊的屏幕上，播放著考古發掘的全過程。

陳陽再次來到這里，這一次，他帶著歷史課本。課本里寫道：“二里頭遺址為探索夏朝提供了重要線索，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態已初步顯現。”

講解員笑著說：“我們現在找不到‘夏’字，但這些文物本身，就是會說話的歷史。”

在博物館的留言本上，有一行稚嫩的字跡：“原來歷史不是標準答案，而是不斷尋找答案的過程。”

胡適沒能親眼看到二里頭的發掘。1962年，他在臺北病逝，臨終前還在翻閱甲骨文拓片。他曾說：“我的辦法，要靠幾代人來實踐。”

如今，考古隊仍在二里頭工作。新的探方不斷開挖，更多的文物正在重見天日。或許某天，刻著“夏”字的甲骨會突然出現，給這個百年爭議畫上句號。

但這已經不那么重要了。當我們站在二里頭的宮殿基址上，觸摸著三千多年前的夯土，就能感受到一個早期王朝的氣息。

這種氣息，藏在綠松石龍的鱗片里，藏在青銅爵的紋路里，也藏在胡適那本寫著“求實證”的筆記本里。

結語：實證精神照亮文明長河

從胡適在北大課堂上的吶喊，到徐旭生踏遍豫西的足跡；從甲骨文的破譯，到二里頭的發掘，百年間，中國人用實證精神，一點點喚醒沉睡的歷史。

夏朝是否存在，或許還有待更多證據。但比答案更重要的，是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我們所堅守的嚴謹與求真。

那些埋在地下的文物，那些寫在紙上的文獻，那些學者們的執著與堅守，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因。

正如二里頭遺址的考古領隊許宏所說：“我們不必急著給夏朝下結論，因為最好的歷史，永遠是未完待續。”而這條探索之路，還將繼續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