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兩鄉下人來找陳毅，被警衛攔下后說：陳大冒子帶著豬蹄來了

1979年7月，鹽城新興鎮的汽車站后院，暑氣烘人。一個頭發花白的搬運工正扛著兩袋化肥健步如飛，沒幾下就卸在庫房門口。周圍幾個年輕學徒瞪大了眼，有人小聲嘀咕：“聽說他給陳毅司令員挑過箱子，可別是瞎吹吧？”老人抹了把汗，笑了笑，沒有辯解。放下擔子，他坐在麻袋上，慢悠悠地講起二十五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次去上海看老首長，還帶了四只豬蹄子。

時針撥回1954年7月22日。午后，外灘的陽光正狠，兩位衣著普通的農民站在上海市政府門前，一臉尷尬。警衛例行詢問來意，其中個頭略高的沖著崗樓喊：“麻煩通個電話，就說蘇北陳大冒子給陳市長送豬蹄！”“陳大冒子？”戰士愣住了。十分鐘后，電話里傳來陳毅秘書的聲音：“放行，立即放行。”

豬蹄事件很快在機關里傳開，可真正理解“陳大冒子”三個字分量的，寥寥無幾。年輕職員只知道那是司令員舊友，卻不知道這位“舊友”當年扛著百十斤文件、再加兩個奶娃娃夜渡黃河的情景。

1941年3月，新四軍軍部駐鹽城永寧寺。一個清晨，陳毅巡查炊事班，見到一名小伙子泡在池塘里徒手抓魚，身旁木桶已經盛得快滿。有人介紹：“炊事員陳再發，本地孤兒，力氣大，人憨厚。”陳毅聽完笑道：“北方侉子、南方蠻子，這位算是鹽城的‘冒子’咯！”從此，“陳大冒子”成了綽號，也成了稱兄道弟的暗號。

同年5月，軍部需要一位挑夫兼采購員。陳再發掄起扁擔，在院子里來回繞了一圈，腳步穩得像釘在地上一樣。就這樣，他接過了挑箱的差事。鐵皮木板的大箱子里裝的是軍部機要文件，有時還要塞進幾本厚到嚇人的德文兵書。夜行五十里，他從不掉隊。

1941年夏的停翅港轉移尤為驚險。陳再發肩挑文件，胸口吊著陳毅長子陳昊蘇，背后還綁著半袋干糧。黃河岸邊漆黑無燈，只聽得河水嘩啦啦。張茜壓低聲音囑咐：“孩子可得當心。”陳毅接過話：“文件更要當心。”陳再發憨聲回應：“我死不了，東西丟不了，娃也丟不了！”這一嗓子，隊伍士氣立馬高了幾分。

抗戰勝利前夕，軍部北上臨沂。挑夫的擔子又添了一個剛出生的陳丹淮，重量逼近二百斤。同行警衛后來回憶：休息時大家累得直喘，他卻一屁股坐在地上，掏出玉米餅，邊嚼邊逗兩個孩子咯咯笑，好像整個世界都跟他無關。

酒香也怕巷子深，缺點照樣躲不過。1946年，臨沂城頭剛升起紅旗，俘虜營里“太太牌局”熱鬧得很。陳再發瞧熱鬧瞧上癮，居然也坐了進去。事情捅到司令員那兒，陳毅一怒之下把他關了三天。出禁閉后，陳毅語氣少見地重：“部隊要的是紀律，不是賭桌。”陳再發低頭不語，回營地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副惹禍的紙牌扔進了灶膛。

新中國成立，他轉業回鄉。因為沒文化，安排工作成了難題，他索性要求去當搬運工。“挑東西我在行。”說完，當場挑起兩百多斤糧袋走出百米，一路穩如老狗。鄉親們服了力氣，卻對他常年掛在嘴邊的“老首長”將信將疑。有個半大孩子笑他吹大氣：“你真給市長抬過擔？那市長怎么沒給你發金條啊？”陳再發被噎得臉通紅，一拍大腿：“不服就一塊去上海問！”

于是就有了1954年那趟遠行。兩人坐上慢吞吞的綠皮火車，帶的行李只有一只破藤箱和四只冷豬蹄。同行老鄉忍不住問：“送市長這種東西不丟人？”陳再發咧嘴：“他愛吃這個。”

進了會客室，陳毅一見來人，先是一怔，隨即笑得咳了兩聲：“你這冒子，幾年不見倒胖了。”張茜遞上茶水，順手掂起那只包裝寒磣的牛皮袋。“豬蹄子！”張茜失聲。陳毅樂呵呵：“戰時全靠它補鈣啊，今晚照例紅燒。”孩子們放學回來，陳毅指著陳再發：“都過來叫陳叔叔，當年可背著你們翻河踏雪呢。”小家伙們好奇圍上來，客廳里一時笑聲不斷。

夜深人靜時，陳再發支支吾吾提到賭博輸光復員費，家里揭不開鍋。陳毅沉默半晌，把抽屜里的工資卷打開，抽出大半塞到他手里：“先把日子過穩。再碰牌，我可沒空關第二次禁閉。”張茜也補了五十元。臨別，陳毅叮囑：“功勞歸功勞，日子是自己的。”話不響，卻重得像他當年扛的箱子。

后來，搬運站給陳再發蓋了兩間瓦房。他的扁擔依舊每天上下翻飛，只是再沒人見他摸牌。陳毅逝世的消息傳到鹽城時，他拄著扁擔蹲在院角哭了三天，嘴里反復念叨：“陳軍長說過，挑擔子的人不能倒下。”

陳再發活到九十年代初，扁擔一直掛在墻上。工友有時打趣：“那擔子也該退休啦。”他搖頭：“這根扁擔把機要箱挑過槍林彈雨，也挑來今天的飯碗，它歇，我也就歇了。”一句平淡，卻把一個普通老兵與時代的交匯交代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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