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5日清晨,北京西郊的寒意還沒散盡,公主墳南側那片新翻的土地上霧氣低垂。幾名海軍戰士剛把腳下的泥點子踢干凈,就看到遠處一個熟悉的身影沿著土路緩緩走來,領頭的是毛主席。他沒有車隊,也沒有警衛林立,只帶著秘書陳伯達,步速不緊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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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地皮是中央剛批的海軍機關駐地,工棚、排房、施工線交織在一起。站崗的軍務處長岳英愣了幾秒,才猛地舉手敬禮。主席揮了揮手,第一句話卻是:“這樓一平方米多少錢?”岳英回答“一百二十元左右”——在當時的全國平均造價里,這個數字偏高。毛主席皺了下眉頭,用湖南口音嘟囔:“好貴呦。”一句“國家手頭緊,要勤儉辦事”,讓現場所有人感覺風比剛才更涼。
這棟三層小樓是海軍司令部首座獨立辦公樓,磚木結構并不奢華,但內部布線、采暖、通訊樣樣按最高標準來。為解決“無處辦公”的燃眉之急,海軍后勤部長張漢丞此前多次向中央呈報,才爭取到一千萬元建營房經費。那筆錢來之不易,卻在主席一句“貴”里被敲響了警鐘。
張漢丞當天不在現場,他正帶隊檢查倉儲。他聽到岳英的轉述后,沉默了十幾秒,提筆寫下六字——“少花錢,多辦事”。紙頁被風掀起,又重重合上,這六個字最終貼在后勤部大門口。
張漢丞出身川北農家,參軍時才十五歲。從“護青”守糧到太岳突圍,他摸爬滾打二十多年,日子一直緊巴巴。海軍剛組建那會兒,機關人員住民房、擠雜院,夜里被鄰家油條作坊的噪聲鬧醒是常態。他深知經費每多花一分,艦艇油料就可能少一桶,北海的巡邏計劃就要壓縮一個航次。
有意思的是,主席那天并未責令停建,只是不停地看、不停地問。辦公室大小、走廊寬度、供暖熱力,他都細扣。秘書提議回中南海再匯報,主席擺手:“現場看,心里才有數。”視察結束,他只留下四個字——“嚴控造價”。
緊接著,張漢丞把后勤系統拉到工地開會。供應、基建、營房和行政四個處室全部列席。會議沒有長篇發言,只有明碼標價:窗框由柚木改成松木,地磚由進口陶片改國產水磨石,室內電話線路簡化為一層一部總機。最省的是屋頂,本來是藍色琉璃,小張一錘定音改小青瓦,每平方米又降了七塊錢。
半年后,小樓竣工,實算造價壓到八十元一平方米,整整低了三分之一。省下的款項,被撥往大連造船廠,用以采購蘇聯型號蒸汽錨機。一臺錨機看似不起眼,卻讓首批國產護衛艇減少靠泊時間足足十五分鐘,夜間航次多一個,東海漁場的護漁效率直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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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國民經濟因抗美援朝支出緊張,中央財經會議三令五申:機關建設不得爭豪華。主席本人對任何脫離實際的鋪張極為反感。從陜北窯洞走出的干部要保持“窯洞味”,這是在高層頻繁提到的口頭原則。張漢丞深知,大樓的意義不在外觀,而在“讓作戰與保障不掉鏈子”。
有人問他:“您辛辛苦苦省下那么多錢,為什么不留給后勤自己用?”他回答很簡單:“海軍后勤不是倉庫保管員,是戰斗力的延伸。”這句話,后來被寫進《海軍后勤條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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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統一供應體制建立,糧秣、油料、被裝、藥械一律直供艦隊,不再經過大軍區轉手。運輸線從十三級壓到六級,時間跟物耗同時減半。那年秋季演習,東海艦隊一支護衛艇支隊接到急令兩小時內出港護漁,卻發現柴油還在路上。張漢丞拍板啟用“緊急補給權”,二十分鐘后兩輛油罐車直接開到碼頭,整個支隊準時出港。現場指揮打電話說:“頭一次感覺后勤跑得比炮彈還快。”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1952年的那場“貴不貴”的現場提問,會不會有人覺得建樓這點錢不值得計較?可正是這份“摳門”,讓海軍后勤養成了以毫厘計的作風。張漢丞常說:“一分錢也要有戰斗去向。”他把節約看成武器,把精細當成炮彈。
1961年10月,首都機場迎接周總理回國。張漢丞穿禮服列隊,站在將星成排的隊伍里仍很不起眼。毛主席走過來,和他握手,用輕到只能本人聽見的聲音提醒:“不要喊萬歲。”兩人四目相對,既有革命年代的默契,也有對那六個字的共識——國家仍然艱難,每一次節省都是對人民海軍的真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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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三層小樓幾經翻修,外觀已不復當年模樣,但樓后那塊懸著“少花錢,多辦事”的木牌一直留到如今。走進大門,指針走過一圈又一圈,那六個字仿佛在低聲提示:節約不是口號,而是海軍后勤與生俱來的硬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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