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曾為國民黨工作，1950年章士釗為其向毛主席求職，結果如何？

1964年3月的一天，北京乍暖還寒。章含之陪毛主席散步，談到英語發音。毛主席忽然問：“你父親這一生，你究竟了解多少？”簡單一句，把章含之問住了。她只好含糊地答：“他是舊知識分子中的愛國民主人士。”毛主席卻搖頭：“行老可不止這么一句概括。”這段小插曲，為理解章士釗與毛主席之間跨越半個世紀的深厚情誼提供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入口，也讓人想起十四年前那封頗具分量的求職信。

時間倒回到1950年5月。新中國的政務百廢待舉，而各種人事安置又錯綜復雜。就在此時，毛主席收到章士釗自上海寄來的信，信中只推薦一人——李儻。這位湘潭籍高才生，曾在德意志深造，回國后卻在國民政府中輾轉任職二十余載。論資歷，李儻足夠；論立場，昔日國民黨高官的身份顯得尷尬。章士釗在信里特意附上李儻的長篇檢討，希望毛主席能給老朋友一次重新出發的機會。

毛主席并非第一次見到李儻的名字。1920年冬，楊昌濟在北京病逝，毛主席與章士釗、李儻等二十九人共同發起募捐，目的是為楊家遺屬籌措生活費。那時三人雖屬不同陣營，卻都把“湘人相助”當作分內事。此后二十多年烽火連綿，各入其道，聚少離多。李儻在南京政壇浮沉，章士釗于上海主編報刊、周旋各派，而毛主席轉戰南北，目標愈發清晰。

章士釗之所以敢在1950年開口，底氣來源于毛主席早年的一句玩笑：“行老是雪中送炭的朋友。”1920年，毛主席赴滬籌款無門，正是章士釗發動社會名流湊出兩萬元銀元，才讓赴法勤工儉學計劃得以延續。雪中送炭四字，毛主席念了整整半生。也正因如此，章士釗寫信推薦李儻，并不顯得逾矩。

求職信到中南海后，毛主席當即批示：“請周酌辦。”簡單五個字，卻等于蓋章通過。緊接著，他在李儻來信上補了一段親筆：“自謂已老，無兒可依，精力尚存，愿贖前愆，盼給以一職。”這種措辭既肯定了李儻的懺悔，又替他在行政流程上掃除了障礙。不久，周總理批復同意，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多了一位年近花甲的參事。

讓人意外的是，章士釗并沒有第一時間告知李儻結果，而是先把毛主席批件影印留檔。他對身邊人說：“這是主席給李君的再生證，也是共產黨對舊友的信任憑據。”話語雖輕，卻透出一種老派知識分子的嚴謹。

李儻接到錄用函后，恰逢長沙入夏。看著信紙，他給章士釗回電：“感君高義，余當勉力。”字不多，卻流露出松一口氣的味道。年過六旬再上崗，說是重用，不如說是一次政治考驗。彼時的參事室承擔調研、咨詢職能，人少事雜，需要下基層跑數據，也要撰寫政策建議。李儻自知過去履歷復雜，做事格外上心。1951年，他提出關于整頓中南區通關稅則的備忘錄，被周總理批示：“可采。”隨后，該建議被寫入關稅司草案。對李儻而言，這份肯定比官職更珍貴。

有意思的是，章士釗對這樁“人事成功率百分百”的舉薦并未自我標榜，他反而寫信給毛主席：“李君若履新不力，請隨時斧正，絕不因私人情面貽誤公事。”毛主席只回了六個字：“放心，他行得。”簡短到近乎口語，卻把信任與要求都表達清楚。

1953年，李儻在武漢遇到來調研的章含之。兩位同鄉隔著時代差距，寒暄間談及毛主席還債一事。李儻感嘆：“主席此舉，實屬難得。”說話時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每年正月初二都讓秘書親自送兩千元到章家，理由冠冕堂皇——“還舊債”。對外人而言，那是一段佳話；對章士釗而言，卻是一份含蓄的生活補貼。直到1973年，他臨終住院，還反復囑咐女兒：“千萬莫把主席的心意當真債務，存留即可，日后或許還有人比我更需要。”

1964年那次散步后，毛主席又對章含之補了一句：“評價一個人，要看大處，也要看細處。”這句話在當時似乎是提醒晚輩，其實是對行老、對李儻、對所有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寫照。只要真心改過、愿為新中國出力，背景并非不可逾越的鴻溝。

1972年，毛主席讓秘書繼續支付章士釗“利息”，額度保持兩千。旁人好奇，他淡淡一句：“行老囊中常空，卻愛替人解圍，這筆錢不算多，卻能讓他省點心。”不難看出，毛主席對章士釗的情誼早已超出普通交往范疇。

1973年7月1日凌晨，章士釗病逝于北京醫院。訃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良久，親筆在花圈挽詞寫下八個字：半世風雨，一諾千金。外界只把這八字當作對老友的追懷，卻忽視了另一個層面——它也概括了李儻那封求職信的來龍去脈：因信義得以轉身，以擔當完成贖罪。章士釗的舉薦、毛主席的批示、李儻的勤勉，三條個人軌跡恰在1950年交匯，折射出建國初期“任人唯賢兼收并蓄”的政治氣度。

故事至此，并無戲劇性的尾聲。李儻后來在參事崗位上干到退休，低調歸鄉；章士釗留下大量手稿與雜著，成為研究近代法學與報業史的重要資料；毛主席繼續把稿費變成一筆筆“欠款”，直到行老再也無法親手簽收。歷史的筆觸就此停下，但那封求職信帶出的寬廣胸懷，卻在檔案室里安靜存放，成為衡量政策溫度的一段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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