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華下令槍斃楊成效，為民除害

1969年7月的一天清晨，太原上空忽然出現幾架運輸機，艙門打開，成捆傳單順風飄落，街頭的大喇叭隨即播放中央新近發布的《七二三布告》。很多市民抬頭張望，帶著疲憊又戒備的神情，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場漫長動蕩正被一位軍人悄悄改寫。

謝振華接管山西，只用了一個電報。電報言辭簡短，卻指定他為省委核心小組組長。消息從北京傳來時，他正駐扎新店機場指揮六十九軍整訓。有人提醒：“山西亂得不像話，進去了就別想輕松。”謝振華只是點了根煙：“還是那條老規矩——先穩人心，再談別的。”

六年前，他在六十九軍掛名副軍長，事實上擔當軍務重擔。他對部隊下達過一句當時聽來單調的口號：“練。”天津抗洪練，保定抗洪練，邢臺抗震仍舊練，士兵們戲稱“謝副軍長比老天爺還忙”。可正是這種反復鍛打，讓這支軍隊后來在山西派系槍口前依舊保持隊列。

1967年初春，六十九軍橫跨太行，正式進駐太原“支左”。彼時各類組織的武斗呈跳點式爆發，太原南郊一天能聽到幾十聲炸響，鐵路橋和工礦企業的倉庫被改造成半永久火力點。謝振華對部隊下令：“不準貼口號，不準戴袖標。來是為了止血，不是為了再劃傷口。”他借用“軍紀要求一碗水端平”這句話，向山西大小派別釋放信號。

最驚險的一夜發生在1968年2月19日。晉東南兩大派別聚集在長治機場外，重機槍、火箭筒照面。謝振華坐進敞篷吉普，先亮出六十九軍番號，再亮出《停火談判公約》。會場周圍已暗設數挺高射機槍，拒絕談判就地封鎖。對峙二十四小時后，雙方提交了武器清單，六十九軍派出三個連集中收繳。有人事后回憶：“那天若不是他親自站在跑道中央，長治城還要多死幾百人。”

然而，山西局面并未就此扭轉。以十三冶建筑公司職工楊成效為首的激進團體迅速填補真空，他自封“山西造反總指揮”，向外宣稱“越亂越有利”。楊成效的履歷在當時早已臭名昭著：偽滿警備司令部官僚子弟、勞改犯、串聯骨干，靠劫持車輛和倉庫擴充武力。他公開把“活著就干，死了就算”寫在袖標，一度聚眾兩萬余人，制造砍殺、縱火、劫掠百余起。

中央判斷山西已進入“極度失控”狀態，《七二三布告》第六條專門強調“對殺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惡極的現行犯罪分子要依法懲處”。布告下發當晚，謝振華的辦公室燈亮到凌晨。他要求軍區情報部門連夜清點楊成效集團案卷，尤其是涉及老干部被殘害的材料。有人建議觀望，他擺手：“文件里寫得很清楚，不依法懲處就是放縱。”

8月初，六十九軍與省公安機關發動多點行動。同日凌晨，楊成效在太原西山一處秘密據點被捕。押送途中，他仍高聲叫囂：“我背后有人！”警衛連戰士反問：“你這么能耐，怎么連山道也沖不出去？”對話只持續十秒，但成為日后法庭紀錄中冷冰冰的一筆。

隨后一個月，省委工作組與軍法處對楊成效案進行三輪取證。罪狀最后固化為四條：迫害老干部致死、破壞生產挑起武斗、燒殺奸淫、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卷宗足有兩尺厚，證人簽名超過四百份。謝振華在批示里寫下八個字：“確證鑿鑿，依法辦決。”

10月11日，太原五一廣場舉行公審大會。廣場四角架起高音喇叭，宣讀判決過程持續三十五分鐘。宣判結束，執行槍決。子彈聲震動街面，圍觀群眾默默散去，沒有人再高聲喧嘩。當天夜里，省城連續十小時未再發生槍聲，這是三年來頭一次。

事態平息后，謝振華把重點轉向恢復生產。軍工廠復工，煤礦井口加開班次，國營紡織廠重新亮燈。為敦促工礦企業人員返崗，謝振華頒布“停工停發工資”條令，內容并不討喜，卻十分有效。省政府半年統計報告顯示，被毀壞的公路及橋梁修復率在70%以上，民間持槍斗毆下降至個位數。

1969年底，北京軍區工作組向中央呈交總結，評價山西“動蕩趨勢得到扭轉，社會秩序明顯改善”。文件認可謝振華“善用武裝震懾與政策感召相結合”的處置方式，并在干部培訓班中反復作為案例講解。之后謝振華調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再到昆明軍區政委。多年后回憶山西經歷，他只說一句話：“非常時期，凡事掂量的都是百姓的日子。”

楊成效的卷宗今天仍在山西省檔案館封存，簽字、判決書、行刑報告都保留完好。文件上蓋著197字編號的紅色印章，見證了那個夏天一場迅速而冷峻的行動，也說明在混亂與秩序之間，有時需要一聲清脆的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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