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病危大限將至，秘書急問周恩來，總理：我不會再去看他

1965年3月的一天凌晨，北京西直門外的三〇一醫院燈火不熄，走廊里回蕩著匆匆腳步聲。空軍機關的一名年輕秘書剛剛接到病房里傳出的“病危”通知，額頭滲著汗珠。他撥通國務院值班電話，低聲急促地問：“總理，現在要不要再來醫院？”那頭沉默片刻，只傳來一句低沉的話：“不去了，讓他好好休息。”

說這話的，是日理萬機的周恩來；躺在病床上，與病魔纏斗的，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一段極短的對話，把兩位老戰友多年相知相重的情誼定格在這一刻，也讓許多人回想起十余年前那場改變中國天空命運的決定。

時間撥回到1949年初夏。北平城還留著春天的涼意，毛澤東、周恩來正在香山雙清別墅討論“辦空軍”這件新中國最緊迫的軍務。建設陸軍，八路、解放軍已是行家；建設空軍，卻幾乎是一張白紙。毛澤東放下茶杯，只說了四個字：“劉亞樓干。”周恩來點頭：“正合我意。”兩人不約而同想到同一個人，這在多年并肩作戰的經歷里并不多見，可見劉亞樓的分量。

其實，劉亞樓與航空的緣分要追溯到東北。1946年，他兼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校長時，還曾自嘲“真是瞎子點燈——摸著來”。可憑著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積累的理論和日常里摳細節的韌勁，他硬是把一群來自步兵、炮兵的年輕人帶出了起降、編隊、射擊全部新課目。正因如此，毛澤東才敢讓他從第四野戰軍兵團司令員的位置上跨界掌空軍。

空軍正式掛牌那天是1949年11月11日。軍旗還來不及繡好，朝鮮半島炮聲已起。志愿軍空軍組建倉促，駕機的多是二十歲上下的飛行員，蘇制米格-15座艙里，中文標識還沒貼全。劉亞樓把指揮所搬到安東（今丹東）機場，手握一支電話機，一邊聽無線電，一邊用鉛筆在地圖上劃圈。1951年10月30日，志愿軍飛行員張積慧擊落美國第五航空隊的“王牌”麥克康奈爾座機，舉世側目。那天夜里，劉亞樓卻只說了一句：“別驕傲，明天還得飛。”

有意思的是，劉亞樓骨子里也有一股“愛顯擺”的孩童勁。空軍每擊落一架敵機，他總要親赴前線，看著殘骸才肯回去。張良起將軍后來說：“司令員見不著冒煙的鐵皮就睡不好。”正因為親臨現場，劉亞樓對飛行戰術的改進抓得格外細——機場跑道延長幾米、無線電波道再分一檔、返航空域再拓一條，都與他在朝鮮的觀察密切相關。

戰功越大，憂患越重。1958年12月26日，全國空軍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北京禮堂舉行。毛澤東因感冒缺席，周恩來拉著劉亞樓走上主席臺：“今天你坐前排。”劉亞樓連連擺手，到底拗不過，只得擠在劉少奇與總理之間坐下。他臉上雖然帶笑，心里卻記著另一層賬——空軍發展速度已遠落后于現代戰爭需要，必須再提速。

進入六十年代，空軍已形成殲擊、轟炸、運輸、教練四大序列，卻也迎來了新難題：航空燃油緊張、國產噴氣發動機遲遲不上線、飛行時間被迫削減。劉亞樓在機關大會上沒講客套：“夾著尾巴做人，這是毛主席說的；可也不能把頭埋進沙子里。”這種“饒人又不饒事”的脾氣，讓空軍骨干對他又敬又怕。

高強度工作擊垮了他本就虛弱的身體。1964年盛夏，他在珠江口視察防空陣地時突然咳血。醫生診斷為肝癌晚期。消息被嚴格封鎖，甚至連家屬也被瞞住，只允許極少數人知情。周恩來得知后，專門到病房探視。劉亞樓聽說總理要來，撐著病體站到樓前。門剛開，周恩來皺眉：“怎么還跑下來？”劉亞樓只答：“軍人守紀律。”說完，咳得背脊發抖。那次會面后，總理叮囑隨行人員：“再來看他，就是折騰他。”

然而，文件和電報仍源源不斷送進病房。劉亞樓握著鋼筆，審閱新型殲擊機的列裝計劃，順手在紙上寫下“速”字，又畫了三條橫線。醫護人員勸他閉眼休息，他搖頭：“不干完，睡不踏實。”主治醫生暗暗嘀咕：“這哪是病人，分明在前線。”

1965年5月5日夜，劉亞樓病情急轉直下。秘書抓起電話，怯生生地找到周恩來的值班室。話筒那端沉默良久，傳來一句：“我不會再去看他。”秘書愣住，總理卻補了一句：“別驚動他，交給醫生。”從軍多年，劉亞樓最怕占別人的便宜；此刻，周恩來守住了他的最后尊嚴。

兩天后，5月7日清晨，病房的記錄本寫下短短一句：“5時57分，劉亞樓同志停止呼吸。”沒有哀樂，沒有告別儀式，連長子也是當晚才被通知。根據遺愿，他的骨灰被送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同安放的，還有那頂被汗水浸透過無數次的空軍呢帽。

劉亞樓沒有留下長篇回憶錄，只在一個批示中寫過一句話：“中國人終要在自己的天空里，自由進出。”如今看來，字不多，卻像刻在藍天上的座標，清晰又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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