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民赴鐵道部認親，被攔在門外，小伙稱：我爸是鐵道部長滕代遠

1950年2月5日清晨，北京阜成門外的寒風割臉，一位身著灰布棉襖的小伙子扛著兩條臘肉、挎著半麻袋紅辣椒，站在鐵道部高大的石臺階下打量門口的警衛。路邊行人匆匆，他卻不敢上前。幾分鐘前，他已經被拒之門外一次。對方只丟下一句：“內部機關，閑人免進。”小伙子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氣，又走向傳達室，“同志，我找滕代遠部長，他是我父親。”

警衛皺眉：“別鬧了，部長哪有在大院門口接人的道理？”話雖如此，他還是拿起電話向辦公樓核實。兩分多鐘后，電話那頭傳來肯定答復，警衛的表情瞬間僵住，隨即換成敬意：“跟我來。”于是，一段曠日二十四年的父子相認，在北京西直門外的小樓里拉開序幕。

滕代遠正審閱鐵路修復進度表。聽說“一個自稱兒子的小伙子”到了，眉頭微動。他放下鉛筆，低聲吩咐：“把人帶進會客室，順便準備一壺熱水。”他心里清楚，湘西麻陽到北京長途跋涉并不輕松，尤其在全國糧食緊張的當口。走廊里響起腳步聲，門推開，年輕人把臘肉放在地上，拘謹地喊：“爸——”聲音微抖。滕代遠沒有先伸手，而是開口發問：“老宅子的堂屋朝哪邊？后山的那株楓樹被雷劈過幾回？”這一連串問題像連珠炮，警衛聽得一頭霧水，年輕人卻對答如流。幾分鐘后，滕代遠才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果然是久翔。”語氣依舊克制，沒有影視劇里的熱淚，但那一聲“果然”已把愛意壓在心底。

對父親，久翔想象最多的是“帶兵打仗的大官”。現實卻給了他另一副畫面：案頭堆滿文件，茶缸里泡的是枯黃茶梗，窗臺上擱著半碗冷窩頭渣。警衛小聲提醒：“部長一早就忙到現在，飯還沒顧上吃。”那碗粗糧窩頭讓湘西小伙子驚訝——在老家，這種混著野菜的冷饃是最下等的口糧。“原來父親過得比咱村里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久翔心里嘀咕。

來京前，他打過小算盤：若能靠父親的面子在北京找份差事，日子也許就翻身。飯桌上，他鼓足勇氣提出想留下工作。滕代遠放下筷子：“按理該幫，可你是我兒子，就更不能開這口子。咱們是共產黨人，群眾盯著呢。”語調平靜，卻沒有回旋余地。客廳里一時沉默，只有煤爐子噼啪作響。

久翔在北京停留半月，父子倆抽空逛了北海、頤和園。他暗暗觀察，父親出門只坐吉普，身邊帶兩名工作人員，從不接受招待所的特殊供給。臨別那天，滕代遠拿出一個粗布包裹：“帶回去吧，都是我打游擊時穿過的舊軍衣。”久翔愣了，他原以為能帶些緊俏物資回鄉。車站月臺上，父子無言相對，汽笛響起，列車緩緩啟動。兜里除了回程車票，只剩1塊5角。

回到麻陽，祖母譚桃秀盯著那堆舊軍衣，又看看空空如也的糧缸，忍不住念叨：“你爹真沒給點票子？”久翔搖頭，老人反倒釋然：“算了，龍兆不搞特殊，咱也別指望。”她說這話時，秋風吹動屋檐下成串的辣椒，紅得扎眼。

沒過幾年，麻陽建立初級社，久翔家里勞動力短缺，年年“超支戶”。他再次寫信求助。北京回信不多字：“自力更生，暫寄三十元，度過饑荒。”錢確實寄到，但信末的兩行字更扎心——“不要倚賴。”滕代遠寸金必省，仍咬牙把錢湊出來，林一在旁抿嘴沒吭聲。

1960年，國家三年困難最艱澀的當口，老人譚桃秀去世。兒子沒能返鄉奔喪，只電報一句：“喪事從簡。”手下干部勸他請假，他擺手：“鐵路運輸吃緊，一天都耽擱不起。”夜里，辦公桌燈火常亮，警衛記得部長那段時間衣服愈發寬大。

也是在這一年，久翔因營養不良浮腫。春節前趕到杭州探親，他看見父親比北京時又瘦了一圈。弟弟悄悄告訴他：“爸媽隔三差五上郊外割桑葉、柳葉，蒸窩窩頭充饑。”久翔剛端出的咸菜壇子被父親抱在懷里，滕代遠滿目是真誠：“這東西好放，能下飯。”

1963年以后，城市供應逐步恢復，但滕家飯桌依舊主打粗糧。有人勸滕代遠改善伙食，他擺擺手：“干部不能忘了那幾年怎么過的。”時間往前走到1973年，久翔第三次進京，發現父親身患重疾，仍堅持每頓一個黑窩頭。勸阻無果，老人只是淡淡一句：“毛主席那時都這樣，我沒理由例外。”

1974年12月1日，滕代遠病逝。訃告上的職務一長串，與麻陽鄉親記憶里的龍兆并無二致——能吃苦，不講排場。久翔依舊留在縣里基層，他的孩子在泵廠、在學校、在鄉鎮衛生所各自謀生，沒有一個“走后門”進城。家里仍掛著那件補丁摞補丁的舊軍衣，袖口磨得發亮。

路過的后輩偶然好奇：“這是國家一級干部的衣服？”郭香菊把衣服抖開，輕聲答：“這是勤儉的種子。”話音落地，院子里的柿子樹晃了晃，落下幾片干葉，像是給兩代人樸素到骨子里的選擇做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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