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將近代來以來中國的悲劇,歸結于清朝。
認為如果不是滿清統治,中國就不會落后;如果是漢人王朝,中國就會改革雄起。
更直白一點,認為滿清是異族統治,為了維護滿洲權貴對廣大漢人的統治,寧愿落后也不愿改革,如果或換成漢人王朝,不存在激烈民族矛盾,皇帝沒有顧慮,極有可能會在外部壓力下徹底改革,從而像日本一樣,避免悲劇。
事實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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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換成漢人王朝,中國依舊會在19世紀被工業文明碾壓,依然不會改革走向富強。
01能不能打贏?
中國不管是明朝還是清朝,都處于一種前現代化的農業帝國結構,它有兩大特點,即政治上是絕對君主專制,經濟上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絕對君主專制意味著君主權力不受制約,造成的結果是君主為追求統治穩固,會想方設法壓制社會活力和進步因素,不管是思想、技術的、還是組織的。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社會而言,意味著無法完成資本積累,對國家而言,無法發展出近代稅制和近代財政,這從根本上鎖死了近代工商業的發展。
從秦朝到清朝,中國王朝都是這套東西,這是王朝的兩根支柱,根本性的東西不打破,換哪個王朝、換誰當皇帝,也換不了底層文明形態 。
不管皇帝姓朱還是姓愛新覺羅,統治集團的想法和行事邏輯,大差不差。
史學上有個名詞,叫清承明制,意思就是清朝在政治體制上基本沿襲明朝制度并進行改革完善。
在地方官制上,清朝也大體沿襲明制,并在明制的基礎上加上了些許具有滿清特色的東西。本質上,這兩個朝代連骨架帶血肉都是一路貨色。
如果把清朝換成了漢人王朝,它最可能的模型就是明朝結構延長版。
看一下明朝晚期的狀態,一樣垃圾:財政崩潰,黨爭不斷,官僚體系腐敗無以復加,軍隊戰斗力嚴重下滑。
這樣的朝廷,突然面對英國遠征軍,你覺得它能打贏嗎?
它連努爾哈赤和李自成都搞不定,更不可能打贏英軍。
你讓朱元璋穿越到1840年,他一樣挽救不了敗局,一樣得割地賠款。
還有人幻想:如果是漢人王朝,就不會大搞文字獄,不會搞閉關鎖國和愚民政策,漢人王朝會主動解鎖先進科技,早一兩百年搞資本主義,從根本上避免落后挨打的命運。
典型的爽文看多了。
整體上看,明朝并不是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王朝,與唐宋元等朝代相比,皇朝皇權更集中,社會結構更內卷,社會風氣更壓抑,文化更內斂和保守,科技也沒有大的創新成果。總之,暮氣很深。
它與清朝一樣,屬于中華帝制時代的晚期,科技文化甚至制度,更多的是總結以前的成果,而缺乏開拓性、開創性的東西。
纏小腳、寡婦守節、八股取士、程朱理學這些東西,都是在明朝發揚光大的。
好的方面沒有大發展,壞的方面它很有天賦。
一個最典型例子是,明朝是歷朝歷代唯一一個大搞特務統治的王朝,有沒有想過為什么?
是因為其他朝代不會搞特務統治嗎?不知道情報的重要性嗎?
并不是。
特務統治不是一個正常王朝該有的狀態,但只有極度不自信、極度恐懼社會活力的皇帝,才會依賴特務,窺探群臣隱私,掌握百官動態,從而獲得安全感。
這也說明,皇室對官僚體系和甚至整個士大夫階層,是非常不信任的。
這不是皇權體制的升級完善,而是扭曲變異,它折射出的是明朝體制整體的下坡路。
明朝晚期,江南確實繁華和活躍,一度傳言有資本主義萌芽,但現在這個說法也不怎么提了——站不住腳。
它的繁華和活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明朝到了晚期,朝廷控制力不行,管不了,地方自然冒出了一點活力。這也從側面說明,沒有皇權一手遮天的地方,社會才會有生機,才有進步的可能。
放在朱元璋和朱棣時代,這些離經叛道的事物一露頭就被掐死了。
朱家的理想,就是把帝國治理成一個超級大農場,它穩定,靜態,一切都處于朱姓農場主的掌控之中,否則,朱姓農場主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朱姓農場主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圍繞農場穩定這個核心目標出發的,開放、貿易、科技、改革、開啟民智,都是威脅農場穩定的因素,這注定明朝或者說任何漢人王朝,都不會主動擁抱這些事物。
15世紀末,西方開始地理大發現,緊接著開始搞資本原始積累,并開始了三個關鍵轉型:科學革命、商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近代國家逐漸形成。
同一時期,明朝在干什么?歷史沒給它機會嗎?
02會不會改革?
第二個問題:面對內憂外患,漢人王朝會改革雄起嗎?
還是拿明朝舉例。
軍費奇缺的時候,崇禎皇帝號召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捐款,結果怎么樣,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不愿出一點血——這是他們的江山,平時享受各種特權,關鍵時刻卻不愿為江山拔一毛。
這樣短視的統治集團,你指望改革分割他們的利益,不是搞笑嗎?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沒有幾個是冤枉的。
明末統治集團的這些尿性,不是獨有的,這是歷朝歷代統治集團的共性,要不然也不會反復上演農民戰爭,同歸于盡,讓系統重啟。
同樣的道理,農業帝國的統治集團,只會維護現狀,不會主動突破現狀。這不是滿清的性格,而是農業帝國的共性。
商業帝國天然追求開放、追求資本擴張,追求自由貿易,農業帝國天然保守,追求穩定,排斥商業,排斥改革,萬不得已改革時,也往往虎頭蛇尾。
這是因為統治集團利益與社會結構緊密綁定,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動舊利益、破壞舊秩序、削弱特權集團,等于革統治集團的命。
時間往后延長300年,讓朱明王朝的統治者應對鴉片戰爭應對西方列強,滿清踩的坑它一個也不會少踩,踩了坑它也不會從思想上、制度上反思,在行為做根本變革。
它同樣不會削弱皇權,同樣搞儒家那套意識形態,同樣會把防民放在首位,同樣缺乏財政能力建立現代軍隊,為了維護一家一姓之私和皇族特權,它也會不惜喪權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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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把皇帝換成漢人,就能自動現代化。
朝鮮李朝、安南阮朝以及日本幕府,這些國家都是純地地道道的本民族政權,結果呢?
朝鮮比大清還保守遲鈍,被列強打了之后,改革比大清還滯后——船小也不好掉頭;儒家文化圈的越南,照樣被法國人打到簽保護國條約;日本明治維新前,一樣被迫打開國門,簽訂不平等條約。
19世紀的世界是一臺巨型絞肉機,所有前現代國家都被絞碎了,從大清到印度,再到奧斯曼、伊朗、埃及、暹羅、越南、朝鮮······
唯一例外是日本,而日本為什么能成?
因為它封建結構松散,商業階層強,中央政府弱,恰好具備近代化的土壤。
滿清的落后并不孤獨,所有前現代結構的國家都落后,都跟不上時代,都存在轉型困難。
1872年,李鴻章在奏折中說,大清遇到了“三千余年一大變局”。
大變局指的什么呢?用蔣廷黻的話說:“我們到了19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19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
所以,關鍵的問題不是某一個皇帝,也不是某一個族群,而是能不能建立現代財政,能不能完成工業資本積累,能不能建立現代軍制,能不能接受近代科學與技術,能不能讓社會結構發生突破,能不能形成近代民族國家,而不是皇帝的私家天下。
這些制度、體系和能力,不是換個皇帝、換個族群就能長出來的。它需要幾百年資本主義積累,需要獨立商人階層,需要市場經濟,需要工業體系,需要社會結構從根上變化。
真正的現代化,不是換一個王朝,而是換一套文明結構。
03 根源在哪里?
說了這么多,并不是說清朝對近代中國的落后沒有責任,為它開脫。
清朝犯了很多致命錯誤,這些錯誤是眾所周知的,但我們要把視角放得更廣闊一點:這些不是滿清特色,而是所有農業帝國的通病。
清朝改革滯后的主要原因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古老的帝國身上背著一個巨大的前現代軀體:四億農民,男耕女織,分散的宗族社會,保守的思想文化,脆弱的財政體系,缺乏科學共同體和技術體系······即使想改革,也像拖著鐵球跑百米,跑得再努力,也比不上輕裝上陣的工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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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幾千年來的超穩定結構(絕對君主專制、自然經濟、儒學意識形態),在早期和中期是一種優勢,它讓這片土地上產生一個又一個超級帝國,讓中華文明成為唯一沒有斷代的古老文明。
但正因為它早熟,到了晚期——進入世界近代史,這種超穩定結構,成了巨大的歷史包袱,它的強大歷史慣性,無人能駕馭,它不斷壓制創新、扼殺社會活力,讓統治集團固化,讓國家財政無法現代化,讓技術積累斷層,拖累歷史進程。
近代中國的悲劇,是實實在在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民族沉淪……任何一個民族經歷這樣的屈辱,都會忍不住追問為什么會敗得這么慘。
但是,很多人只能看到了表象——都是滿清的錯,皇帝不行,慈禧賣國······
這種解釋簡單直觀,也解氣,但它錯把一個結構性問題,縮小成一個族群問題。
清朝的不幸,在于它建立的王朝,恰好撞上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時代。
真正造成近代中國悲劇的,不是滿清,更不是慈禧,跳出狹隘的史觀,站在世界歷史角度看中國,用現代化史觀審視問題,就會發現,中國近代悲劇的根源,是大帝國內部的歷史慣性,以及外部工業文明的挑戰。
所謂近代屈辱史,從另一個角度看,何嘗不是走線現代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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