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 | 羅爾斯與功利主義

羅爾斯與功利主義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新大眾哲學”

17和18世紀，契約論是主流的政治哲學理論。到了19世紀，哲學風氣為之一變，功利主義開始一統天下。在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中，羅爾斯一再重申，他的主要理論對手是功利主義。羅爾斯對待功利主義的態度具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意義。從消極的方面看，羅爾斯對功利主義提出了大量的、嚴厲的批評，使內在于功利主義中的各種問題突顯出來，顛覆了其統治地位。從積極的方面說，羅爾斯批判功利主義的目的不僅是把它掃地出門，而且還要把自己的正義理論當作功利主義的理論替代者。但是，羅爾斯與功利主義的關系是復雜的，他既有與功利主義對立的一面，也有與其相近的一面。羅爾斯的研究者通常關注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關注其理論與功利主義的對立，但很少有人注意兩者的相通之處。為了更好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我們首先探討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然后把他的理論與功利主義加以對比，以揭示其對立之處，最后再來討論兩者的共同點，其中包括兩者共有的缺陷。

一、功利主義批判

　　什么是功利主義？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在西季維克的《倫理學方法》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達。羅爾斯把這種功利主義的主要思想表述為：“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如此安排，以致使作為所有個人總和的滿足達到最大凈余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正當地組織起來的，從而也就是正義的。”①

　　功利主義的觀念簡單明了，它實際上只有一條原理，即“最大幸福原理”。按照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解釋，最大幸福原理主張：“行為按照其有助于促進幸福的程度而是正確的，按照其有助于產生不幸福的程度而是錯誤的。”②功利主義在解釋個人行為方面符合人們的直覺，因為人們確實傾向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并盡力達到幸福的最大化。為了達到幸福的最大化，個人甚至可以暫時放棄自己的幸福甚至忍受痛苦：一個人可以節衣縮食，以積攢資金進行投資來獲取更大的利益；或者在患病的時候，為了維持生命而割掉某些器官。既然個人的原則是盡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福利，最大程度地滿足自己的理性欲望，那么社會的原則也應該是盡可能地提高群體的福利，最大程度地實現其所有成員的理性欲望。

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比較簡單，后兩種則相對復雜。這些批評的力量也是不同的。

　　首先，功利主義會侵犯人的權利，剝奪人的自由。對于功利主義，正義的分配是能產生出最大滿足的分配。因此，與滿足的總和如何在不同的個人之間進行分配相比，它更關心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如何分配他的滿足。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每個人所得到的份額的大小，而不是份額的人際比較。功利主義的原則追求滿足的最大凈余額，而其他的一切東西，比如說權利、義務、機會、權力、財富等都是達到最大總額的手段。盡管功利主義者可能會說，保護人的自由和權利有助于達到功利最大化，但是在原則上，功利主義會允許為了得到更大的功利總額而犧牲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會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這樣，用羅爾斯的話說，“功利主義沒有認真對待人們之間的區別”。③

　　其次，功利主義是一種目的論。在羅爾斯看來，道德哲學的最重要概念有兩個，一個是正當(right)，一個是善(good)。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區分不同道德理論的標準。所謂目的論，就是主張善優先于正當。這種主張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善的界定是獨立的，無需參照正當來判斷事物的善；第二，所謂正當，就是能夠最大程度地增加善的東西。目的論有許多表現形式，快樂主義、至善主義和功利主義都屬于目的論。④

　　功利主義把善當作最高目的來追求，并主張善優先于正當。什么是善？在功利主義者看來，善是理性欲望的滿足。如果善是理性欲望的滿足，那么就會像斯賓諾莎所說的那樣，“那貪婪的人，認為金錢富足為最善……那虛榮心重的人，所欲求的東西，無過于榮譽”。⑤也就是說，善作為目的是各種各樣的，因人而異的，這意味著有些善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則并非十分重要，不能一概而論。善作為目的是因人而異的，意味著人們關于善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沖突的。如果有些善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就沒有理由認為它優先于正當。如果人們關于善的看法是沖突的，那么就沒有共同的善。

　　這樣，功利主義就需要一種最高的善來統一各種各樣、因人而異的善，需要一種支配性目的來統領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特殊目的。如果能夠找到這樣的支配性目的，那么目的論就能夠成立，從而功利主義也就有了充分的根據。那么這種支配性目的是什么？

　　從客觀的觀點看，最有可能充當支配性目的的東西是權力、名聲或金錢。在任何時代，都會有人熱衷于追逐權力、聲名和金錢，把它們當作最高的善。按照羅爾斯的說法，支配性目的優先于所追求的其他目標，增進這一目的具有絕對的優先性。我們會這樣不顧一切地來追求權力、聲名和金錢嗎？我們不會。起碼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不會。所以羅爾斯認為，把權力、聲名和金錢當作客觀的支配性目的是沒有道理的，也是“非人道的”。⑥

　　如果支配性目的不是權力或金錢這樣的客觀對象，那么另一種可能的選擇就是“幸福”。當功利主義者把功利主義定義為“最大幸福原理”的時候，幸福就是被當作支配性目的了。什么是幸福？羅爾斯認為幸福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個人所努力實現的合理計劃的成功實施，另一方面是他的精神狀態，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成功將持續下去。”⑦在羅爾斯看來，幸福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各種各樣的目的，而是把各種目的包含在內的人生計劃的實現。我們不是在追求某個目標或對象的意義上追求幸福。幸福蘊含了目的，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⑧

　　如果功利主義者從外面(客觀對象和幸福)找不到什么東西來充當支配性目的，那么他們就會轉向內部。這樣，快樂就被功利主義當作支配性目的的唯一候選者。羅爾斯承認快樂作為支配性目的具有明顯的合理性：第一，快樂為人們的活動提供了統一的解釋，即雖然我們所追求的目的是各種各樣的，但這些目的的實現都導致快樂；第二，快樂為行為選擇提供了精確的尺度，以用于功利主義所擅長的計算。在面臨兩種不同選擇的時候，功利主義要選擇能產生最大功利的方案，而快樂的大小為此提供了衡量功利大小的標尺。但是，快樂是各種各樣的，具有不同的強度，持續的時間也有長短。怎樣衡量它們的大小呢？短暫而強烈的快樂高于微弱而持久的快樂嗎？因為快樂是人的一種內在情感，所以它們難以計算。這樣，快樂也無法充當所需要的支配性目的。⑨以上論證表明：根本就不存在支配性目的，而如果沒有支配性目的，那么目的論本身就是錯誤的。

最后，功利主義的立場是有問題的。立場涉及論證的方法。假如我說某種社會安排是正義的，因為它符合我的最大利益，那么我的這種論證沒有什么說服力。相反，如果我說某種社會安排是正義的，因為它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那么我的這種論證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我自己的利益不能構成論證的一部分，從我的利益出發也不是一種正確的道德立場。道德論證的力量存在于公正無私(impartiality)之中。如何才能做到立場是公正無私的？功利主義采取的方法是“公正無私的觀察者”。

　　功利主義所設想的觀察者是理性的、同情的和公正無私的，從而能夠超越自我，在作出道德判斷的時候采取普遍的觀點。一方面，功利主義的觀察者在做道德判斷時超然于外，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對別人的利益抱有同情的態度，并具有自居力，能夠以設身處地的方式來考慮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相關的知識和推理能力，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信息，能夠計算出各種不同選擇的滿足凈余額，從而能夠作出正確的決定。

　　羅爾斯認為，這個觀察者的觀點是通過把每一個人的欲望都當作自己的欲望而形成的，在其體驗中包含了所有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這樣，“在把所有欲望都合并為一個欲望體系的時候，古典功利主義便導致非個人性(impersonality)”。⑩由于這種功利主義者考慮的是每一個人的利益，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利益，所以羅爾斯說“古典功利主義是純粹利他主義者的倫理學”。(11)羅爾斯認為，純粹利他主義是不可能的。純粹的利他主義者只考慮別人的利益，因此，只有在他知道別人想做什么(欲望)的時候，才能決定自己做什么。如果所有人的行為都取決于別人的欲望，那么顯然任何人都不會做任何事情。功利主義的“公正無私的觀察者”的問題不在于其“公正無私”，而在于“觀察者”。羅爾斯主張，我們不應該以“觀察者”的態度來界定公正無私，而應該以“當事人”的立場來界定公正無私。

　　關鍵在于如何解釋功利主義。羅爾斯的批評依賴于這種解釋，即功利主義者作為公正無私的觀察者把所有人的欲望合并成一個欲望體系。問題在于，這是不是對功利主義唯一可能的解釋？顯然不是。因為還存在休謨所提出的另外一種可能解釋：同情的觀察者——仁愛。在休謨提供的解釋中，觀察者同樣是同情的，同樣也要推進別人的利益，但仁愛之心就足夠了，而無需把別人的欲望想象成自己的欲望。但是羅爾斯認為，仁愛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我們可能愛許多人，而當這些人的要求相互沖突的時候，仁愛就不知所措了。(12)

二、兩種正義觀的對立

　　我們看到，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評集中于三個問題，即權利(自由)、目的論和立場。下面我們在這三個問題上把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同功利主義加以對比，以澄清兩點：第一，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在這些問題上持有什么樣的觀點；第二，羅爾斯的功利主義批判是否具有毀滅性的力量。

　　首先是權利或自由的問題。人們最關切的利益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是福利。政治哲學家需要提出普遍性的正義原則，因此必須作出判斷：哪一個方面更為重要？

　　羅爾斯主張，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擁有一些基本自由或權利，而這些自由或權利是不可侵犯的，不能被福利或物質利益所壓倒。正義既不允許為了一些人享有更大的利益而剝奪另外一些人的自由，也不允許為了達到利益最大化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在羅爾斯看來，自由之于福利具有優先性，因此，我們不應該為了更大的福利拿自由或權利做交易。(13)

　　顯然，功利主義者持有相反的觀點，主張福利是最重要的價值。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對于羅爾斯保護自由和權利的觀點，功利主義者也可以接受。功利主義者會以這樣的方式來為自己辯護：在文明社會中，保護人的自由和權利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功利。在這樣的解釋中，自由的優先性屬于第二層級的規則，而功利主義是第一層級的規則。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接受自由和權利的觀念，并按照它們行事，但是在原則上，追求最大福利是壓倒一切的。兩種正義觀的根本區別在于：對于羅爾斯，自由和權利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價值；對于功利主義，自由和權利只具有工具的價值。

　　在這個問題上，羅爾斯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一點：由于“古典功利主義沒有能夠認真對待人們之間的區別”，(14)所以這種正義觀在原則上允許用一些人的自由來換取更大的物質利益。雖然羅爾斯的這種批評非常簡單，但力量卻是決定性的，可以說抓住了要害，給了功利主義以致命一擊。

　　其次是目的論的問題。西方道德哲學從古希臘開始就存在很多不同的派別，但大體上可以把各派分為目的論的和義務論的。如果說功利主義是目的論的，那么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就是義務論的。功利主義與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對立表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第一，正義與善的定義。功利主義把善當作最重要的東西加以追求，在不同的功利主義者中，善指功利或者福利、幸福、快樂等等。羅爾斯則認為正義是一個社會的首要價值，對善的追求必須符合正義的原則。對于目的論，首先要定義善，然后把正義定義為能夠最大程度地增加善的東西。善具有獨立的價值，正義則只具有工具的價值。羅爾斯則首先要確定正義的原則，然后在正義原則的指導下追求善。在羅爾斯看來，正義是社會的價值，而善是個人所追求的東西。由于個人所追求的善是各種各樣的，有時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所以國家對于各種不同的善應該保持中立的態度。

　　第二，正義與善的優先性。簡單地說，目的論主張善優先于正義，義務論則堅持正義優先于善。但這種簡單的說法是容易誤入歧途的。對于某些目的論，如古代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或當代的社群主義，這樣說是正確的。對于功利主義形式的目的論，這樣說就不是正確的。關鍵在于“善”的含義。“善”既是指個人所追求的東西，也是指最高的價值(如J·S·密爾所說的幸福)。作為最高的價值，功利主義確實主張善優先于正義。但是作為個人所追求的東西，功利主義者會同意羅爾斯的主張，即正義優先于善。例如，密爾式的功利主義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底層是個人對善的追求，中間是各種正義準則和權利要求，最高層面是人類的幸福。個人對善的追求必須符合正義或權利的要求，但是人類的幸福作為最高價值為正義和權利提供了解釋。在這種意義上，羅爾斯的理論由兩個層面構成：一個層面是社會正義，一個層面是個人對善的追求，正義優先于善。正義的優先性體現為這樣一種主張：“那些需要違反正義而獲得的利益是毫無價值的。”(15)

第三，理論的結構。功利主義的結構是一元論的，它把善規定為某種同質的特性或體驗(如幸福或快樂)，然后追求這種特征或體驗的量(總量或平均量)的最大化。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是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的，但功利主義試圖化繁為簡，用一種羅爾斯所說的“支配性目的”(如快樂或功利)代表所有的個別目的。通過“支配性目的”，人們所追求的異質對象變成了同質的目的，這樣倫理學就可以從定性的理論變為定量的理論了，就可以進行功利的計算了。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是多元論的，它把善視為個人所追求的異質目標，而這些異質的目標是不能被同質化的，這就需要正義來安排這些不同的目的，使它們處于一種秩序之中。

　　最后是立場的問題。道德判斷的立場應該公正無私，問題在于如何做到公正無私。功利主義通過同情的觀察者來達到公正無私，而同情的觀察者以中立態度看待所有人的利益。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當事人是參與者，而公正無私則是通過設定某些初始條件來達到的。我們可以通過這樣兩個公式來說明兩者立場的區別：功利主義的觀察者：中立/仁愛/充分的知識；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當事人：自利/互不關切/無知之幕。我們需要對這三個方面的對立加以解釋。

　　第一個方面是每個人對利益的態度。盡管羅爾斯在其功利主義批判中說功利主義者都是利他主義者，但實際上功利主義者不必如此。功利主義者關心的是功利的大小和如何達到利益最大化，而非利益歸屬者。在這種意義上，功利主義是一視同仁的，也可以說功利主義是平等主義的，因為它平等地看待所有人的利益。與此不同，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當事人則是自利的，他不僅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且希望這些利益多多益善。功利主義假設人是公正無私的，而羅爾斯的理論則不依賴這樣的假設。

　　第二個方面是每個人對其他人的態度。功利主義者是“同情的”的觀察者，所謂“同情”就是對別人持有仁愛之心。功利主義要求對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利益一視同仁，沒有仁愛之心是做不到的。羅爾斯則要求當事人只對自己的利益感興趣，而對別人的利益則持不關切的態度。羅爾斯認為，對于道德論證，所假設的心理動機越弱，其證明的力量越強，而所假設的心理動機越強，則證明的力量越弱。在他看來，功利主義關于仁愛的動機假設太強了。

　　第三個方面是知識。功利主義需要知道欲望在什么情況下能夠得到最大的滿足，需要計算功利的大小和得失，因此需要充分的信息和知識。與此相反，羅爾斯則設立了“無知之幕”，不允許原初狀態中的當事人知道任何特殊的信息和知識。羅爾斯為什么要設立“無知之幕”？我們知道，羅爾斯的人是追求自己私利的，但道德判斷需要公正無私。如何使自利的人做到公正無私呢？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上處于什么地位，那么他就不能在作出決定時為自己謀取利益了。無知之幕的功能就在于此。這樣，我們看到，對于道德判斷所需要的公正無私，功利主義是通過人(具有仁愛之心的觀察者)達到的，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則是通過條件(無知之幕)達到的。

　　羅爾斯在這三個問題上對功利主義的批評是否具有毀滅性的力量？我們已經說過，第一種批評是十分有力的，擊中了功利主義的要害。第二種對比的核心是正當與善的優先性。羅爾斯的批評有道理的地方是：第一，功利主義需要某種“支配性目的”，然而卻無法證明它是什么；第二，功利主義在原則上確實會允許等級制或奴隸制，如果這樣的制度能夠產生更大功利的話。但是對于比較復雜的功利主義——比如在密爾那里，福利或幸福作為善優先于正義，只是理論上的，而非實踐上的——羅爾斯的正義觀則沒有明顯的理論優勢。第三種對比的關鍵，表面上是關于人的看法，即人是仁愛的觀察者還是自利的參與者，但實際上是“無知之幕”，即為了達到公正無私，是否需要設立“無知之幕”。在這個問題上，羅爾斯是正確的。假設我們現在要完成的任務是作出需要所有相關當事人都同意的決定，那么為了達成意見一致(只有公正無私才能達成意見一致)，無知之幕是必需的。要想確保公正無私，功利主義者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無知之幕”。

三、超越對立？

　　我們將注意力調轉一下方向：探討兩種正義觀的共同性。我們可以把這些共同的地方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共享的優點，另一方面是共有的缺陷。

　　作為主流的道德哲學，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和功利主義具有一些共同的優點。首先，兩種正義觀都是“系統的”和“構造主義的”。它們是“系統的”，是指它們用最高的原則來統一相互沖突的道德直覺，就此而言，它們都是反直覺主義的。它們是“構造主義的”，是指它們的最高原則并非建立在某種先驗基礎之上，也不訴諸客觀的道德秩序，就此而言，它們都是反至善主義的。其次，兩種正義觀都把常識性的正義準則看作派生的、服從于更高的道德原則。例如，在分配正義方面，存在著“按勞分配”、“按需分配”或“按貢獻分配”的正義準則，由于這些常識性的正義準則是相互沖突的，而且任何一個準則都無法壓倒其他準則，所以它們必須從屬于某種更高的道德原則，盡管兩種正義觀在“這種更高的道德原則是什么”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最后，兩種正義觀都是“整體論的”，都認為任何特殊利益的分配都依賴于利益和負擔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的分配。這意味著，所有人都是作為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每個人的生活前景都與其他人相關。(16)

　　與指出這兩種正義觀的共同優點相比，更有意義的工作是揭示它們在理論上共有的缺陷。

　　首先，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和功利主義在善的問題上都是個人主義的。無論是羅爾斯所主張的“正當優先于善”，還是功利主義的“善優先于正當”，所說的“善”都是指個人利益，個人所追求的東西。就此而言，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確實比功利主義更有道理。但是，如果“善”是指所有人的利益或者共同體的利益，那么就很難主張“正當優先于善”了。假如確實存在著所有人的利益或共同體的利益，就有充分的理由用這種利益來定義正當。問題在于，這種共同體的利益是否存在？

　　做某件事情會使所有人都受益或受害的時候，就存在著共同體的利益。這種共同體的利益能夠壓倒“正當”。我們知道，世界各國都有關于強制拆遷的法律。抵制拆遷的個人通常情況下都有權利(基于對自己房屋的財產權)這樣做，從而也是正當的。為什么政府擁有更大的權力來進行強制拆遷？因為強制拆遷符合共同體的利益，政府更大的權力只能從共同體的利益得到解釋。如果強制拆遷只是符合開發商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而非所有人的利益，那么政府就沒有權力進行強制拆遷。什么樣的利益是屬于所有人的？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避免災難、維護和平、預防傳染病等能夠使所有人都受益，從而它們屬于共同體的利益。

　　什么是共同體？“所有人”指的是什么？因利益相關的范圍不同，共同體的所指也不同。所謂的共同體，既可以指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社區或城鎮，也可以指國家或整個人類。例如，一個工廠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會影響到附近的城鎮，它所造成的河流污染則會影響到下游的外省或外國，而空氣污染的范圍則更遠。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邊界是因事而變化的。

其次，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和功利主義都關注人們的福利，但是兩者的觀點都是片面的。功利主義對福利的重視是眾所周知的，與其相比，盡管羅爾斯實際上對福利非常關切，但給人的感覺卻并非如此。為什么人們會產生這種相反的印象呢？原因在于羅爾斯追求福利的策略和目標與功利主義不同。功利主義的策略是冒險的，它的推理使用“最大化”規則，其目標直接就是福利的最大化。羅爾斯的策略是保險的，他在推理時使用“最大最小化”規則，其目標是最低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說，功利主義追求的是福利總額最大化或每個人的平均福利最大化，而羅爾斯則要確保社會底層群體的福利最大化。功利主義關注的是福利的總量，在作出決定的時候，它主要考慮的是比較不同個人之間的福利得失。我們假設，現在涉及兩個當事人的選擇有兩個，A選擇是一個人能得到5元錢而另外一個人也能得到5元錢，B選擇則是一個人能得到8元錢而另外一個人則只能得到3元錢，功利主義會選擇B，因為它的福利總量是最大的。如果B選擇的另外一個人只能得到2元，那么這兩種選擇對于功利主義則是等值的，因為它們的福利總量是一樣的。

　　羅爾斯關注的是福利的平等，在作出決定的時候，他考慮的是比較不同個人(或群體)的福利水平。我們同樣假設，現在涉及兩個當事人的選擇有兩個，A選擇是一個人能得到6元錢而另外一個人能得到4元錢，B選擇則是一個人能得到8元錢而另外一個人則只能得到2元錢，羅爾斯會選擇A，因為A選擇中兩個人的福利水平與B選擇相比更平等。如果一種選擇是第一個人能得到6元錢而第二個人能得到4元錢，另外一種選擇則是第一個人能得到4元錢而第二個人能夠得到6元錢，那么這兩種選擇對于羅爾斯則是等值的，因為在這兩種選擇中，人際比較的福利水平是一樣的。

　　正如阿馬特亞·森(A.K.Sen)指出的那樣，功利主義的程序基于比較不同個人的福利得失，而完全不關心福利水平的比較，羅爾斯的程序則正好相反，只基于福利水平的比較，而毫不關心福利得失的比較。福利水平和福利得失對道德判斷都有影響，因此，我們在做道德決定的時候，既要考慮福利水平，也要考慮福利得失。在這種意義上，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和功利主義都是片面的。(17)

　　最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和功利主義都沒有考慮“應得”(desert)。關于分配正義，按照功利主義的原則，任何能夠產生最大功利的分配都是正義的。對于羅爾斯，只有符合“差別原則”的分配才是正義的。兩種正義觀在分配問題上追求的價值明顯不同，功利主義追求的是效率，羅爾斯追求的是平等，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把應得的觀念排除于分配正義之外。

　　西方傳統的正義理論通常都包含應得的觀念，那么為什么這兩種正義觀都把應得排除在外呢？羅爾斯的思想具有代表性。羅爾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應得。第一，所謂“應得”是道德的應得，而道德的應得體現了人們內在的道德價值。羅爾斯認為，道德的應得與分配正義無關，人們“有資格得到的東西并非與他們的內在價值相稱，也不依賴于他們的內在價值”。(18)第二，就分配而言，“應得”反映了人們在自然天賦和家庭環境方面的優勢。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以及收入的多少同他們的自然天賦和家庭環境密切相關，在自然天賦和家庭環境上擁有優勢的人通常也會占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得到較高的收入。這樣，承認應得的觀念就意味著承認這些優勢。在羅爾斯看來，任何人對于其優勢的自然天賦和家庭環境都不是應得的，從而任何人也沒有正當的理由利用這些優勢來為自己謀取利益。(19)簡言之，應得的觀念與分配正義無關。

　　其實，除了道德應得和自然應得之外，應得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含義，即人的抱負及其努力。如果一個人通過更遠大的抱負和更勤奮的努力來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的收入，那么我們會說這個人是應得的。分配正義把應得包括在內的主要障礙是如何確定應得，而如何確定應得確實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們認為，在理想的市場環境中，應得是由市場來評價的。一個人通過勤奮工作來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市場會給予公平的回報。從另一方面說，市場也只能以應得為評價的尺度來回報每個人的社會貢獻。當然，這里所說的市場必須是理想的。因此，如果分配正義的背景經濟制度是市場(無論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還是功利主義都以市場為背景經濟制度)，那么分配正義就必須考慮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