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誕辰120周年｜浮生雜詠，金石長存：《上海書評》十文重讀

施蟄存（1905.12.3-2003.11.19）

今天是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出版家施蟄存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也有說法認為，施先生生日應為1905年12月1日）。《上海書評》創刊以來，迄今共刊發十篇與施先生相關的文章，現對這些文章作如下梳理：

張新穎：《施蟄存有關〈浮生雜詠〉的信札》（刊于2012年1月8日）

張新穎老師在文中記錄了在復旦相輝堂西側蔡冠深人文館觀展時，因一封施蟄存手札而勾連出的文獻、作品與人生史。張老師本為沈從文來信而去，真正打動他的卻是施蟄存1976年致“立庵”（唐蘭）的信。信中，施蟄存以謙抑口吻，提及自己閑居時所作《百詠》（后名《浮生雜詠》）的油印本，請立庵指正且“弗為宣揚”；同時追憶1939年在云南大學與芝宇、浦江清、向覺明等人的舊交，又談及法書、拓本與金石考證，并簡略交代自己解放后在華東師大任職至前一年退休的經過。寥寥數語，隱含亂世沉浮與人事流轉的滄桑。

施蟄存1976年致“立庵”（唐蘭）的信

張老師根據這封信，補足了《浮生雜詠》的寫作、流傳脈絡：1974年施蟄存七十歲時始作《浮生百詠》，原以百首記一生瑣屑，卻因家事中斷，僅成二十余首，油印流傳；十五年后重提筆，覺得未必能達百首，遂改題“浮生雜詠”，以示不限篇數、進退有余。至1990年年底，共成八十首，施蟄存自謂不過記下“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的文學生活，而其后際遇多舛歲月之可喜可哀、可驚可笑，遠非二十首詩所能盡，于是“暫且輟筆，告一段落”。由此，一封看似平常的問候信，被張老師讀成一位老作家對自我一生寫照方式的選擇與無奈，也呈現出私人文獻對還原文學史細部的獨特價值。

陳麥青：《施蟄存先生的“發現之樂”》（刊于2013年1月13日）

陳麥青老師以“發現之樂”為線索，勾畫施蟄存在金石碑版之學上的學術成就與人格風貌。陳老師從施先生相關成果的集中出版寫起：《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展示其終身搜求的碑拓收藏，《北山金石錄》匯集其七種重要金石著述，《北山致耕堂書簡》則呈現他與崔耕多年的論碑往復。由此，原本漸成冷門的金石學重新顯出系統面貌，也讓同好者獲得更多研讀、品賞資源。

施蟄存藏《漢三老諱字忌日碑》拓片

文章接著將施蟄存置于金石學的歷史譜系中：自清代考據派、鑒賞派以降，至羅振玉等兼綜兩派者；施蟄存主要偏重以碑刻證史，尤力于《水經注碑錄》《太平寰宇記碑錄》及“諸史征碑錄”的勾稽考訂，同時不忽略碑刻書法藝術，撰有《唐碑百選》等。由于財力有限，他有意避追宋明古拓和稀見孤本，而偏重保存完好、文字可靠的整紙拓本，形成“讀書者之藏碑”的取向，其金石研究上溯史事、文字，下接書法，多家貫通。

在政治環境嚴峻、創作受限的年代，施蟄存退居北山樓，以抄碑、考石為精神寄托，在沉寂中累積成龐大而精深的“北窗之學”。他在《北山集古錄》自序中自謙為“外行人混充內行”，實則幾十年潛心研索，廣搜史傳地志、類書筆記與歷代金石著錄，往往能糾正舊說，創立新例，如通過多碑比勘總結漢碑題名的尊卑次序，回應傳統“括例”之學。

文章重點鋪陳他在訪碑覓拓中的“發現之樂”與機緣之憾：對《武后發愿文》殘碑、新出《秦王告少林寺教書碑》之再發現，對《鮮于璜碑》拓本鍥而不舍而終難如愿，都見其癡迷與灑脫。同一時期，他與周退密、邵洵美、啟功、程千帆等以碑帖往還相酬，在“非主流”的冷清環境中仍保持一小圈傳統學人的雅集與趣味。他與陳巨來之間“金石之交”，更顯示他重德行、重友義的一面。末句“斯人已矣，金石長存”，著實令人唏噓。

康正果：《“被發掘者”施蟄存》（刊于2014年1月26日）

文章以“被發掘者”施蟄存為核心，通過他與孫康宜的交往，討論中國二十世紀以來“厭舊/復舊”的文化走向，并重估施蟄存在新舊社會夾縫中的人生和學術價值。開頭從“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引出中國傳統崇古與近代反舊的劇烈轉折。1976年以后，“新時期”開始，懷舊與發掘舊人舊事的熱潮回流，許多老學人重新被尊重，施蟄存即其中著名一例。

作者以施蟄存與旅美學者孫康宜十五六年通信為線索，凸顯這位“被發掘者”的復雜面貌：他早年在松江受中西兼具的良好教育，既有扎實國學功底，又有童子功的英文訓練；青年時以新感覺小說名噪文壇，晚年轉入金石考據、古典詩詞與女性文學研究，形成學貫中西、文史互通的獨特學問結構。與作者熟悉的那一代只通舊學、不通外文的老教授相比，施蟄存的視野明顯更開闊。

信札顯示，施蟄存對英文讀物有近乎少年人貪讀的熱情，從《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到費正清中國史，甚至薩德小說，都托孫康宜代購；他興奮地形容郵包“像一陣冰雹落在書桌上”。但這份求知欲，與現實的清貧形成強烈反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月薪折合不足百美元，連航空郵資都難以負擔，只好頻頻托順人捎書，信中不時計算書價郵費，顯出了知識與貧窮成反比的尷尬。

另一方面，他又是慷慨的給予者：不斷為孫康宜搜羅明清才女的稀見詞集，如《戊寅草》《眾香詞》等，或出自己珍藏，或托人復印，對孫后來撰寫陳子龍與柳如是研究、英譯中國女性文學選本幫助巨大，也直接推動了北美明清女詩人研究的興起。

文章后半作者對施蟄存詩作與人格進行了再評價。作者指出，近現代舊體詩常被視為因襲摹仿，而孫康宜細讀《浮生雜詠》等八十首七絕，發現施詩中罕見的幽默、自嘲和從日常瑣事截取“新感覺”的本領，并以“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一聯為例，說明他如何用戲仿與自嘲，化解魯迅當年給他扣上的“洋場惡少”污名。

施蟄存年輕時照片

與魯迅的戰斗姿態相比，施蟄存一生采取“彎而不折”的隱忍姿態。在逆境中他仍“照樣做學問”，對名利看淡，只把一生視為“順天命、活下去、完成一個角色”。作者也將他的高壽歸因于這種“狷者有所不為”的內心定力，而非物質條件或保養之術，點出這位長期被誤解、壓抑，又在晚年被重新發掘的學人，真正值得珍視的是那種在風雨中不斷學、不怨命的精神。

鄭芬：《施蟄存與蘇雪林見面例證》（刊于2014年3月2日）

這篇文章就此前在《上海書評》上發表的辛夷的隨筆《八卦不易》引施蟄存和蘇雪林對同一件往事的不同回憶，針對“施蟄存與蘇雪林是否在抗戰后相見”這一史料相互矛盾的例證，提出了新的材料，對“孰真孰假，孰是孰非”做出了更細致的辨析。

辛夷文中引兩條證據：一是施蟄存回憶說，抗戰勝利后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住文化廣場旁教師宿舍時，蘇雪林曾去看他；二是蘇雪林1985年復信中卻堅稱，“僅于先生辦《現代》時見過一二面，暨南大學在上海何處一毫不知，當無過往之事”，并在日記里斥施文中所謂她赴暨大看他兼贈書一事為“完全虛構”。辛夷據此指出史料的雙刃性：記憶互相矛盾時往往難以判斷真偽。

作者鄭芬贊同“史料是雙刃劍”的基本判斷，但指出就這一具體個案而言，還有第三條關鍵線索可供考證。她檢出一封蘇雪林寫給施蟄存的親筆信（左下角有施親筆標注“1948”），全文抄錄。信中說明：前日施蟄存曾“惠臨賜教”（即施主動拜訪蘇），次日蘇雪林曾先后兩次前往“辣斐德路”尋找“高級機械學校”二九五號，因地址難覓、電話也打不通，只好“悵悵而罷”，未能當面致謝，道歉稱自己“覓路低能”，并說明“明日六時即乘機返鄂”。

通過這封信可以確認：1948年2月下旬，施蟄存與蘇雪林確曾在上海會面一次，是施上門拜訪，其后蘇雪林試圖回訪卻未找到施的住處。“辣斐德路”正是施回憶中“文化廣場旁邊”的地段。因此，施后來所說“抗戰勝利后蘇雪林去看過我”，雖在細節上有誤（來訪未成功），但并非子虛烏有；而蘇晚年說“當無過往之事”“完全虛構”，至少在是否見過面這一點上并不準確，更接近于記憶的缺失或混淆。

羅遜：《鼓鼙聲里思悠悠——沈祖棻致施蟄存信札》（刊于2017年5月3日）

文章通過一封剛出現在拍場上的書信追溯并還原了施蟄存與沈祖棻、程千帆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深厚情誼，同時也勾勒出特殊時期知識分子在政治高壓與生活艱困中的處境與心態。

作者簡要介紹了這封信的流傳情況：沈祖棻1976年1月8日自武漢致信施蟄存，兩頁滿紙，卻未被《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和《程千帆沈祖棻年譜長編》收入。作者以沈1932年《浣溪沙》中的“鼓鼙聲里思悠悠”為題，點明這是戰栗時代中一封溫厚而私密的家常信。

接著，文章以信中內容為經，以相關年譜、書信與回憶材料為緯，細致梳理三位學人當時的具體境況：施蟄存1975年秋獲準從上海師范大學退休，并以詩紀之，頗有曳尾泥涂的灑脫；沈祖棻則在1975年夏從武大退休，寫《優詔二首》自遣，但很快在寫給學生王淡芳的信中流露出“惟日忙三餐，夜圖一宿”的蒼涼感。

沈祖棻、程千帆、程麗則全家福

信中大量篇幅談病情與家務。作者依據《自傳》和年譜，回溯沈祖棻自1947年高齡生產后連遭誤醫、多次大手術，元氣大傷，以致久病纏身，一次漢口賞菊便“纏綿經旬”；1970年代又因被迫遷居武昌小碼頭九區的偏僻舊屋，生活艱困、幫手難求。她在信中絮絮談到老病、貧困與家務重負交織的現實。

文章借一紙殘信，層層追索背后的人生與時代，表現了幾位學人的文雅、堅忍與相知之情，并以此紀念1977年車禍身故的沈祖棻逝世四十周年。

羅遜：《新見樓適夷致施蟄存信札》（刊于2018年2月17日）

文章圍繞一通新見于拍場的“樓適夷致施蟄存信札”，考證其時間與背景，并借此梳理樓、施二位作家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交往脈絡，同時延伸到施蟄存整理蘇曼殊作品、《百花洲文庫》和《外國獨幕劇選》等書的來龍去脈。

兩人最初的“結緣”是因1931年樓適夷從日本歸國，在《文藝新聞》上發表《施蟄存的新感覺主義》，把施劃入“新感覺派”，阿英、杜衡等相繼卷入論戰，直至1933年施在《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中鄭重聲明自己只是運用弗洛伊德派心理小說手法，并不自認“新感覺主義”。這段名目之爭成了兩人關系的起點。

樓適夷致施蟄存信札

拍場所見這封信寫于“二，二三”，作者據信中所提《燕子龕詩》（1981年9月）和《外國獨幕劇選》（第一集1981年6月出版）斷定應為1982年2月。信中，樓適夷感謝施寄贈兩書，順勢談到蘇曼殊研究史上柳亞子舊作《新傳》的訛誤及其后修正，提醒施注意曼殊身世考證的新成果，并建議若可能可將《斷鴻零雁記》《海潮音》等收入“百花洲文庫”。同時他回憶當年為左聯籌款而編《創作的經驗》的情況，表示是否重印由施決定；又自述年老體衰，“一天打漁，兩天曬網”，與施的“勤懇地寫作、翻譯與編書”形成對照。

作者借此信轉入施蟄存與蘇曼殊的“神交”：自少年在《南社集》中讀到蘇詩而成崇拜者，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對學龔定庵一派（包括蘇曼殊）頗為冷淡，再到特殊時期重讀柳亞子刻本《燕子龕遺詩》，感到“好像遇到了青年時代的老朋友”，據以自抄一部蘇詩以“解悶銷愁”，并最終形成1981年出版的《燕子龕詩》。

文章詳述了施、樓兩人的書信往還與現實交集：1932年《文藝新聞》刊出《施蟄存談一生之希望》，其實是樓將施的推辭回信全文刊印；1933年樓以“左聯任務”之名邀稿《創作的經驗》，施爽然應允并將稿酬全捐；新中國成立后兩人僅在1954年全國文學翻譯會議等場合同現；1977年起因譯事和存稿問題重續通信，互相感喟“十年辛苦不尋常”；1980年施赴京查資料、訪舊友時與樓再會，樓又推動《創作的經驗》再版，并婉拒自己作品入“百花洲文庫”的提議，坦言舊稿欠佳、舊譯多為轉譯。

文章末段轉向出版史：一方面交代“百花洲文庫”三線并舉（新文學絕版、古典別集、外國短譯）的編輯宗旨及其曇花一現；另一方面回顧《外國獨幕劇選》六集從八十年代初暢銷到后期印數銳減、拖延多年方出齊的曲折歷程，以及主編施與已逝編輯海岑之間跨時空的舊緣重續。作者借這一封信，串連起樓適夷、施蟄存、蘇曼殊三人間的文緣與情緣，也讓讀者在拍場碎紙間重新看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段隱在背后的學術與出版側影。

謝其章：《聽施蟄存講那過去〈現代〉的故事》（刊于2018年12月25日 ）

文章以作者謝其章個人的淘書經歷為引子，結合施蟄存晚年的回憶，重溫三十年代《現代》雜志的逸事與風貌，同時穿插郭沫若“爭座位帖”公案，展示那一代文人、刊物與讀書人的趣味世界。

《現代》雜志

文章開頭寫作者對原版老期刊念念不忘，寧缺影印本，只求收齊真本。《現代》影印質量雖高，但原版獨有的書影、插圖，最能傳出三十年代的“文藝氣息”。他講到二十多年前在濟南一口氣買到二十幾期《現代》，已含創刊號，卻仍非全套；幾年后又在潘家園淘到一套仍缺幾期的《現代》。施蟄存在《〈現代〉雜憶》中說，第三卷第一期原本夾贈《現代中國木刻選》別冊，但因體量小、易被取出，完整套書中往往不存。作者先是在第三卷第一期撲了個空，心有不甘；整理第二套時，竟意外在第三卷第二期里翻出這冊薄薄的木刻別冊，欣喜若狂，把這種“誤插”的小戲劇與紀果庵舊文中《東方雜志》里偶然夾出一本《文學》戰時版的故事相對照。

文章隨后轉向施蟄存所說“大作家不容易侍候”的經歷，集中敘述郭沫若與《現代》的“爭座位帖”公案。施為創辦《現代》多方約稿，在葉靈鳳、杜衡幫助下才爭取到郭沫若同意先在《現代》連載預定由現代書局出版的《離滬之前》。四卷一期排印時，因目錄中郭沫若署名排在周作人之后，郭聞訊后立刻通知取消在《現代》的繼續刊載，改為直接出單行本。施、杜只好聯名致信極盡婉轉解釋，終獲郭以名言式回信：“所爭非紙面上之地位……我志在破壞偶像，無端得與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自稱“請笑笑可也”，使風波化解。

最后，文章回到刊物本身。施曾回憶把《現代》改為“半年六期為一卷”，第四卷是風格最鮮明的一卷。他邀請當時受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影響的畫家龐薰琴、張光宇、雷圭元等輪流設計封面，使第四卷六期在視覺上都極具現代藝術趣味。作者重提這段往事，意在借施蟄存的回憶與自己淘書的實感，讓讀者看到：為了文學與藝術，一代人曾在一本月刊的紙頁上傾注多少心力、才華與熱情；而這些熱情的余溫，今天仍能通過一本夾錯別冊、一次心跳加速的淘書經歷，被后人觸摸到。

沈亞明：《施蟄存致沈仲章函：紀念戴望舒》（刊于2018年5月29日）

文章圍繞施蟄存1984年11月25日寫給沈仲章的一封信展開，作者沈亞明（沈仲章之女）借此信回溯父親與戴望舒、施蟄存的交往，并嘗試考證戴望舒兩本日記的成書年份，同時抒寫自己作為下一代未能記錄父輩回憶的遺憾。

作者原以為父親在北大時期便同時結識戴望舒和施蟄存，后來發現未必如此，但可以肯定兩人有許多共同友人。新近見到的一封施蟄存致沈仲章信函，內容主要談亡友戴望舒，是兩位老友在八十年代的再度往還。

施蟄存（左）與沈仲章（右），上海施寓，1980年代；邵嫣貞攝。

信中有三件事囑托：第一，請沈仲章幫助推算施手里保存的“二本戴望舒日記”的寫作年份。日記無年份標注，但其中寫到穆麗娟已經回上海，徐遲、陳松夫婦與沈仲章都住在戴家樓上，樓下是“馬師奶”（香港大學馬爾蒂夫人家“木屋”）。第二，施蟄存另附一紙，列出幾個關于戴望舒的問題，請沈加注后寄回。第三，他轉告：香港將創辦《中國新聞社》支持的“香港文學”月刊，擬于次年三月號做戴望舒紀念專號，希望沈能寫一篇幾千字的回憶，詳述望舒在港生活，因為沈恐怕是“最詳知的人”。

作者重點圍繞推算日記者的年份展開考證。她根據父親回憶及其他資料，勾勒出“木屋”的住客格局與時間軸：約1938年起，沈仲章先入住；1939年前后戴望舒一家搬入；1939年秋陳松暫回滬，1940年春再返港，徐遲一家才真正“住在望舒家”；穆麗娟大約在1940年秋冬即離港回滬；沈本人則在1941年10月中旬后因出差離港，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未能回港。由穆麗娟已在上海、沈尚在“木屋”、陳松已回港同住等條件，作者排除1942年之后，認為日記不早于1940年，又因1940年秋冬之后時間太短，且施瀏覽后仍難判定是否跨年，故綜合判斷：這兩本日記最可能寫于1941年。

文章以溫婉的口吻，將家族記憶、文人友誼和學術考證交織在一起：一封短短書信既是施、沈、戴三人友情的見證，也是研究戴望舒流寓香港歲月的重要線索，更讓后輩意識到：記錄上一代人的口述與文獻，是時間面前難以再彌補的責任與遺憾。

馬鳴謙：《施蟄存外文藏書摭談（上）》《施蟄存外文藏書摭談（下）》（刊于2020年10月10日 ）

文章通過考察蘇州大學“李歐梵書庫”中保存的施蟄存外文藏書，來重構這位現代作家“西窗”——即其西方文學閱讀與吸收的一面，并藉此折射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獨特的文化生態。

開篇先簡述施蟄存的身世與“四扇窗”自況：東窗為中國古典研究，西窗為西方文學翻譯，南窗為植根楚文化的創作，北窗為金石碑版。作者出于同鄉情感，特別關注西窗，遂在季進引介下，到蘇州大學翻閱施氏遺存的數十種外文藏書，認為這些實物比文字更能說明其閱讀趣味與創作來源。

“Discover，discover，discover，這才是生命的目標。”——施蟄存

正文從兩個維度展開。其一是對二十余種代表性藏書的逐一鉤沉：從俄國庫普林《沙夏》英譯本，到奧登第一部詩集；從施尼茨勒《愛爾賽小姐》德文版到勒韋爾迪、圣埃克絮佩里《夜航》、赫伯特·里德《現代詩歌的形式》；又及奧斯丁《愛瑪》、靄理士散文選、于斯曼《逆流》、圣伯夫《周一漫談》、門羅編《二十世紀詩歌選》、維爾哈倫、葉賽寧《安魂彌撒》法文版（署“莪伽”，即艾青舊物）、拉迪蓋《魔鬼附身》、恰佩克隨筆、馬拉美譯《愛倫坡》、萊奧帕爾迪散文、阿波利奈爾《醇酒集》、布勒東《白頭發的左輪手槍》、艾呂雅多種詩集、塞利納《茫茫黑夜漫游》、古羅馬《薩蒂利卡》王爾德英譯本、戴維森詩集、《布爾芬奇的神話》《古埃及神話》以及語法書《法文初范》等。作者不僅交代版本、譯者、出版機構和藏書票，還反復勾連施蟄存的翻譯清單、小說主題（性欲、志怪、都市幻想、“善女人”日常生活）、心理與性學閱讀（弗洛伊德、靄理士）、對超現實主義的興趣等，顯示這些書如何具體轉化為他在三十年代的創作風格和思想資源。

施蟄存藏書票

其二是追溯這些藏書的獲得途徑與時代語境。文章詳述上海當年外文書業的繁榮：別發書店、中美圖書公司、伊文思書局、內山書店以及大批西文舊書店，為施蟄存等提供大量原版或翻印書刊；他常以有限稿酬在虬江路、蓬路口等地淘舊書，曾在會計學書堆里翻出《魯拜集》，亦因價格昂貴放棄購買卡薩諾瓦回憶錄全本。另一渠道是友人代購與饋贈，如托留法的戴望舒幫找Breton宣言、《查太來夫人的情人》等，艾青贈葉賽寧詩集等。

文章后段沉痛回憶“無相庵”藏書的毀滅：松江老屋書齋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被日機炸毀，大量中外書籍、手稿、字畫、魯迅來信等化為烏有，施蟄存賦詩抒懷，并在《我的家屋》中將這間書齋視為“全副家產”。書后，作者上升到文化史視角，指出正是上海開放多元的書業和文化土壤，使施蟄存、戴望舒、劉吶鷗等一代作家得以與歐洲現代主義幾乎同步，廣泛吸收愛倫·坡、葉芝、波德萊爾、福克納、超現實派等資源，形成獨具風格的譯介與創作高峰。施蟄存在其中是典型個案，其外文藏書既是個人審美與寫作的源頭，也是近代上海文化現代性的縮影。

劉軍：《施蟄存與陳慧華》（刊于2025年12月8日）

文章以施蟄存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為背景，寫他與結發妻子陳慧華七十余年相濡以沫的一生，借細致的史料梳理，糾正多情海派作家必然風流的刻板印象，呈現了一段極為傳統又深情穩定的現代文人婚姻。

作者首先強調了施蟄存一生對女性的關注與尊重：作品中大量女性主角，研究唐代女詩人，翻譯女性題材作品，與女作家、女學者往來平等親厚。盡管他常被視作“多情海派”，但在現實愛情與婚姻上卻極其專一，對妻子忠誠一生。

1940年夏天，施蟄存從昆明回滬探親與陳慧華合影。

1928年（從子女生年推斷）施蟄存在松江與大他一歲的陳慧華成婚。沈從文、丁玲、胡也頻、戴望舒等文壇好友前來道賀，婚宴上特設松江四腮鱸魚火鍋，成為文學青年們久久難忘的鱸魚之宴。

通過施家后人和日記資料，《同仇日記》《西行日記》等，可見陳慧華的出身與家族情況。陳家祖籍為金山（今上海金山區），抗戰時家人避居朱涇。其兄陳秋實是律師，后在汪偽政權任職，戰后遭輿論抨擊；父親可能是《時報》老會計陳景歐，小報還說她是報人陳冷（陳冷血）之侄女，尚待考證。

二人婚后，在施家老屋中，父母將較好的臥室讓給新婚夫婦，自己退居潮濕偏房；陳慧華則是典型的“賢內助”：生育撫養四子一女（長女早夭），侍奉公婆、操持家務。口述材料和報刊軼聞都顯示兩人感情融洽：施忙于創作和編輯，幾乎不管家務；妻子不懂文藝卻全力支持。

抗戰爆發后，施蟄存赴云南大學任教以維持生計，《同仇日記》中密集記錄了他與妻子商議去滇、她強忍不舍幫他整理行裝、電話挽留以及自己對撇下高堂幼子的內疚；途中頻寫《寄內》詩寄掛念。松江老屋被炸毀的電報讓他在遠方心如刀割。1937至1945年間，夫妻長期分居，只在1940年短暫一家團聚于香港學士臺半年，之后再度顛沛。

陳慧華既是施的家務支柱，也是朋友間的溫和紐帶。戴望舒日記中托她和周黎庵等常去找穆麗娟解寂寞，可見其可靠可托。

施蟄存與陳慧華結婚六十年紀念合影，1988年12月2日。

1957年、1966年施兩遭迫害，家庭陷入困頓，陳慧華無怨承擔一切。施為她寫下“淡如水，甜于蜜”六字，沈軼劉更以“淡如水，甜于蜜”作伉儷頌。晚年她多病，施在日記《閑寂日記》《昭蘇日記》中不斷記其就醫、散步、出游，自己的稿費工資基本全交由她掌管。1990年代訪客回憶，九十多歲她仍為施斟茶、接待客人。

2001年陳慧華去世，施因悲慟臥床三月，從此身體大壞，兩年后亦逝。一位被稱為“洋場惡少”的現代作家，在私生活上卻與一位不寫詩、不登報的傳統女性，走完了七十三年淡如水而甜于蜜的婚姻路，構成中國現代文壇中少被書寫卻極值得記取的一段伉儷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