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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博物館的展廳里,有一幅讓無數人駐足的畫——《七君子圖》,十余米的長卷靜靜鋪開,墨色的竹葉在宣紙上舒展,如果你湊近些,你會看到卷首三處不同年代的題字:“六逸圖”“六君子圖”“七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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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一幅畫會有三個名字?要解答這個問題,得先回到畫作誕生的元朝。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漢人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許多讀書人想通過科舉做官,卻屢屢碰壁。仕途走不通,他們就把心思放進了筆墨里。而竹子,成了最能代表他們心境的植物——竹子空心,象征“虛懷若谷”;竹竿挺拔,代表“不屈風骨”;即便在寒冬里,竹子也能保持翠綠,就像文人心中不變的氣節。
那時候,畫墨竹是文人圈的“潮流”,但每個人畫的竹子都有自己的特點。《七君子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把元代六位畫竹高手的七幅墨竹“湊”在了一起,像一場跨越時空的“竹子聚會”。
這六位畫家里,有“元四家”之一的吳鎮,他畫竹時愛用寫草書的筆法,竹葉像在風中跳舞;有擅長畫彎竹的顧安,他筆下的竹子哪怕彎著腰,也透著一股要向上生長的勁兒;還有留下唯一傳世作品的趙天裕,他的《渭川之竹圖》里,竹子長在水邊長滿青苔的坡岸上,蒙蒙的煙雨仿佛能從紙上飄出來……可以說,這六位畫家風格各異,各具特色。
然而最特別的卻是柯九思,他在卷子里畫了兩幅竹。前一幅小心翼翼,竹葉的排布規規矩矩;后一幅卻像換了個人,筆墨揮灑自如,竹葉濃淡交錯,連竹竿上的紋理都透著瀟灑——這就是他最拿手的“柯氏墨竹”。
《七君子圖》一開始并不叫這個名字,它最早的名字是“竹林七友”,就像魏晉時期那七位志同道合的文人“竹林七賢”一樣。這個名字的“誕生”,要歸功于收藏家繆曰藻。
康熙年間的收藏家繆曰藻在其專著《寓意錄》中最早記錄了一張名為《竹林七友》的長卷,他把元朝趙天裕、柯九思、趙原、顧定之、張紳五位大畫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長卷中,其中,柯九思與顧定之各二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竹林七友”。
可誰也沒想到,這卷畫的“命運”,會比畫里的竹子還要曲折。乾隆年間,這卷畫落到了收藏家喬崇修手里。喬崇修藏了它十年,不知是覺得“七友”不夠雅致,還是想讓畫更“獨特”,竟然裁掉了其中一幅顧定之的墨竹,還把原來的“竹林七友”卷首也去掉了。他自己寫了“六逸圖”三個大字補在前面,給畫改名叫“竹溪六逸”。這下,“七友”變成了“六逸”。
又過了幾十年,道光年間的蔣光煦得到了這卷畫。蔣光煦是個細心人,他專門寫了一本《別下齋書畫錄》,把卷里每幅竹畫的作者、畫法都記了下來,生怕這些信息丟了。其中就包括這“七君子圖”——不過當時還叫“六君子圖”。可好日子沒過多久,很快戰火燒到了蔣家,他珍藏書畫的“別下齋”被燒毀,蔣光煦又急又氣,沒過多久就嘔血去世了。這卷畫也跟著流落到了古董市場,像一片被風吹走的竹葉,不知要飄向哪里。
幸運的是,它遇到了“伯樂”李鴻裔。李鴻裔是當時有名的文人,他在古董店里看到這卷畫時,眼睛都亮了。他花重金買下畫,越看越喜歡,并在日記里寫道:“重看一遍,幅幅精妙,蓋元人墨跡中之神品也。”在他眼里,這哪里是普通的墨竹,分明是元代文人精神的“活化石”。
李鴻裔之后,這卷畫又幾經轉手,最終落到了清代大收藏家顧麟士手里。顧麟士家里有座“過云樓”,是近代聞名于世的書畫、古籍收藏之所,專門收藏歷代書畫,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的美譽。
顧麟士購得了這張長卷后,剛好又得到一張元代吳鎮的墨竹橫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于是這張圖又從“六逸”變成了“七友”。至此,畫作重歸“七幅”之數,顧麟士為其賦予了最終也是最貼切的名字——《七君子圖》。
從顧麟士到他的子孫,不管遇到多少困難,都沒舍得把這卷畫賣掉。20世紀60年代,顧家人把畫交給蘇州博物館保管,想著讓更多人能看到它。
如今,當你站在《七君子圖》前,看到的不只是七幅墨竹,更是一本鮮活的“歷史書”,以及歷代文人與藏家共同守護的精神史詩。
文/馬慶民
編輯/陳品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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