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成渝雙城歷史文化特質及異同‖何一民 謝麗云

成渝雙城歷史文化特質及異同

何一民 謝麗云

【摘要】成渝雙城的歷史與文化不僅僅是城市的發展脈絡,同時也承載著巴蜀文化底蘊,更是華夏“多元一體”文化體系的典型象征。其中,成都因偏安而興文教,故有“蜀文化”獨領的風騷;重慶因險要而尚武,則有“巴文化”彰顯的剽悍。這兩類看似對立凸顯的文化特質卻和合兼容于西南,共同形成了極具地域特色的亞文化體系——巴蜀文化。探究機制形成的原因、探索文化塑形的進路,成渝雙城的自然地理、地域功能和歷時性等因素,無疑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這也是時代人文所遺留的文化痕跡。不僅如此,透析“巴”與“蜀”的交流,同樣可以彰顯中華民族多元寬容的文化胸襟,從而有助于理解并推進當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進程。

【關鍵詞】成渝雙城 歷史文化 共性 個性

成都地處長江上游、青藏高原東緣、云貴高原北側,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素有“天府之國”之美譽,是中華文明發源地之一。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孕育了輝煌燦爛的早期文明。遠在距今4500年至3000年左右,成都平原就產生了數量眾多的早期城市,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自成體系的古蜀文化;而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地區也產生了巴文化和多個城市。巴蜀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進程中具有很強的開放性與包容性,與華夏主流文化具有一致性,在中華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發揮著突出的作用。縱覽數千年巴蜀文化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巴蜀文化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多元文化并存與交融,從而形成了開放與包容的文化內涵。巴文化與蜀文化作為巴蜀文化的兩大亞文化體系,既有共性,也有若干差異性,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文化具有崇文重教、尚游好樂的文化特質,以重慶為中心的巴渝文化則有尚武耿直的文化特質,之所以出現這種差異,與兩種文化的形成機制有密切關系。文化的形成機制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環境因素、地域功能性因素和歷時性因素等構成。本文主要就這三大要素來考察成都和重慶歷史文化特質形成之異同路徑。

一、成都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及形成機制

成都是一座具有4500多年城市文明史的文化名城,自古便為西南重鎮,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城市文化獨具個性和魅力。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區域中心的城市地位,為成都城市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優勢。可以說,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成都平原孕育了瑰麗綺艷且獨具特色的成都城市文化,成都城市歷史文化具有四大特質:“一是和諧包容的文化氣度,二是開拓創新的文化精神,三是崇文重教的文化傳統,四是張弛有道的文化心理。”此四大文化特質的形成與自然地理環境、地域功能和歷時性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成都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形成的自然地理環境因素

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演變都離不開自然地理環境的支撐。從文化發生學的視閾來看,自然地理環境因素是文化形成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特定的自然生存條件往往決定一個獨立文化體系最根本的性質,這也是各種地域特色文化形成的一個客觀前提。不同民族的文化創造與生成,均有自已特定的文化生態,而這種文化生態的形成首先就受該民族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近代史學大家錢穆指出:“各地精神文化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其精神文化。”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指出:“人類受多種事物的支配,就是:氣候、宗教、法律、施政的準則、先例、風俗、習慣”,其中,“氣候的影響是一切影響中最強有力的影響”。德國思想家黑格爾則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系統精辟地闡述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地理的基礎影響著人民的生產、生活形式和性格的類型,從而影響著各個民族在歷史上發生、發展及其所處的地位”。因此,考察一個文化體系的性質和特征,就不能不首先研究這一文化體系賴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環境。當我們考察成都城市文化形成機制時,也應首先從成都城市文化賴以發生、發展的地理環境入手,進而探討城市自然地理環境與城市文化之間的聯系。

人類早期的城市都是位于自然地理環境較為優越的地區。北緯30°地帶,自然地理環境優越,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重要發源地。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已經出現早期城市文明,蘇美爾地區先后建立了多個城市國家;同期,非洲北部的尼羅河文明和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恒河文明也發展起來。中國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成為東亞文明的孕育地。成都位于東經103“10'～103“40'、北緯30°54'～3126’,正好與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具有地理上的共性,故而至少在距今4500年前成都城市文明就開始崛起。

成都在自然地理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些因素成為支撐成都不斷發展的基礎。

從宏觀地理位置考察,成都位于中國四川盆地西部,深居亞歐大陸內陸腹地。盡管成都周環群山,但它與中原、西北、西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有著數條交通線緊密聯系,成都“成為古代長江經濟帶、南方絲綢之路和北方絲綢之路三大交通線和經濟文化帶的交匯點”。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又使成都成為古代中國西部對內對外開放的樞紐。可以說,古代中國其余任何重要城市都不具備這一地理優勢,如北方大都會長安、洛陽、開封等有秦嶺、淮河橫亙,不能與長江、南方絲綢之路直接相連接;而南方的大都會建業、揚州、杭州、廣州等也因地理原因不能與北方絲綢之路直接相連接,唯有成都成為三大交通線和經濟文化帶的交匯點,從而使成都在中國占有非常重要和獨特的地位,成為兼具南北東西多元文化于一體的大都會。大量考古實物發現表明,以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橋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與黃河上中下游古文明聯系緊密,也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古文明有著深度的交往,甚至包括云貴高原在內的廣大西南地區,也因南方絲綢之路的開辟與古蜀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以成都為中心的古蜀文明呈現出多元文化交會交融的特點,為成都從區域城市向全國性中心城市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漢代成都成為全國五大都會之一“位列五都”;而唐宋時期成都則成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之一,史稱“揚一益二”。

從微觀地理環境來看,成都坐落在中國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的中西部,成都平原三面環山,西北高、東南低,“在距今一億三千多萬年前,成都平原是古巴蜀湖的一部分,后來與整個四川盆地一起隆起成陸”。因“龍泉山和龍門山的抬升而相對下降,從而在接受周圍河流所帶來的大量沖積物基礎上形成一系列山前沖積扇,繼而連成一片地勢廣闊、土肥植豐的大平原,而該平原又位于岷江與沱江兩大水系的低分水嶺上”。成都城所在位置地勢稍高于周圍河道,狀如魚背,既有利于解決城市供水,又能防止水災侵害,當兩千多年前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更是具有優于其他區域的地利水利優勢。《華陽國志》記載:“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早則引水浸潤,雨則堵塞水門,故記曰:水早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成都府志》也記載:“成都有天地之生殖有人事之生殖。大蓬雪嶺青城瓦屋岷環繞,周如城垣,而殖貨業茂此天地之生殖也。神禹導江,川李冰穿江疏渠令蛟蜃怖,藏卒開沃野千里之利,此人事之生殖也。天地之生殖資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之天。”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與人類智慧的結合,使成都成為繼關中平原之后另一個“天府之國”。正如《成都古今集》開宗明義就說:“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在如此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產生的成都城市文化,無疑是一種極度寧靜、優雅如田園詩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

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為成都城市歷史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條件,也為成都人形成浪漫文學思維以及悠閑舒適的生活方式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進而形成崇文重教、尚游好樂的社會風氣和生活習俗。“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于逸樂”“俗不愁苦,尚侈好文,民重蠶事,俗好娛樂”。諸如此類的記載不絕于書。可以說,正是平疇千里、氣候溫潤、物產豐饒、風光絢麗、有著“天府之國”美譽的成都平原為瑰麗多彩、浪漫綺麗的成都歷史文化獨特氣質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環境和物質基礎。

(二)成都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形成的地域政治功能性因素

成都城市歷史文化的形成,除了受自然地理環境影響外,地域政治功能因素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成都自遠古以來就一直是區域性的政治中心。至少在開明王朝時期,成都就已經確立了在西南地區的政治中心地位。秦并巴蜀后,成都開始成為大一統國家的區域性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并在其后漫長的時期內作為中央王朝統治西南的區域政治中心,甚至在一定歷史時期還成為偏安王朝的都城,如東漢時期公孫述稱帝,國號成家,以成都為都城;三國時期劉備建蜀漢政權,也以成都為都城:此后成都還相繼成為大成國和前蜀國、后蜀國的都城。元朝建立行省制后,成都就成為四川省省會,其省域政治行政中心地位一直未曾發生變化。

美國史學家羅茲·墨菲認為:“世界上大都市興起,主要依靠兩個因素:一個大帝國或政治單位,將其行政機構集中在一個杰出的中心地點(羅馬、倫敦、北京);一個高度整體化和專業化的經濟體制,將其建立在擁有成本低、容量大的運輸工具的基礎上的貿易和工業制造,集中在一個顯著的都市化的地點(紐約、鹿特丹、大阪)。”而成都作為大都市的興起發展,與長期作為區域政治中心有著直接的關系。在古代中國,政治力量一直是推動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城市規模的大小、發展速度快慢與其城市的政治行政地位成正比,政治中心城市優先發展是古代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成都之所以歷三千余年而不衰,城址不移,城名不改成為中國甚至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成都長期是區域政治中心城市。因此成都的歷史文化形成與發展也與成都的區域性政治中心的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無論是成都城市的崛起還是成都城市的衰退,都與政治行政地位的興衰有著直接的密切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成都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地方行政中心的興衰史。如此政治環境給成都歷史文化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為成都城市文化的發展奠定了政權基礎,或可稱為權力基礎,并又在此基礎上通過政治權威不斷聚集著各種文化資源,使成都這個區域行政中心疊加上區域文化中心的功能。幾千年來,每當成都政治興盛之際,教育、科技、繪畫、音樂等大量文化資源都在成都薈萃。漢代,成都出現了司馬相如、揚雄、王褒等一批文學宗師、大師;唐代,成都更是文化發達,名人云集,以至于大詩人白居易也感嘆地寫道“詩家律手在成都”,并形成了“自古詩人例到蜀”的文化現象;另外唐宋時期成都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繪畫中心、出版印制中心,這些都與成都的區域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有著密切的關斉日月市。另一方面,成都的區域政治中心地位的長期確立,加上“天府之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優勢,使西蜀士民形成了獨有的思維方式,他們往往不拘一格、特立獨行,既不離經叛道,也不強調道德說教,從司馬相如到陳子昂,從李白到蘇軾,從郭沫若到巴金,這些歷史名人皆具有不拘禮法、崇尚自然、張揚個性、獨抒性靈的文化氣質。這些名人的文化氣質對成都歷史文化產生了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最終沉淀為一種地域文化精神。

(三)成都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形成的歷時性因素

在城市文化的形成機制中,還有時間的作用,這就是城市人文傳統的歷史變遷。任何一個城市的文化都不是在一天當中突然產生的,而是有一個漫長的積淀過程,時間本身就是影響城市文化的重要因素。城市文化的形成演變與城市的變遷息息相關,城市歷史越長,對城市文化的影響就顯得越為重要。

從秦統一巴蜀到20世紀的兩千余年間,成都城市發展過程曲折復雜:波瀾起伏,既有輝煌的繁榮,如漢代成都文化出現高度的繁榮,產生了若干著名的文化名人,唐代成都經濟發達,文化興盛,達于一個高峰;也有戰爭劫難和破壞,甚至文化毀滅的情形,如元明清時期,成都文化屢遭戰爭嚴重破壞而處于衰退和曲折發展之中。明代,天府之地也曾產生了虞集、楊慎等聞名全國的文化名人,但成都文化的影響力已大為減弱。明清之際,長期的戰爭對四川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大災之后有大疫,戰爭、瘟疫、饑荒等相互疊加,導致四川人口大幅度減少,生產力遭受極大破壞,成都文化也走向頹敗。清中后期,隨著四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成都文化才出現新的轉機。一批有識之士為復興蜀學、扭轉學風,先后在成都府城和所屬各縣創辦了錦江書院、墨池書院、芙蓉書院、潛溪書院、尊經書院、繡川書院(金堂)、崇陽書院(崇州)、萬春書院(溫江)、九峰書院(彭州)、唐昌書院(郫縣)等20余所書院,其中錦江書院和尊經書院分別成為清前中期和清后期四川培養人才的搖籃,西蜀大地一時人文蔚起,風氣為之大變。而清末的廢科舉、興學校,更是培養了大批新式人才,為成都文化的變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新生力量。晚清民國,成都歷史文化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開始了早期現代化的艱難蛻變和轉型。維新變法運動、立憲運動、保路運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新文化運動等此起彼伏,楊銳、劉光第、蒲殿俊、張瀾、龍劍鳴、吳虞等人脫穎而出。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四川傳播,王右木、吳玉章、鄧小平、陳毅等一大批新式知識分子登上了歷史舞臺,叱咤風云,為成都文化的改革和創新增添了新時代的文化思想因子。民國時期,成都歷史文化在近代風云變化進程中出現了創新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相繼產生了李劼人、巴金、郭沫若等一批蜚聲中外的文學大家,成都文化又達到一個時代的新高峰。抗日戰爭期間,四川成為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基地,各族人民為抗戰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而國內許多高校和優秀人才的入川,進一步融合了東西方新文化,圫在的一動了成都歷史文化向近代轉型。

由此可見,數千年來,成都雖然歷經劫難和變遷,但沒有就此消亡,而是憑借其堅韌不屈的城市精神和歷史文化的支撐獲得再生,從一次次的墉上型現濤熬中奮起振興,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在對歷時性因素的考察中,我們已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成都城市所具有的那種頑強的再生能力,盡管屢次遭遇破壞,但都能很快得到恢復,并始終保持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而這一切又正好說明了成都城市歷史文化傳統與精神力量的強大。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作為成都城市文化特質的形成與以上三大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城市的房屋建筑可以燒毀、城墻可以失去,但成都城市文化經過歲月的磨礪與沉淀,實已深入城市骨髓之中、滲透到城市居民的血液里,形成城市歷史文化內在的核心理念與精神,并作為區域的集體潛意識,代代相傳并不斷創新發展。

二、重慶城市文化特質形成的機制

巍峨的高山,蜿蜒的河谷,承載著重慶三千多年的城市文明史,如今重慶不僅是我國第四個直轄市,也是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和科技、文化、教育事業的中心城市之一。重慶與成都一樣,也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城市文化同樣歷經了數千年歲月磨煉,成為巴文化的代表。重慶相比成都,同樣歷史悠久,也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質,而這嘯是中文化特質的形成也是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

圖源:渝中發布

(一)重慶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形成的自然地理環境因素

重慶地處青藏高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之間的過渡地帶,位于四川盆地東南緣,地貌組合差異大,以山地居多:華鎣山—巴岳山以西為丘陵地貌,華鎣山一方斗山之間為平行嶺谷區,北部為大巴山山區,東部、東南部和南部屬于巫山大婁山山區,此外在巴渝地域還有八面山、明月山、金佛山、觀面山、黃草山、方斗山、太陽山、云頂山、仙女山、開縣一字梁、陰條嶺、太平山、星斗山、人頭山、七姊妹山、萬朝山、崩尖子、神農頂、大神農架等山脈。據統計,重慶的山地面積約為6.24萬平方千米,占總面積的75.8%,丘陵面積近1.5萬平方千米,占總面積的18.2%,臺地和平壩只占6.0%。整個重慶所在的區域可謂重巒疊嶂、起伏不平,是一座典型的“山城”。

重慶不僅多高山,而且多河流,其行政區域內江河縱橫、交織若網,自古有著舟楫之利。長江于流自西向東橫貫全境,流程長達665千米;嘉陵江自西北而來,三折入長江。長江干流重慶段,匯集了嘉陵江、渠江、涪江、烏江、大寧河等五大支流及上百條小河流,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慶又是一座典型的“江城”。綜合起來看,重慶就是一座山水之城,江、山、城實現了完美的結合: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山在城市之中,城在山之中;雙江如玉帶,雄關立峭壁;江隨城市流,城隨江水轉。然而,江、山、城完美結合的自然地理環境沒有為重慶帶來適宜農業文明產生與發展的完美條件。如果說水旱從人的自然地理條件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國”的悠然自得和豐衣足食的話,那么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地區則是山高水深,江河縱橫,山地連綿,峽高林密,崎嶇難行,非常不適宜發展農業,其貧瘠的土地不能為遠古的巴人提供足夠的自然資源和生存條件,雖然這里也“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也生產“桑、蠶、麻、纻、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等”。但各種資源和物產都相對有限,難以支撐數量較多的人口在此生存發展。重慶地區夏季氣候炎熱,秋冬霧氣彌漫,相對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了在此地生存生活的人們必定充滿艱辛。但是,“土地磽薄能使人勤勉持重,堅韌耐勞,勇敢善戰”。惡劣的自然條件也造就了重慶人堅毅果敢、吃苦耐勞的奮斗精神,在與自然的斗爭中養成了頑強、勁勇、率直和勇敢善戰的天性。如《華陽國志》所言:巴地“土地山險水灘,人多憨勇,多、之民”。晉人左思在《蜀都賦》中也描述了巴人的文化生態:“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密旅,玩之則渝舞。”巴郡太守但望(154年在任)也曾說:“江州(今重慶)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精敏輕疾。墊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敲,姿態敦重。”歷史時期巴人的個性強悍、質樸、尚武、豪爽和好義,與多山和資源貧乏有著密的關系。既然巴人的生存環境相比蜀人要惡劣得多,他們為了求得生存繁衍,就不得不以無畏的勇氣和頑強的意志與天地抗爭。

由此看來,在重慶城市文化的生成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甚巨,巴人正是生活在爭于氣、重于力、尚于武的自然生態環境之中,在長期的改造自然環境與生存環境的過程中,形成了崇力尚勇的文化氣質。

(二)重慶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形成的地域政治功能性因素

從地域政治功能性因素來看,成都是以行政中心城市功能為主,重慶則是“政治軍事性質最為突出,而尤具軍事重鎮的特征”。

從宏觀地理位置來看,重慶東連荊楚、西接蜀地、南走滇黔、北上漢中,正好處于中國西北、東南、西南三大地理區域的交接地帶,既是北方王朝南下和江南王朝西進的沖要之地,也是蜀地政權東下江南的前哨。正是由于重慶所處的位置符合戰略地理學認為的“鄰近關鍵地域”,因而具有了一般城市所不具備的戰略價值。

從微觀地理位置來看,重慶城的軍事地位和戰略地位也十分重要。重慶城位于長江與嘉陵江交匯的山頂之上,三面阻江,形勢險要。乾隆《巴縣志》謂:重慶“四塞之險,甲于天下。渝州雖東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盤郭。山則九十九峰,飛拴攢鎖于緒云、佛圖之間。內水則嘉陵、白水會羌、涪、宕渠來自秦。外水則岷、沫衣帶會金沙來自滇,赤水來自黔。俱如盤渝城下。”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入蜀記》中也曾記述:“晚宿重慶。石城天險,依巖而立,過處石脈如蒂,而嘉陵、岷江合于東。”由此可見,重慶因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實為扼守全川咽喉的軍事要地。民間長期流傳“蜀安,則天下安;重慶安,則蜀安”之說。重慶如此重要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歷代戰爭頻繁綽天過加湊勝:桓公九年(前703)巴楚與之戰;莊公十八年(前676)巴人叛楚伐那處之戰;秦滅巴蜀后東下伐楚;漢代公孫述筑白帝城抵抗劉秀西進;三國吳蜀對壘,火燒連營;晉武帝西下滅吳;元時期合川釣魚城之戰以及川東山寨抗擊蒙古戰爭;唐末的張武,宋末的徐宗武,元末起義軍明玉珍,明末起義軍張獻忠、李自成,清初夔東十三家都曾轉戰巴渝地區;民國時期紅軍也曾在此建根據地,設蘇維埃政權;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成為陪都和戰時遠東軍事指揮中心。這種軍事重鎮的地域功能因素使巴渝地區成為兵家征戰殺伐的歷史舞臺,并由此磨煉出巴渝人強悍、尚武的城市文化精神。

重慶地域文化的形成除受軍事重鎮特征的影響外,還受到其地域內多種族群文化的影響。遠古時期,嘉陵江流域部落林立,方國眾多,族群構成極為復雜。據《華陽國志》記載:該地區有“濮、寶、苴、共、奴、獾夷、蜒之蠻”。除嘉陵江流域外,三峽地區也是巴人的發祥地和主要居地,這中里也是部落和方國眾多,其族群主要有巴郡南郡蠻、濮族、寅族(板循蠻)、攘族、夷族、蜒族(盤瓤蠻)等。

在重要軍事戰略地位與部落方國林立的雙重地緣因素影響下,重慶地區所產生的文化具有一種強悍的勇力與韌性。巴人所處的極為復雜多變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他們如果要生存、要發展壯大,就不僅要與本族群內部的離心力相斗爭,而且要與本族群以外的沖擊力、挑戰力相斗爭,必須在征服與反征服的斗爭中保持一種強大的應戰力、聚合力,塑造一種維護族群利益的戰斗文化精神,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從遠古開始,培養尚武精神就成為巴人的文化傳統,并代代傳承,滲透到整個地域文化之中,因此,巴人始終保持著一種勇武剽悍的文化性格。

(三)重慶城市歷史文化特質形成的歷時性因素

城市歷史文化特質的形成與城市的興衰發展密不可分,重慶城市正是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城市發展變遷對歷史文化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重慶歷史悠久,兩萬多年前即有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在此一區域內活動,這就是著名的巫山人。先秦時期江州(今重慶)曾為巴國都城,其后也曾成為大夏國之都,抗戰時期更成為舉世聞名的戰時陪都,故而有過輝煌的歷史。改革開放以后,重慶再次出現崛起,成為直轄市和國家中心城市。數千年的歷史變遷對于重慶歷史文化影響甚巨。

距今三千多年前,巴人在長江三峽地區和嘉陵江流域建立巴國,建都于江州。這是重慶首次為都城。此后,巴與東部的楚、及西部的國建立密切的經濟和文化往來,但也時常發生戰爭,疆域不斷擴大,“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據考證,巴人所筑江州城,在今重慶太平門至千廝門之間,為土城。巴人在城東的銅鑼峽外筑灘城,在城西龜亭山北岸的冬筍壩設集市,作為貨物交易之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316),秦滅巴國,置巴郡,張儀在江州古城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并設江州城為巴郡治所,轄江州、枳縣、忍、魚復等縣。昭王時又設置南郡。由于江州城正處于長江、嘉陵江交匯之處,是巴郡對外交通的樞紐,因此,逐漸發展成為一座頗具規模較為繁榮的城市。但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在此一時期已經從巴國都城降至二級區劃的治所郡城,但還是川東的行政中心和軍事重鎮。

蜀漢時期,因蜀漢政權在成都建立,江州軍事地位變得十分重要,劉備在江州東北的巴子梁置陽關,以費觀為巴郡太守,領江州都督,作為重兵屯守之地。蜀后主建興四年(226),都護李嚴駐防江州,在張儀所筑城垣的基礎上,又對江州城進行了一定規模的擴建。

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權變更頻繁,重慶的城市行政地位亦變更頻繁,其行政地位進一步下降。隋文帝開皇元年(581),重慶始稱渝州,其行政地位再次上升,直到北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共500多年時間一直作時為州治所未發生變更。此一時期,巴渝地區的政局一直較為安定,戰亂較少,經濟獲得長足發展。著名詩人王維曾描繪過江城碼頭的興旺景象:“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梢行。登高萬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為舊國聲。賴多山水趣,稍解離別情。”

宋代,重慶城市因皇族趙惇先在恭州(今重慶)被封為恭王,后在此登上帝位,故美其名曰為雙喜“重慶”,趙當上皇帝后升恭州為重慶府。因而,重慶的行政地位大大提高。秦漢時期江州作為巴郡首府發揮著川東地區軍政中心的作用;南北朝時期,隨著信州(夔州)的行政軍事地位的提高,渝州(恭州)在川東地區的軍政中心地位逐漸喪失;隋唐五代時期,重慶已下降為一個普通的州郡,其政治地位、軍事地位日漸衰微。宋代,重慶從州治所提升為府治所,農業、手工業、商業也因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得到發展,文化功能也隨之而增強。南宋晚期,四川成為抗擊蒙古(元)的主戰場。南宋憑借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地區頑強抵抗40余年,重慶的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至元二十七年(1290),重慶路的中央戶部版籍人口僅22395戶、93535口,加上大約同等數量的流寓之民,人口仍然只有南宋的20%—25%。

元代中后期,隨著社會的相對穩定與經濟的恢復,重慶人口有較大增加,已成為四川的區域軍政中心和第二大城市,一直是四川南道宣慰司和重慶總管府的駐節之地,一度成為四川行省的駐地。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率農民起義軍進入四川,攻占重慶,在成都建立政權。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入川后,同大西軍、南明永歷政權及李自成起義軍余部等在重慶及川東、川南一帶展開了長期的拉鋸戰。由于明末清初長期戰亂,造成重慶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遷,“哀鴻稍集,然不過數百家。”清王朝為了恢復四川的經濟,實行了一系列休養生息和鼓勵移民開墾荒地的措施,使重慶耕地面積迅速擴大,人口逐漸增多,工商業也得到發展。乾隆初年,重慶已是“商賈云集,百物萃聚……或販自劍南、川西、藏衛之地,或運自滇、黔、秦、楚、吳、越、閩、豫、兩粵間,水牽運轉,萬里貿遷”。轉口貿易的發展使得重慶“九門舟集如蟻”,城市商業的興旺和發達進而促進了城市文化的繁榮。

近代以后,重慶實現了三級跳和城市轉型。一是19世紀末重慶開埠,推動了重慶城市功能轉型,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城市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發展成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現代工商業出現較快發展。二是辛亥革命爆發后,重慶率先獨立,建立蜀軍都督府;“中華民國”建立后,成渝兩個省級政權合并,重慶成為留守府,其行政地位進一步提高,為其后成為陪都創造了條件。1929年重慶設市,在國家的整體發展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城市基礎設施也得到建設。三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重慶成為陪都,在國內國際上的知名度有了極大提升,戰時文化出現大發展、大跨越。

從上可見,自然地理條件、地域政治功能和歷史變遷對重慶城市歷史文化的形成演變影響甚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遠古時期巴人所形成的勇敢尚武的文化個性在歷史的變遷中不僅未曾泯滅,反而經歷戰亂與難,其剛毅、剽悍的城市文化似火鳳凰浴火般不斷得到重生與升華,沉淀為一種城市精神代代相傳和發展。

三、新時代成渝城市文化的特質與互動

巴蜀文化是巴文化與蜀文化的共稱,巴文化和蜀文化既是一體,又各有其特點,巴文化與蜀文化在四川盆地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發展,逐漸形成了以重慶為核心的巴文化亞文化體系和以成都為核心的蜀文化亞文化體系,兩個亞文化體系之間既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有其特色和發展路徑,文化的共性和特質隱含在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文脈的演變之中,凝聚在巴蜀城市的歷史、文化與民風民俗之中,體現在城市居民對城市生活價值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之中,因而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并影響著城市發展的方向和路徑。重慶、成都作為巴山蜀水最為耀眼的雙子城,其城市文化的形成、發展與演變一方面代表著巴蜀城市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彰顯著巴與蜀各具風韻的文化特色。

就影響成渝城市文化形成的因子來看,無論是自然環境因素、地域行政功能因素,還是歷時性因素,成、渝兩地可以說是都有較大的差異性。從自然地理因素上看,成都地處四面環山的盆地之中,平疇千里、氣候溫潤、物寶天華、風光絢麗,培育出的便是富有閑適、平和、柔美的城市歷史文化氣質。重慶卻是山高水深、土地貧、山巒起伏、大江奔騰、動感強烈,故而重慶城市歷史文化多顯陽剛與豪爽的氣質。從地域行政功能上看,成都作為歷代西南地區的行政中心,不僅有資源優先配置的便利,而且北有秦嶺、摩天嶺阻隔強敵,東有巴渝地區作為戰略屏障,蜀地所具有的遠離強敵的地緣優勢使成都長期能夠偏安一隅,憑借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優越的經濟條件,在歷史的風云變幻中保持著相對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極大地推動了城市文化的興盛和發展。重慶因地處戰略要津,乃歷代兵家必爭之地,長期的征戰殺伐,磨煉出巴人強悍、尚武的文化風氣和豪邁果敢的堅韌情懷,其地域文化就不得不呈現出一種尚武的精神。這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巴渝人才涌現多集中于天下大亂、政治動蕩之際,而蜀地人才輩出則多集中于海內一統、政治安定時期。從歷時性因素上看,成都城市和歷史文化具有一種頑強的再生能力,盡管屢遭破壞,但都能很快得到恢復,始終保持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重慶則與之不同,重慶歷史上雖然沒有經歷過屠城的慘痛,沒有變成過一座廢墟和空城,但卻歷經興衰,其城市行政地位起伏多變,對城市的發展和文化有著很大影響。在古代,成、渝城市歷史文化的特質分別體現為一個尚文、一個尚武,一個文雅、一個淳樸。秦漢以后,成都形成了“頗慕文學”的尚文風氣,學術發達,名人輩出,形成了“巴蜀自古出文宗”“詩人自古例到蜀”“自古蜀中多才女”三大文化現象。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長期協調發展,培養了成都人特有的閑適舒適的生活情趣。而重慶歷史文化則表現“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歷史上,“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重慶歷史文化除了彪悍的個性外,也表現為“俗素樸”,“姿態敦重”。但重慶歷史文化并非只有勇武的一面,也有說不盡的文溫、數不完的雅趣,特別是近代以后重慶文教事業勃然興起,文化名人輩出,其文化特質變得更加多元。

巴蜀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子體系,無疑是一個區域整體文化體系,故而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巴文化與蜀文化雖然各自彰顯著不同的文化個性,但文化共性則是主流。改革開放以來,成都和重慶都以大開放、大交融的積極姿態,以“敢為人先”的文化秉性,以“開拓創新”的超越精神,以“愛國尚義”的民族情懷,以“和諧包容”的歷史胸襟,給巴蜀歷史文化帶來了現代性文化因子,共同引領著巴蜀文化在現代化大潮中大放光華,伴隨歷史車輪的前進,巴文化與蜀文化在經過數千年的演進、分流和整合:在傳承、發展中相互交流交融、相得益彰。如今,在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國家戰略引領下,重慶和成都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但沒有文化的大發展,就不會有經濟的大繁榮,中華民族的崛起需要文化復興的支撐,因而成渝雙城除了大力發展經濟之外,還需要對優秀歷史文化進行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在社會主義新時代重構現代成渝文化共同體,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崛起做出新的貢獻。

〔原載《志苑集林》第八輯(二〇二二·下),注釋從略,詳見原文〕

來源:成都大歷史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謝麗云(成都七中育才學校匯源校區語文組教研組長,中學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