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凝視，一次怦然心動

（來源：中國婦女報）

轉自：中國婦女報

▲　文森特·梵高的《自畫像》

▲　奧古斯特·雷諾阿的《鋼琴前的女孩》

　　■　吳玫

　　剛剛送走“締造現代：來自巴黎奧賽博物館的藝術瑰寶”的上海浦東美術館，又將在12月22日迎來“非常畢加索：保羅·史密斯的新視角”。且不說擔綱此次大展藝術總監的保羅·史密斯爵士，這位英國著名的時裝設計師和品牌創始人會給觀展者帶來欣賞畢加索畫作的別樣角度，就算沒有保羅·史密斯的參與，能與畢加索的《閱讀》《裝扮成小丑的保羅》《與玩具卡車玩耍的幼兒》等80余件真跡面對面也是一樁幸事——20世紀最負盛名、最受矚目的藝術家一定能替我們打開又一扇通往美麗世界的大門，就像落幕不久的奧賽大展一樣。

　　去觀“締造現代：來自巴黎奧賽博物館的藝術瑰寶”大展那天，起了個大早去浦東美術館等開門，從而在參觀者還稀少時，就到了展館的三樓，與來自奧賽博物館的梵高自畫像，面對面。

　　很多年前去西歐旅行，特意給自己安排了阿姆斯特丹的游程，就為了去梵高藝術館。那時，和許多同胞一樣，對梵高的了解僅限于美國記者斯通寫在《渴望生活》里的那些情感濃郁的梵高的遭遇，便很想以畫家的作品與之對應，繼而悟得梵高何以能做到“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戀”。但是，一幅接著一幅地欣賞梵高的畫作，我暈場了，不得已從藝術館退出。

　　而面前奧賽博物館收藏的這幅梵高自畫像，筆觸要比他的其他畫作寧靜了許多，就是久久地凝視著它，也能對上梵高那雙稚童般澄澈的雙眸。有人說，印刷水平已經精進到絲毫畢現的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走進博物館、美術館看原作？　就這幅梵高自畫像，就梵高照實畫來的自己的眼神，哪一種印制水平能還原出原作的層次？　仰視他的自畫像時很想看清楚，經歷過那么多苦難后梵高為什么還能如此深情地愛著生活，但是，擁擠的人群將我從梵高自畫像前擠了出來，高更就這么迎面而來。

　　我怎么會沒有讀過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呢？　毛姆創作這本小說的因緣便來自高更，只是，毛姆替他的男主角設定的人生變局，要比高更更讓人唏噓：銀行家查爾斯人到中年、事業有成，為了“月亮”他決定棄滿地的六便士于不顧，拋妻別子、離家出走。就算在異國他鄉貧病交加，查爾斯也不放棄想當一名畫家的意愿，最后，南太平洋的一座名叫塔希提的孤島成了他的福地。在塔希提，查爾斯娶了一名當地姑娘為妻，靈感也乘風而來，他創作出一系列驚世杰作。

　　同樣，高更也是輾轉到塔希提后，才找到了怎樣做一個獨一無二的畫家的鑰匙。只是，高更他不是銀行家，而是股票經紀人，他也不是踩著滿地的六便士離開巴黎的，他破產了，所以仔細端詳奧賽博物館收藏的這幅高更的自畫像，他的眼眸雖望向前方，卻微微俯視著，這眼神，很容易讓我們想到一個詞：睥睨。這幅自畫像創作于他第一次從塔希提回到巴黎時期，昔日的破產的股票經紀人已變換了社會角色，作為小有成就的畫家，高更已經得到了畫廊的認可。

　　放下高更，回頭再去看一眼梵高畫的自己，如果說，驚為天人的梵高經受的苦難是上天為成就他而“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話，那么，高更是自己悟到了自己的天賦，又適時地在舍去和拾取之間做對了選擇題，從而把自己修煉成了能與梵高并肩而立在奧賽博物館里的杰出畫家。

　　天才不可追，而用勤奮調度出自己的才華，卻仿佛是看得見的目標，因此，相比梵高，很多人更喜歡高更。畫家范遷先生在自己那本名叫《驚鴻》的長篇小說里虛構的人物趙承曦就是其中之一，她覺得，“梵高過于癲狂，過于濃烈，而且具有天然的悲劇成分……與梵高同時代的高更，比起梵高來更為陰郁，更棄世，也更不近人情……但高更的目光里除了對人的冷酷與不屑，還有一種反駁不了的真實和詩意，真實是這個世界的本相，殘酷與慈悲兼有。而詩意是我們了解了世界本相之后的順服和融入。”

　　聽君一席話，再琢磨奧塞大展中那幅高更自畫像里高更那斜睨前方的眼神，真的是不服氣里滿含著了解了世界本相之后的順服和融入。而范遷書中的人物整日流連忘返在博物館、畫廊，是作者范遷在巴黎生活時的真實寫照，所以，那些出自趙承曦之口的關于高更作品的觀感，或許就是范遷和他在巴黎留學時的伙伴們的藝術觀。

　　并非每一件作品都能讓自己怦然心動。而一次觀展，只要其中的一次凝視能讓自己產生不能自已的反應，就是成功，就像我看到高更的自畫像時，不自覺地想到他的命運與人生。

　　也因此，愛藝術的人要一次次去巴黎。在那里，由廢棄火車站改建的奧賽博物館，與盧浮宮和蓬皮杜藝術中心呈三足鼎立之勢彰顯著時尚之都的藝術含金量。同在塞納河畔，三家博物館以時間為分割線擔當起了各自的收藏職責。從1848年上溯到古代，歸盧浮宮管；奧賽博物館的藏品，則從1848年延展到1914年；而1914年以后的藝術品，蓬皮杜藝術中心都會收入囊中。因此，巴黎的三家博物館就有了別稱：古代館、近代館和現代館。

　　由此可見，由奧賽博物館與上海浦東博物館合作的這一次大展何以名曰“締造現代：來自巴黎奧賽博物館的藝術瑰寶”，因為，濫觴于19世紀中晚期的現實主義、印象派、后印象派畫派，深深影響了作品被蓬皮杜藝術中心珍藏的那些畫家，像大展中懸掛在高更自畫像旁邊的那幅《塔希提的女人》，以及高更在創作這一系列畫作時的色塊運用，強烈影響了畢加索。是焉非焉，不久后展出的“非常畢加索：保羅·史密斯的新視角”，或許能讓我們看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