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敘事詭計 或我們時代的罪和愛

◎阿唐

班宇，1986年出生于遼寧省沈陽市，畢業于東北大學計算機系。2007年開始寫樂評和文化專欄，曾用筆名坦克手貝吉塔，2016年起開始小說創作。

作品見于《收獲》《當代》《十月》《上海文學》《作家》《山花》《小說界》等刊。曾獲2019華語文學傳媒最具潛力新人獎、GQ智族2019年度人物、《鐘山》之星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獎”、花地文學榜短篇小說獎等。小說《逍遙游》入選“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并獲短篇小說類榜首。有小說集《冬泳》出版。

《白象》是班宇最新的小說集，里面收錄的五個短篇小說，都指向了我們時代的罪和愛。這是一次更復雜也更冒險的探索，需要讀者參與其中，填補、拼湊、想象、質疑，與他一同完成敘事，或一同戳穿小說敘事的詭計。

班宇在“序言”里說，我們讀小說只能因為它什么也不是。在這本書中，與其說班宇創作了五個故事，不如說為我們展現了五次小說敘事的裂隙。在裂隙之間，我們會看到泥淖中的現實，也會看到班宇投射其上的詩性之微光。

敘事的詭計與裂隙

《清水心跳》里，導演對“我”的劇本提出意見：“你怎么寫來寫去，老是這么些個人，打麻將的，學英語的，裝聾作啞的，知法犯法的，返城沒有單位的，接了班又下崗的。”

這段文字很有趣，可看作班宇的自嘲。“東北文藝復興”的旗幟太過于宏大火熱，遮蔽了他在文本探索上的努力。所以，他在“序言”里說，這些小說“不是申冤在我，不是世紀的懷戀，也不是弱者的反叛”。實際上，他的小說里，始終充滿對小說這種文體的質疑。這本書同樣如此，不論獨白、對話、意識流，或義正詞嚴，或玩世不恭，都不可信。

在《飛鳥與地下》中，“我”和小柳對冬夜里飛鳥入窗的記憶全然不同。“我”的記憶里是一幅青春少女的奇幻畫面，而小柳的記憶里卻滿是被遺棄的恐懼。因此，往后的若干年里，“我”被“愚人之鏈”困于當下，任由存在的印跡被他人抹去，小柳則始終在尋找過去與未來的連接，她注定化而為鳥，飛入深山。

在《狐及其友》里，“我”和小可皆在回避韓家勇之死，用各自的敘事來填充、遮蔽乃至篡改那段回憶。然而，“我”意識到，抹除關于韓家勇的記憶，韓家勇就真的“好像從沒活過，從沒存在過，沒有任何痕跡”，這樣一來，“我”存在的痕跡也隨之抹去。最終，那只沙狐朝著“我”和小可走來，沒有目的，也不尋求意義。

《關河令》由兩段獨白構成，兩個講述者都在自說自話。專車司機通過說話來消磨時間，因為“但凡一不說話，心里肯定就在琢磨事兒”。言語和思考產生裂隙，言語的所指不再是現實世界，因為那些事繁多、凌亂、不清晰，且無法觸發行動。如司機所說，“那么多的事兒，琢磨得過來嗎，能想明白嗎。想明白了又能咋地。”于他而言，講述這一行為本身就成了意義。

在結構更為復雜的《白象》中，不同角色的敘事相互矛盾，互為補充，而每個角色的敘事——如李東方臨終前的講述也是斷斷續續的，需要提煉重點，“整個敘述相當混亂，其間也有反復”。“我”試著拼湊，卻從未成功。這讓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成語，通過幾片零碎的敘事，是否能拼湊成完整的故事？倘若真能拼湊起來，我們限于自己的視角，又該如何去認識它？

《清水心跳》更為冒險，班宇毫不保留地揭開了敘事的表層，袒露其肌理與內臟，讓我們看見其創作過程，其中陳列著不完整的構思和不順暢的講述。他在“序言”里說，《清水心跳》里的每個人都沒有心跳。因為“我”和趙曉初都在各自的敘事軌道上，只是兩條軌道最終相交于同一個現實，其結果或是交融，或是相撞。

在這五篇小說里，班宇為我們呈現了多種敘事的可能，破碎的、矛盾的、虛偽的、不甘的、逃避的……這大概就是小說這種文體的優勢，它由敘事構成，同時可以戳穿敘事的詭計。

罪的遺傳與救贖

當敘事受到質疑，角色的講述會在矛盾下相撞，我們得以穿透裂隙，窺見現實的泥淖，以及從未止息的罪與愛。這本書里的每篇小說都和罪有關，愛自然就成了我們的救贖之路。

在《白象》這篇小說里，三輩人的講述共同鉤織成一張罪過之網：馮兆興因怯弱，在胡榮燦的判決書上簽了字；李東方因怯懦，在馮少寶夫婦遇難之際選擇回避，又為了私利而檢舉胡林；胡林灰心喪氣、沉迷賭錢，導致妻子在精神失常的狀態下誣告了馮少寶……

凡此種種，皆如馮兆興自省，他是怯懦、消沉的“有罪之人”，沒有任何去處，我們未嘗不是。或許，我們也會存有胡林一樣的僥幸，認為一切似乎可以重新開始。然而，罪過滲入血液，繼續涌動、流淌、遺傳，如怪物般自行生長，直至吞噬后輩的人生。

在《白象》中，困在網中的不只有李東方、胡林等人，還有“我”和胡曉雪。每一代人在享受上一代人榮光的同時，也背負著他們留下的罪過。自降生那一刻起，世界已經如是，我們別無他處可去。

在祖輩胡榮燦創作的戲劇里，白象仿佛偶然闖入現實世界的克蘇魯，它的身前是奪命奔逃的人們，身后是凌亂的廢墟。到了胡曉雪家里，白象化作了細膩潔白的玉器，躲進玻璃柜深處。即便這樣，這只白象仍讓“我”感到恐懼。它仿佛會隨時醒來，沖向人們，“踏過街道、橋梁與房屋，無人可以馴服”。難怪馮少寶臨終前對趙玉蓮說，“一匹白象，害我半生，今天我砸了你。”

同樣，《飛鳥與地下》里小柳在寒冬里推開的窗，《狐及其友》里“我”在深夜里點燃的舞廳，《關河令》里在嘈雜中倒塌的墻，《清水心跳》里李小天在泥坑里掉落的書，皆是被回避、被篡改、被遺忘的罪的記憶，它們藏在人的心底，終其一生都在抓撓、咬嚙。

以自身遭遇痛斥時代荒謬的一代，也并未讓罪止住，下一代仍需尋求贖罪之路。《白象》里，在“我”的眼中，父親李東方像個失敗的鎖匠，掛著滿身鑰匙卻一個鎖也打不開，而真正掛著滿身鑰匙的胡曉雪，卻帶著“我”穿過一扇扇門，讓“我”回到屋子中央那塊水磨地面。

值得留意的是，胡曉雪、小柳、小可、趙曉初都與“我”再次相遇，仿佛命中注定。究其原因，雖然“我”未必是罪的制造者，但唯有“我”意識到罪的存在，也只有經由“我”，我們才能找到救贖之路，這條路就是詩的寫作。

詩與愛的微光

寫小說之前，班宇寫過很多年的樂評。他的小說里，對音樂的描寫俯拾即是。除了賦予音樂以形狀、顏色、溫度，他的對話里還時常化用歌詞。中國古典詩詞中，鮮少提及東北的歷史及風物，人們找不到可以抒情言志的意象，歌詞或許是為數不多的依托。

李東方在醫院唱著費翔的“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韓家勇在歌廳唱著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專車司機想知道左小祖咒那句“你在下雨的夜給我打了個電話”到底是什么歌……

班宇的小說是詩，小說里的人物卻說著方言。方言與詩之間的溝壑由音樂和歌詞填補，因而，人物始終在幽默和虛無中透著精神的力量，如馮兆興蟋蟀般對著甕中的四壁吹口哨，如胡榮燦唱著莊嚴彌撒赴死。

除了語言，班宇的意象也富有詩意：溫潤光澤的白象，如箭離弦的鳥，迎面走來的沙狐，淅淅瀝瀝的雨，可容人藏身的植被……然而，詩并非只是溫文爾雅，它也有另一種面相，如白象踏過的廢墟，巨大云杉構成的迷宮，黢黑墻上的火苗印跡，轟然坍塌的墻，夜晚音樂里喧囂的狗吠……

當溫文爾雅與粗糲冷峻混在一起，詩的力量就會爆發，穿透敘事的裂隙，在泥淖中投以微光。所以，班宇的小說會讓人憤怒，讓人難過，同時也讓人溫暖，讓人感到希望。

這一切都關乎愛與友誼：在《白象》結尾，白象從“我”懷中走出來，“我”渴望胡曉雪找到“我”，遞過來一只手，帶“我”離開；在《飛鳥與地下》結尾，小柳在深林里拉住“我”的手，讓“我”感到時間、未知與愛，具體地來到面前；在《狐及其友》結尾，沙狐朝著“我”與小可走來；《關河令》以友人追悼會上的反思收尾；在《清水心跳》的最后，趙曉初靠在“我”身上，“我”渴望與她這樣走下去，也希望把小說繼續寫下去。

那么，小說究竟是什么呢？或許真如班宇所說，在今天，人們寫它、讀它，皆因其什么都不是。我們正是在種種“不是”之間，尋找“短暫而渺茫的確切”。這一點確切的微光，或許就是愛與友誼，我們在彼此身影的陪伴下，踏上救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