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帝陵看文景之治的歷史細節

“千秋萬歲”瓦當

陶房形倉

陶綿羊

陶豬

陶牛

鳳鳥紋龍首形金花飾

馬配金當盧

金當盧

鎏金熊形銅節約

鎏金鑲貝鹿形銅鎮

著衣式行走鎧甲武士俑

鎏金銅磬架

◎王建南

展覽：文景之治——帝陵深處的盛世圖景

展期：2025.9.23-12.31

地點：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

自從北京大葆臺遺址博物館升級為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之后，館方將展陳方向放在深耕漢代文明主題展上。目前，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聯合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帶來了“文景之治——帝陵深處的盛世圖景”特展,展出184套（253件）來自漢文帝霸陵和漢景帝陽陵的珍貴文物。

從陵闕構件看漢家儀范

位于北京城西南的大葆臺漢墓于1974年6月開始發掘，經考證，墓主為西漢燕王(或廣陽王)及其夫人。建立于公元前73年的廣陽國為西漢晚期燕地諸侯國(今北京一帶)。大葆臺一、二號墓是目前北京地區考古發掘規模最大且十分豪華的兩座漢墓，其內部結構與設置跟坐落于西安的帝陵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

經長年的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已明確，分布在西漢都城長安周邊臺塬之上共有11座帝陵，它們各自擁有相對獨立的宏大陵區，面積2.5至50平方公里。一般由陵園、陪葬墓、陵邑三大部分組成，只有晚期帝陵不再設置陵邑。其內外部設施之復雜，內涵之豐富，處處傳遞出一個王朝的核心治國理念。本展基于此形成了展陳的敘事脈絡。

展廳墻上一幅《西漢帝陵分布圖》指明第一單元“漢家陵闕”以帝王規制作為背景，將兩座陵墓中出土的陶俑、磚瓦與青銅器等文物作為敘述的具體出發點。雖然漢文帝霸陵建造在前，景帝的陽陵在后，但考古發掘是先從陽陵遺址開始的。

1972年，在西安市渭河與涇河交匯區域，人們修建水利設施時偶然觸碰到了成規制的墓地，經陜西省考古工作者初步探明為漢代陽陵刑徒墓地，由此拉開了陽陵考古發掘工程的序幕。經三代考古人員數十年的發掘與整理，已掌握了漢陽陵的建造結構與規制。它由帝陵、后陵、陵廟、陪葬墓園及陽陵邑等部分組成，簡直就是西漢帝陵建造的標準化模板，從而為摸清整個西漢帝陵的位置、范圍、布局、內涵提供了一整套一手物證，為揭示西漢社會發展演變提供了豐富而清晰的線索。

瓦當是建筑檐頭筒瓦前端的遮擋構件，兼具保護木椽免受雨水侵蝕與裝飾屋檐的雙重功能。在陽陵出土的文物中，瓦當因標準化的規制和上面的精美文字為了解西漢時期人們的所思所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源。

展柜中，一塊刻有“千秋萬歲”四字的瓦當尤為醒目，青灰色陶土上，篆書字體飽滿遒勁，彰顯著治國者的期許。這種泥質灰陶建筑構件具有統一的規制，均以“十”字雙線界欄將瓦當面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各有一字，為陽文，從右起豎讀。雙界格線并不穿過瓦當中心，代之以一個凸起的乳釘，周圍可飾連珠紋?！扒锶f歲”為漢瓦當上最常見的吉語，此外“與天久長”意為與天同壽，“長生無極”表現了西漢人對長壽與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瓦當必有瓦筒。展柜中的泥質灰陶瓦筒呈半圓筒狀，瓦唇寬厚，瓦內側施布紋，其余部分均為素面。筒瓦用于兩板瓦之間，防止雨水下滲。另有一個奇怪的五邊形平底泥質灰陶構件，細看說明，原來是一個五棱陶水管，主要用于排水，在秦漢建筑中應用相當廣泛。

配合瓦當和瓦筒展出的是一組漂亮的空心磚，這也是漢代建筑構件的一大特色。泥質灰陶回紋空心磚為中空長方體，表面裝飾回紋。西漢時空心磚先制作泥坯，再模印紋飾，最后燒制成形。其裝飾圖案豐富多樣，有四神紋、菱形紋、回紋、錢紋等，主要用作建筑臺階踏步與裝飾等。最吸引人的是一塊白虎紋空心磚，磚面上以凸線條勾勒一對相向的白虎，虎身條紋與花斑通過深淺交錯的線條強化對比。線條流暢，與云氣紋交織纏繞，即便歷經千年侵蝕，仍能感受到當年工匠落筆時的從容，也展現出漢代手工業的精良水準。

這些精美的灰陶建筑構件折射出整個漢陽陵葬坑群的規模，它們是仿照西漢中央官署布局的“地下朝堂”，陶俑、車馬、禮器各司其職，宛如當年的朝堂威儀被完整地封存地下，待千年后的世人一窺究竟。

文景之治始于倉廩充實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中這句治世名言可以當作漢文帝劉恒理政的座右銘。

公元前195年，西漢開國皇帝劉邦于長樂宮駕崩，葬長陵。其子劉盈繼位，即漢惠帝，惠帝在位七年駕崩，劉邦的妻子呂雉通過一系列手段扶持前、后少帝，臨朝稱制，打擊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對派，形成了外戚專權的政治局面，直至周勃、陳平平定諸呂，推劉邦四子、代王劉恒上位，即漢文帝。

漢文帝在位23年，其施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減輕徭役，二是廢除苛法。公元前178年，漢文帝二年，下詔三十稅一，三分之一上交國家；公元前168年，漢文帝十二年，又下令減稅，三十稅一。第二是廢除苛法，即位當年下令廢除連坐法；廢除肉刑三種，即黥刑、劓刑、刖刑。《漢書》有言：“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p>

盛世之基，在于養息；天下之和，源于倉廩。在“治國之道”單元，盛世的根基得以清晰呈現。天下一統之后，制定統一的歷法和度量衡是秦漢時期施政的首要舉措。

文景二帝在秦制的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完善的度量衡制度，并以不同用途的標準器加以體現。觀眾可見展廳中排列整齊的青銅度量衡器，銅量器內壁刻有清晰的容量刻度。沉箭式銅漏壺標志著計時工具的進步，反映出西漢政府對于歷法的重視。這些標準化器具背后隱含著使用規范與一系列配套的生產與生活舉措，更可想見各級部門操作規范的齊整與監督機制的嚴格。這一切正是“與民休息”這一大政方針下落實經濟生產全社會協調化的直接證據，既保障了社會治理的規范化，又促進了社會秩序穩定與經濟發展，讓“輕徭薄賦，勸課農?！辈辉偈鞘窌系某橄笪淖帧?/p>

一系列農業政策的成果在“盛世華章”單元得到了有力的體現。參照漢畫像磚上刻畫的情景，大量出土的陶俑以更加真實的方式擺放在一起，使觀眾仿佛踏入了漢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展柜里，陶倉模型中“堆滿”陶制谷物，顆粒分明的細節讓人聯想到《史記》中“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的記載；一組豬、牛、羊陶俑神態各異，憨態可掬，自然逼真，生動再現了“粟至十余錢”的富足景象。

陶倉是為貯藏糧食顆粒和經濟作物種子的用具，兩漢時期墓葬中常見。許多陶倉出土時里面還保存有黍、稻、粟、大豆、麻等農作物的外皮，倉外壁則以題記標明糧食的名稱。

出土于漢陽陵陪葬墓園的一件陶倉呈長方體房屋造型樣式，廡殿頂，頂有屋脊、筒瓦和板瓦。倉體上大下小，底部內收帶高足。倉體上部屋檐下開兩個長方形活動窗，中部均勻分布對稱圓孔。此結構設計巧妙，高臺基、斜腹壁、活動窗與通風孔的結合，兼具防潮、通風、防蟲等多重功能，有效保障了糧食儲存的安全?？甲C發現，秦漢時期，對糧倉的保衛制定了詳細的明文規定。除高筑糧倉圍墻、圈養狼犬看護糧倉、嚴閉倉門等，秦律中還有防潮、防火和防盜、防鼠雀蟲害等各項細化要求。

糧食獲得優質存儲的同時，也需要及時的加工。碓（duì）是給谷物脫皮的工具，大約發明于西漢時期。其工作原理與杵臼相近，只是用足踏代替了手杵，不僅省力，工作效率也得到大幅提高。石磨也是糧食加工工具，最早出現于秦代，到西漢時已普遍推廣至南北各地，東漢時期作為明器模型在墓中出現較多，往往與倉、灶、廁、磨、樓及家禽家畜等形成組合。

展陳中的灰綠色釉陶碓和綠釉陶磨即為例證，體現了漢代先進的糧食儲存與加工技術，映射出當時民眾的生產智慧與生活經驗。這些陶器盡管無聲，卻是“文景之治”最真實的見證。漢景帝劉啟是漢文帝劉恒的嫡長子，這對父子相繼在位達39年，共同開創的“文景之治”首先利在農業，造福百姓。

衣食足而知榮辱

除了陶制器物之外，來自漢陽陵博物館的各式陶俑和出土于漢霸陵遺址的金銀器物，構成了展覽第三單元“盛世華章”中的兩大亮點。

漢陽陵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俑，不僅種類豐富，而且形象各異，神態生動。站立武士俑、行走武士俑、騎兵俑、跽坐御者俑、塑衣式彩繪侍女俑、彩繪舞蹈人俑、彩繪跽坐御者俑及彩繪動物俑等陶塑反映了漢代“事死如事生”的喪葬理念，并以當時宮廷中的武士、宦者、侍女以及象征財富的“六畜”等為藍本，創作出的“以形寫實”的藝術典范，生動再現了“文景之治”歷史背景下，漢代人的儀禮規范、精神面貌和信仰。

這一部分展陳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成排站立的騎兵俑方陣。霸陵、陽陵出土的兵馬俑和車馬器為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地筑起了堅實屏障。陶俑身上的鎧甲紋路清晰可辨，手持的木制兵器雖已腐朽無存，卻仍能讓人遙想景帝年間平定“七國之亂”時漢軍鐵騎沖鋒的氣勢。

文景時期，對外講求慎戰、不戰，北和匈奴、南撫嶺南、募民墾邊、耕戰一體，擴養苑馬、秣馬厲兵，基本確保了邊疆的穩定，也為繼任者漢武帝拓展邊疆與徹底解決北方匈奴的威脅積蓄了軍力。

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的藏品也助力本次特展。一件西漢木手杖，長86厘米，出土于豐臺區大葆臺一號漢墓。漢代是推崇以孝治天下的時代，約從漢文帝開始，敬老尊老成為一種時尚，并逐漸演變為制度。這件木手杖體現了當時尊老制度中的“賜杖”制度。

西漢鎏金熊形銅節約是一種古代馬具，主要用于連接馬轡頭上的革帶，以避免雜亂纏繞，從而實現對馬的節制與約束，當然也兼具裝飾功能。漢代尊崇尚武精神，熊兼具勇猛威武之姿與祥瑞之兆的特質，備受漢代人喜愛。節約因其具有連接絡革帶、馭馬的功用，故“節制約束”為節約之名的最初含義，后逐漸衍生出“節省儉約”的意思，便是今天“節約”一詞常用的含義。而鎏金鑲貝鹿形銅鎮則疊加了儒道兩教的思想。兩漢時期，人們仍席地而坐。《論語》中說：“席不正，不坐。”席子需保持平整，為避免起身或落座時折卷席角，古人在四角壓上重物，這便是“席鎮”，鎮以鹿為形，反映了漢代人祈求福祿的渴望。

文景二帝陵及薄太后南陵出土的鳳鳥紋龍首形金花飾、鎏金龍首銅飾、鎏金銅蓋弓帽、滾金天馬紋銀當盧、鎏金龍首銅衡末等十分精美，有些是首次進京展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鎏金銅磬架。磬架底座由雙龍環抱主桿蜿蜒盤旋而成。主桿為圓筒狀，上端呈花瓣狀，頂端合套一寬槽，槽內橫置一長方體狀橫梁，上飾夔龍紋，梁內中空，腔內殘存朽木。磬架用于懸掛磬。磬是中國古代的石質打擊樂器，為“八音”中的“石”音，最早出現在先民的樂舞活動中，后來用于祭祀、典禮、宴享活動中的樂隊演奏，是象征身份地位的“禮器”。漢代的禮制傳承自西周，并在不斷的演變中力求保留精華并發揚光大。

北京在漢代的戰略地位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主要外部威脅長期集中于東北部與北部邊疆，而東部的海洋和西部的高原與戈壁沙漠，形成了天然地理屏障，擋住了來自這兩個方向的安全威脅。因此，在古代中國的防衛格局下，長安與北京是防御北方威脅最為緊要的兩大關口。北京城市文明的重要起點是西周時期始建的薊城，至漢代，這里成為燕國（廣陽國）的都城，其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不斷提升。在秦漢時期逐步形成的“漢文化圈”中，北京地區是東北部最為重要的支點與節點。

漢武帝時期設立過遼西郡，北京正是憑借其獨特的地理優勢，一躍成為中央王朝管轄東北地區戰略核心節點的必經之地。這一戰略布局不僅強化了邊疆治理，更讓北京成為漢文化向東延伸與傳播的重要支點與通道——漢字的書寫體系、儒學的思想內核等核心文明要素，沿此路徑逐步傳入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最終塑造了東亞“漢文化圈”的基本格局，其深遠影響一直綿延至隋唐時期，成為東亞文明發展的重要底色。

北京大葆臺西漢廣陽王陵與千里之外的漢長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體現了古都北京在中華文明演進歷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次特展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舉辦具有特殊的意義。

從漢家陵闕規制看到治國方略、軍事力量和民生百態，這場展覽用文物串聯起西漢文帝和景帝時期的歷史細節，讓“文景之治”不再是教科書上的枯燥名詞。從長安城到北京城，盡管跨越兩千里山河、時隔兩千載的歲月，但今天的觀眾同樣能夠感受到漢代文明博大精深的魅力。

本版圖源/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