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葛劍雄：人在大歷史之中

【編者按】

上海市第十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日前揭曉。“學術貢獻獎”尤其引人矚目，該獎項用于表彰對學科建設、學術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學界享有廣泛影響和崇高聲譽的上海學者。其代表性成果須在理論研究上有創新，在學術研究上有創見，在學科建設上有建樹，在現實生活中有意義。

自2004年開設以來，學術貢獻獎每兩年評選一次，截至目前，僅有42位學者獲此殊榮。

第十七屆“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授予四位學者：復旦大學朱立元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劉君德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桂世勛教授、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澎湃新聞特別邀約拜訪四位學術貢獻獎獲得者及其學術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學術生涯、治學經驗及學術思想，助力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

第十七屆“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獲得者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講述學術人生。(06:10)

臨近耄耋之年，葛劍雄仍能從腦海中追索出幼時在浙江南潯寶善街家中目睹的情景：鎮上來了很多兵，有沿街的鄰居來家里避難，國民黨軍隊散兵翻墻進來，求老鄉們給件舊衣裳，把自己的軍裝換掉又翻墻離開。結合南潯友人查證，他推究，這一幕應發生在南潯解放前夜，即1949年5月1日，自己那時正三歲半。其后幾年，頭腦中的顯影更加清晰：南潯學生敲鼓吹號，拿著標語旗從街上走過，晚上人們提著紙糊的燈游行聚會，他自己也在其中，但燈紙被燭火燒著，最后小手上只剩一支木棒。

這些細節是有關自身的史料。作為當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從這個世界提煉出的最初和深刻的印象，正由許多具體的人在大歷史中的狀態構成——而他自己也一邊觀看，一邊身在其中。自1950年9月跨入校門至今，葛劍雄就沒離開過學校，走過小學、中學、大學，經過讀書、教書、再讀書、再教書。無論書里書外，面對的都是制度下的人群。葛劍雄知道，自身經歷正是典型的時代變革樣本，正可供來者觀照。

2025年7月14日，葛劍雄在第十八屆國際歷史地理學家大會作大會主旨報告。

他認為有必要把這些事情記下來。

歷練與自在：在生存與好奇之間

1978年春天，32周歲的中學英語教師葛劍雄要報考研究生。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興沖沖去報名，卻被告知已超齡幾個月。這次是“不拘一格”，絕不能再錯過。高中時他想讀的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但正逢小家庭剛成立，不好離開上海去北京。在復旦大學的專業和導師中，葛劍雄看到歷史地理，覺得這兩科自己都喜歡，也比較務實，又記得見過譚其驤的名字，就選定了這個。

由于上一年剛被評為上海市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年底還作為閘北區中學教師代表，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葛劍雄再三向校方說明，報考研究生只是想檢驗一下自學成果，“以免這種異想天開在校引起不良影響”。

“自學成果”大概要追溯到高中。葛劍雄1964年從市北中學畢業時，就想自己今后只能依靠自學。他高二時體檢查出浸潤性肺結核。“當時饑餓和營養不良導致十六七歲的學生患上各種疾病，每次體檢都有新的結核病人被發現。”憑肺結核病的證明，可到菜場辦照顧卡，增購肉和雞蛋若干，還可訂一瓶牛奶。但在休學一年半后終能復學，轉入下一屆又讀了半年后，葛劍雄仍因肺結核未愈，體檢不合格而無法獲得高考資格。

對正在擁抱知識和開拓眼界的青少年葛劍雄，這無疑是巨大打擊。在1956年轉到上海讀小學六年級之前，葛劍雄幾乎沒離開過家鄉南潯鎮。當地以藏書數十萬卷的劉氏嘉業堂聞名，又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條蛟黃狗”稱雄，而葛劍雄的家庭則是光環之下的普通人家。他的父親做了多年銀匠，能在首飾上鐫刻工整的楷書。而母親讀完了初小。全家文化程度最高的是1949年前讀了初中的舅父。沒料想葛劍雄自小對書和文字感興趣，4歲多隨大孩子坐進圓通庵改成的學堂要上學不肯出來，教師看他坐著認真，便答應他可以上學。只是門檻太高，需要人幫才能跨過。“以后學了歷史才知道，這就是當年莊廷鑨父親莊允誠為他刻《明史》的地方。”如果說有什么家學淵源，那么葛劍雄對動手操作實踐乃至工程科學的熱情，日后還會被逐漸激發出來。

但在當時，生計由于家中父親失業而中斷，一度只能靠變賣和借貸維系，幼童葛劍雄可讀的書極少，只得對拿來貼窗的“申報紙”上的字反復審視，還把比自己高三年級的姐姐的語文課本當作課外書。因學費、書簿費難以交齊，唯恐被趕出教室，他在心驚膽戰中上了一段時間的學，所幸“老師總是說話不算數”，一再寬限，最后是舅父送來救急的錢。直到讀完小學五年級，跟隨尋到土法制造鉆頭這一新營生的父母離開南潯來到上海，葛劍雄從未買過一本課本之外的書籍。

1950年代，上海蘇州河。

乘了一夜的船，葛劍雄未曾入眠，自蘇州河來到上海。雖然全家不過租住在閘北一處10平米的棚戶閣樓，上海仍對這個孩子報以開放和歡迎。1956年7月，他到閘北區教育局辦轉學手續，辦事人員找來五年級期末考試試卷，表示成績合格才能接收。葛劍雄順利通過，隨即轉學成功。他像一塊巨大而干燥的海綿，在各種文教設施、藝術展覽和形形色色的人群之間，迫切地吸收其中養分。如饑似渴的狀態伴隨著他的整個求學過程。來滬幾個月后，他便學會講上海話，跟上海孩子沒有區別。

仍因年齡和開銷受限，葛劍雄更想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初高中階段遇到能鼓勵學生的興趣，而不是施加壓力或提出目標的幾位好老師，成名成家后的葛劍雄將其引為一生幸事。在初中長安中學，語文老師和歷史老師知道葛劍雄受學生身份限制，想借書而不得，主動提出可以替他去借書、帶他去借書，以及把自己家里的書帶來供他借閱。葛劍雄初次聽說譚其驤的名字，正是初中歷史老師說到當時正在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

《中國歷史地圖集》全八冊

初中時，葛劍雄一度愛上制作航模，很多課余時間在學校學做航模，參觀航模比賽，雖然一套最便宜的航模器材也買不起，他也常去南京路的翼飛航模店看。初中還辦了無線電收發報組，葛劍雄跟指導教師磨到試學資格，去四川路上的青年宮用整套設備熟練操作，日積月累形成的肌肉記憶，或也成為他日后更早運用打字機和電腦的入口。

1959年，建成不久的閘北區少年宮，開辦了免費的特長班。葛劍雄正值初三，考取了其中的文學創作班和美術班。因時間重疊便隔周輪流去上，直到美術班開始教油畫要買顏料，發現買不起才知難而退。后來，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一次名畫展，門票價格從1.5角漲到了5角。葛劍雄咬咬牙仍然花錢去看，付不起返程公交車票錢，就從人民廣場步行三公里回到上海北站附近的家，覺得看到了國寶級的畫很值。少年宮文學班的指導老師孫書年是附近新偉印綢廠的廠校教師，是錢基博先生的外甥，學問很好。孫書年看葛劍雄有興趣，便約他去天水路弄堂家里，每周或隔周一次，告訴葛劍雄哪些書值得看，也取出書畫和扇面教他欣賞。這一問學持續到高中畢業。葛劍雄由此打下文史知識基礎，也對書法產生興趣。后來他考上青年宮的書法班，有更多著名書法家來授課。“在當時的上海，只要你有興趣，就有各種機會。”葛劍雄回憶。

到了高中市北中學，歷史、語文、英語等老師和班主任，不僅帶葛劍雄借書，還干脆把他帶入教師閱覽室讀書，使他那時就讀了一部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名著，包括一些文學古籍。高中病休期間，葛劍雄白天常在閱覽室中度過，與有的青年教師成為交往密切的朋友。后來，其中的歷史教師W，也報名參加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的研究生考試。葛劍雄也有自購的書，比如病休一年半期間，《詩詞格律》翻來覆去看過多遍。

教學也是一樣寬松，只以所學為準繩。高中英語老師趙漢文見葛劍雄對英語有興趣，讓他參加課余英語興趣組。高一從ABC學起，家里沒有人懂英語。但因為打下堅實基礎，病休時自學了高三教材，復學后考試仍然非常輕松。“我英語學得很好，卻從沒得過滿分，老師也沒有這樣要求我。”每當大考前停課復習，葛劍雄照例在上海圖書館、博物館，福州路各個書店中度過。根本沒有專門復習，數理化也能得4分。

而高中歷史老師毛仁村對葛劍雄說，課上的內容你不必學，只要參加考試就行。葛劍雄感覺出去玩也不太好，就在歷史課上做作業。有一次他不小心和同桌金宗偉越講越起勁，毛老師只是走過來俯身在耳旁說“輕點兒”。

“寬松成這樣子。”八十歲的葛劍雄的感謝多過感嘆。

雖然高中已明確了側重方向，也在休學期間學會了自學，但葛劍雄也感到自己不能做“社會青年”。在班主任余邦貽的建議之下，19歲的葛劍雄抱著“今后還有上大學的機會”的念頭，報名上海教育學院師資培訓班。同是聽從余邦貽老師勸告，他放棄原定的語文而選教英語。因為英語教起來輕松，有更多自學時間，而語文教學工作量很大，每周要批兩個班級的作業。

1965年8月，經過在母校市北中學的實習后，葛劍雄成為新建的古田中學的一名英語教師。他還報考了上海外語學院夜校部，讀到1966年6月。其后數年間，他能以“支援世界革命”“批林批孔”“評法反儒”的名義學英語，看古籍，看內部書，對發來訂單的英文“內部書”一般都買。總之拿到書就讀，對回憶錄或傳記等關切現實的內容尤為感興趣。他用25元選購了一臺1930年代的UNDERWOOD手提式打字機，練習正規盲打，打的是英文毛選或《北京周報》。這臺打字機用到1986年，其后又給幾位研究生練打字。而鍛煉身體也是主要任務，他自1967年學會游泳起堅持至今，40余年來保持一次能游1600米的水準。

葛劍雄在古田中學實際工作了13年，其中負責學生管理工作10年。學校領導、師生到周圍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屬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單位，幾乎都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只要找到他，古田中學再厲害的學生也能制服。

在葛劍雄看來，這段經歷使他學到很多在書本、課堂、校內學不到的東西，對社會獲得比較深刻的了解。“當我進入史學領域后，我認識到，要讀懂史料的文字內容固然不易，但真正困難的是要讀懂文字的真實含義，即文字背后的事實真相，那十余年的經歷積累下來的經驗意外地幫了我的大忙。”想到高中前后兩個班級的同學經歷了諸多磨難，而自己留在上海做中學教師，還能為同學聯絡和聚會提供條件，葛劍雄認為自己算是因禍得福。

而在讀研究生后，葛劍雄也發現，以前無意中積累的知識也大有裨益，學問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通用的。“歷史地理本身就涉及歷史、地理和不少相關的人文、社會和自然學科，需要較廣的涉獵和觸類旁通。這樣的興趣我一直保持至今，只要有機會就會利用。”在知識的汪洋大海中，也不能貪多務得或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目的或主見，葛劍雄對其他學科的了解，一般僅限于基本原理和最新進展，面對過于高深或一時弄不明白的問題，也總是及時放棄，留待以后。

直到1983年9月，葛劍雄才第一次踏進嘉業藏書樓樓門。

“我經常對學生說：以往的社會現象是無法重現的，但如果你了解了今天的社會，再了解過去的社會就比較容易了。”正所謂，考事者尋微，覓跡者悟本。多年后，葛劍雄對家鄉南潯的藏書樓嘉業堂有這樣一番評點：“樓主劉承干雖以前清遺老自居，處世卻相當現實，日占期間一方面利用“滿洲國皇帝”溥儀題字的匾額當書樓的護身符，一方面卻已將大批珍本秘籍讓與大學；新中國成立后主動捐出財產圖書，既保全了藏書樓，也使自己能安享天年。中國近代的藏書樓中，嘉業堂是最晚建的，但一度最輝煌，歸宿最圓滿，留下的建筑、設施、圖書最完整，如今也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國寶。”

葛劍雄考上研究生后，還產生了一系列的良性影響。按照當年的政策，工作關系留在古田中學，并繼續擔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直至五年任滿。得知葛劍雄的情況，第二年中學教師中報考研究生的人數大增，曾與葛劍雄同班的兩屆高中同學也開始做報考準備，來到他家復習政治英語。許多人如愿以償，成為各自領域的知名學者。

由點及面：走向人口史與移民史

葛劍雄真正體會歷史地理是怎樣的學問，還是1978年9月跟譚其驤讀研究生之后。這年5月的研究生初試就近舉行，只要10分鐘就能從古田中學走到設在上海工學院的考場，葛劍雄把自己的課調到早上，騰出考試的時間。這樣也不耽誤工作。三天里考了政治、英語、古漢語、歷史和地理五門。除了地理試卷有的名詞解釋沒有見過，葛劍雄也不覺得其他有什么難度，要點都在平時的工作和愛好之內。初試總分是全系第一。

很快有了復試通知。葛劍雄借助十天公假，臨陣突擊復習，白天在上海圖書館的參考閱讀室，晚上在自家斗室吹風扇溫書。看到侯仁之主編的《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硬背下有關歷史地理的概念。來到復旦大學的復試考場相輝堂，他仍不覺題目有什么意外，注意到考場外站著不少殷切的考生家屬，他們將家人團聚與未來出路的盼望，全部寄托在這次考試上。

這僅是序曲中閃現的幾個小節。人口的增減與遷移還將成為他學術人生的主旋律之一。面試在龍華醫院進行，譚其驤正在住院治療。被問到讀什么書，葛劍雄盡己所能，跟著追問回答。參加面試的五人都被錄取，其中葛劍雄年紀最小，比最年長的周振鶴小4歲。第一次開課也是在龍華醫院的接待室。

接觸到歷史地理，葛劍雄疑惑，究竟要用什么本領，才能畫出清朝的、漢朝的地圖？譚其驤告訴他，主要根據文獻材料考證。比如，秦始皇并未留下多少記錄，但《水經注》講到，水流向何地，旁邊有某城。可查到文獻說這是秦朝的某郡。還要根據其后的文獻記載向回推，如有人做《水經注》說這是唐朝某縣，宋朝方志也提及這是唐朝某縣，一直到明清的方志。葛劍雄這才有了概念。

每個盛世都被不斷記取。兩漢是古代中國最長的穩定時期，班固編纂的《漢書》得以成為斷代史中最全的資料庫。譚其驤將《漢書·地理志》視為所有《地理志》中最基本和重要的一種，給恢復招考后的首批研究生上課時，親自講解這部書。葛劍雄對《漢書·地理志》郡縣的戶口數很感興趣。為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對自己選的河東郡寫考釋，又希望在戶口數字方面有所發揮，葛劍雄把整部《漢書》翻了一遍，找到和戶口有關的一些資料。這項作業也得了高分。

葛劍雄感到人口問題可以做文章，便選定以西漢人口作碩士論文，開始整理更多史料。這篇《西漢人口考》已在1980年9月寫完，譚其驤認為可嘗試發表，葛劍雄在赴京交流時將其交給《中國史研究》。到了10月碩士論文答辯時，文章已發表出來。答辯委員會是歷史、地理和經濟等學科的大家，包括吳澤、伍丹戈、陳橋驛、黃世曄、吳應壽等。他們建議，不要光寫人口數量變化，要全面考察一下西漢的人口問題。

1981年底，葛劍雄碩士畢業，留在研究室工作，繼續跟譚其驤讀博士。此前已有“為了研究的目的，閱讀必須窮盡”的明確意識，又得益于積極的學術交流環境，葛劍雄不斷延伸和參照。還在寫碩士論文時，他讀到臺灣學者王業鍵教授來大陸講學的報道，其中介紹了何炳棣的著作《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的主要觀點。這本書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使他深受啟發，也促使他在博士階段，去尋找更多國外的人口歷史、人口地理以及社會史的書籍做參考。“凡是當時能夠找到的書籍我都找了。”但國內還是找不到這本何炳棣的著作。

葛劍雄的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

相比碩士論文只做人口數量，葛劍雄的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擴大到人口分布，也涉及人口遷移。譚其驤外出工作或開會時，葛劍雄作為助手與之朝夕相處，隨時可就博士論文求教。文章早在1983年4月完成，譚其驤認為達到博士論文要求，葛劍雄和師兄周振鶴提前博士畢業，1983年8月舉行答辯。答辯委員會成員均為歷史地理學與歷史學的泰斗。其中幾位老前輩，鼓勵葛劍雄繼續努力，從西漢往前后研究，做成一部人口史的通史。

同年10月，作為新中國培養的首批文科博士，二人從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手中接過歷史學博士學位證書。這成為一時轟動的盛事。作為中國第一篇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為新中國第一本公開出版的博士論文。1987年周振鶴的《西漢政區地理》也在該社出版。

1983年10月19日，復旦大學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謝希德校長向42歲的周振鶴、38歲的葛劍雄頒發博士學位證書。兩人成為新中國自1980年建立學位制度以來的首批文科博士。 畢品富 攝

拿到博士學位后幾天，葛劍雄接受了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資助的國家重點項目《中國人口》叢書編委會邀請，在譚其驤指導下撰寫《中國人口·總論》第二章《歷史人口》中1911年以前的部分。這部分計劃的字數只有數萬，但涉及中國人口史的絕大部分。葛劍雄自此開始醞釀，寫一部中國人口史。

嘗試完成這章初稿時，葛劍雄體會到，中國人口史留下的空白和必須重新研究的問題太多。“研究了一下東漢的數字就感到束手無策，三國、南北朝的更無從入手。”1985年7月，葛劍雄赴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解決中國人口史的難題。

赴美第一周，迫不及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拜讀了何炳棣的書，葛劍雄感慨，國內關于“丁”和“口”比例如何的討論看似熱烈，實為步入歧途的無效勞動，這本出版于1959年的書已做過很多嚴密論證。而在美國一些大學問到中國學的研究生，大家幾乎都知道“丁”的真正含義是“fiscal unit”（賦稅單位），而非“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數量）。

葛劍雄1986年得到許可，將何炳棣的著作譯為中文在大陸出版。到了2000年，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正式出版。

1986年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葛劍雄聽到一位來自紐約的教授報告中國歷史人口的數量和分布。葛劍雄并未感到報告有什么獨到之處。而這位教授聲稱，自己研究從不采用中國學者的說法和證據，而他所用的歷史地圖和分地區的人口數據分明取自中國學者著作。這位教授回答批評時，竟表示與中國學者沒有共同語言。

這次遭遇強烈刺激了葛劍雄。之前參觀了美國諸多大學、研究機構和圖書館，在中國人口史研究文獻中難覓大陸學者的著作，葛劍雄感到，直到1986年，除了前述何炳棣的研究能夠為人接受，中國還沒有像樣的中國人口史；而要改變人家的偏見和狂妄，就要拿出科研成果。

1986年春，借助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之機，葛劍雄去芝加哥大學向何炳棣求教，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困惑的問題。何炳棣并未直接回答，卻著重談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實質：“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與中國史也是相通的。”這些話給葛劍雄留下深刻印象，也產生了持久影響。自此，他研究每個問題時，都會注意它與國際上的關系；未了解世界上相關情況前，絕不輕易作國際比較，在談中國問題時不輕易涉及其世界性。何炳棣也同意了葛劍雄提出的請求，將這本書譯為中文，在國內出版。

葛劍雄1986年回國，決心努力攻克中國人口史的難題。作為中國人口史的重要部分，他設想先從人口遷移入手，寫出一部中國移民史。譚其驤正是中國移民史研究的開拓者。譚其驤讀本科時，受到潘光旦影響，開始關注移民問題，1930年寫的畢業論文便是《中國移民史要》，另有《遼代“東蒙”“南滿”境內之民族雜處》《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等論文，到了做顧頡剛的研究生時，也沒有放棄移民史，覺得應一個個時代或地區深入，寫了《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

1991年出版的《中國人口發展史》

移民史研究并非短期能有成果。當時又很需要一種比較簡明的中國人口史。“就像國民應該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一樣，中國公民都應該了解中國人口發展的歷史。”作為1987年國家教委重點項目，在《歷史人口》一章基礎上，葛劍雄1991年出版了30多萬字的《中國人口發展史》。這本書不局限于人口數量變化，更全面論述了中國人口史的空間范圍、時間范圍和具體內容，糾正了一些長期沿用的錯誤成說，提出了前人從未提出的見解，也對史料的發掘和運用做了一些嘗試。而由《中國人口發展史》初稿改編縮寫的《億兆斯民——中國人口史再認識》在1989年出版，這本書十余萬字，更為通俗易懂。

兩千年間，中國人口大起大落。這又受到地理、民族、產業、政治和軍事等因素影響。葛劍雄起初便對相關歷史問題保持關切和興趣，也形成一條長期思考的線索。1987年10月，響應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周年理論討論會論文征集，葛劍雄撰寫了一篇《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上報學校，獲選參加教育部于南開大學召開的討論會。又經此會推選，于12月參加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北京大興召開的討論會，獲得論文獎。

1994年出版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

文中說到：“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分裂和分治大多是諸方面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但人們順應歷史規律，在擴大和鞏固統一的范圍、延長統一的時間和消除分裂的因素方面能起很大作用。”進行深入研究后，葛劍雄又將其寫成一本《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該書問世三十余年，數個版本廣受歡迎——據葛劍雄回憶，前后在大陸和港臺印了17版。

1988年，完成《中國人口發展史》初稿后，葛劍雄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正式決定做中國移民史。譚其驤聞之，便取出完成于1930年的大學畢業論文《中國移民史要》的兩冊文稿，送給葛劍雄。“這是我沒有寫成的移民史，留給你作紀念吧。”

《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的編撰，也可謂承前啟后的大事。葛劍雄聯合了更多學者一起來做。作為主編，葛劍雄提出總體設想，各人負責不同歷史階段，各自獨立成書，也共同討論推究。他與曹樹基、吳松弟合著的《簡明中國移民史》，在1993年出版。曹樹基和吳松弟也是譚其驤指導的博士。而此時譚其驤已過世，令葛劍雄倍感遺憾。1997年，由葛劍雄主編的《中國移民史》六卷本出版，三人各自撰寫其中兩卷。而到了2022年再版時，這套書改正了錯訛和遺漏，又增加了第七卷“清末至20世紀末”，由安介生、張根福和陳鵬飛完成。他們曾師從葛劍雄，如今是學術中堅與新銳力量。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移民史》（七卷十冊）。199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再版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六卷本，在此前工作成果的基礎上，也在2002年全部出齊。葛劍雄撰寫了第一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其他合著者除曹樹基、吳松弟二人外，還有唐長孺先生的學生凍國棟，以及葛劍雄的學生侯楊方。2002年歲末，葛劍雄在卷后記中提到，源于史料和數據本身的限制，以及研究的復雜性超出自己的預想，“中國人口史的研究還只能算是剛剛開始，而且這個開端相當艱難，我們原先確定的目標還只能說是基本達到。”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六卷）2002年出版

葛劍雄接受媒體采訪時，特別感謝了何炳棣所作的貢獻。“《中國人口史》正是在吸收了國際人口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的基礎上，向前邁進了一步。從與人口關系最密切的三項基本因素——資源、環境和生產力出發，揭示人口與它們之間的相互制約的關系，重新復原并構造出了整個中國人口變化的軌跡。”

《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如今已被國際上廣泛采納。回頭看去，之所以將人口、移民作為主要方向，大概是葛劍雄的興趣和問題意識不斷擴展，需要以宏觀的系統去容納，他又對工程和數字較為敏感，能夠嘗試去推進一些量化的基礎性工作。

2005年出版的《歷史學是什么》，成為諸多中國的歷史學愛好者和學習者的啟蒙

因少年時就走上自學之路，葛劍雄一向希望，能向更多人普及歷史地理的研究成果。這類編纂出版的工作持續進行。2005年出版的《歷史學是什么》，便是其中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一種書。隨著學科越分越細，葛劍雄越發意識到，歷史學界都未必了解人口研究的成果，遑論理工科的技術人員，因此在學術著作基礎上，撰寫了一些中等程度的學術普及出版物，如2020年出版的《黃河與中華文明》、2021年出版的《不變與萬變》等。

2020年出版的《黃河與中華文明》

隨著信息媒介的發展，葛劍雄也樂于用專題的方式，撰寫更為簡明的讀本或是做音頻視頻的轉化，讓更多社會公眾能夠有所理解，如2019年出版的《上海極簡史》、2024年出版的《中國人口三千年》等。這些面向公共的講述確實受到公眾歡迎，長期流傳的錯誤觀點也可借此得到糾正。他覺得，只有這樣，自己的學術成果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2019年出版的《上海極簡史》，書中帶有兩個二維碼，分別對應葛劍雄用上海話和普通話所做的講解。葛劍雄說到，其中大多是譚其驤或其他歷史學者已做出的研究，自己選擇最重要也較有趣的做成普及版。

薪盡火傳：技術工具與人文精神

在復旦大學光華樓的“譚其驤文庫”，翻開厚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下稱國家地理地圖集）第一冊的扉頁，80歲的葛劍雄指著幾排名字說，這些編委會成員里，還在世的只剩自己一人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

2012年出版的第一冊《國家歷史地圖集》，已是這項工作重新啟動20余年后的成果，該圖集計劃出版三冊。1982年底，該項工作重啟時，主持圖集編繪的仍是已年過70的譚其驤。譚其驤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到1988年底《中國歷史地圖集》出齊。雖有友人建議，人到暮年，應將時間精力投入個人著作而非集體項目，把來不及寫的文章寫出來，但他心系更為遠大的圖景，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雖是前無古人，但僅是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的普通地圖集，而不是完整的歷史地圖集——包括各個歷史時期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所有有據可查又能用地圖表示的地理現象，因而希望能把《國家歷史地圖集》做出來。直到1992年離世之前，譚其驤知道很可能無法親眼看到這一巨型地圖的成果，但仍然明知不可為而為，全心系在這件事上。

而葛劍雄在研究生入學第二個年頭，已對地圖測繪史產生興趣，查閱不少資料后，又在歷史系資料室發現了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和蒙古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狀況的概述》法文原本和早期英譯本，從中翻譯了《測繪中國地圖紀事》一文，后發表于《歷史地理》。擔任譚其驤的助手后，葛劍雄10余年間常陪同譚其驤外出或住在工作場所，接受更多言傳身教，也對編纂地圖有了更多直觀了解。

1983年10月，譚其驤在上海主持《肇域志》工作會議，與汪道涵市長、謝希德校長等合影。（前排右三譚其驤、右四謝希德、右五汪道涵，后排右一葛劍雄）

八冊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國家歷史地圖集》古地理地圖的基本資料。早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修訂期間，作為主編譚其驤的助手，葛劍雄就參加了全部相關會議，協助譚其驤處理往來文件信函，參與具體討論商談。過程中，熟悉了編繪歷史地圖的理論、原則、方法，處理相關的學術爭議，也了解到這類國家級、多方合作的大型科研項目的管理協調和具體問題的處理方法。

葛劍雄看到，譚其驤始終堅持，要根據歷史事實畫圖，絕不能違背史實。大家對修訂過程中的意見都認真做了研究，凡言之有理又能反映在圖上的，一般都在修訂中得到采納。即便非專業人員或普通讀者的來信，也受到應有重視。經過激烈辯論，意見也能達成基本一致，如大家決定，在第八冊后記中寫明，圖集系學者研究成果，不代表政府觀點，學術界雖有不同意見，圖上只能表示其中一種。

1990年11月16日，“慶祝譚其驤八十壽辰暨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右一為葛劍雄

葛劍雄也看到，歷史地理學科的研究本身應保持價值中立。但如何運用這些成果，只要國家還存在，那么國家利益就是第一位的。“這方面，譚先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典范。比如編歷史地圖集，用哪一種觀點對國家更有利，哪些成果現在就能公開，而哪些還不能，他都是服從國家利益的。我想，我們做研究和學術方面，也是這樣。堅持做我的學術成果。一旦國家需要，一切以國家的利益為主。我的理解是，學術無禁區，應用有紀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四十余年的編纂工作中，葛劍雄先后被任命為人口圖組組長、編輯室主任、編委，安排并主持了第一、第二次復核會議。其中開了很多次審圖會，由葛劍雄到北京召集圖組組長和主要作者，逐幅審查。組長和作者大都比自己資歷高、年紀大，但為保證圖幅的質量，葛劍雄在原則問題上絕不退讓。其間因資金等問題，項目有所推延。2018年，葛劍雄被中國社科院聘為第二冊、第三冊的執行主編。到2024年底，第二冊圖稿已全部完成編輯和初步設計，進入最終設計和印制階段。第三冊的編稿已基本完成，即將交付編輯、設計。

2013年，《國家歷史地圖集》編纂者葛劍雄、高德、李孝聰、鄒逸麟（從左至右），翻看新書心情大好。

與此同時，葛劍雄也時刻關注與國際的交流，希望利用最新的技術，讓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彰顯在世界上，并能夠相互對照討論，推進全人類對中國歷史的認知。1980年代末訪問法國歷史人口中心時，看到法國學者正在收集數百個家庭300年來的人口數據，建立歷史人口數據庫時，葛劍雄就想到，中國的家譜族譜資料遠比法國豐富，起點也早得多，完全應該也可以做持續500年或更長的人口數據庫。“但這樣一項巨大的工程顯然不是幾個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更多的同行共同努力。”

1996年，葛劍雄擔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開始設想更多運用已浮現的數字技術。2000年前后，談到新世紀的學科發展時，葛劍雄就指出，如何判斷中國歷史地理達到世界水平，需要讓相應的理論和方法，不僅適用于研究中國歷史地理，也適用于研究外國和世界的歷史地理。因此，一方面要繼承傳統的研究方法的優勢，；另一方面要創新，去了解國際的潮流，盡可能利用最先進的研究手段。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自2000年起與哈佛大學等單位合作的CHGIS項目正來自于此。葛劍雄認為，中國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延續的、完整的歷史地理資料，這保證了內容上的先進性。“歐洲說他們的目標是往前推200年，爭取做到往前推300年。我說我們是往前推2000年，爭取做到3000年。”技術方面也需引入最先進的工具，才能在總體上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作為項目主持人，葛劍雄就必須了解有哪些先進技術可以利用，并解決其中可能遇到的困難。起初的設想只是對歷史地圖進行數字化，但他后來覺得，應該創建自己的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也即，對應當代的地理信息系統GIS，搭建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

該項目既運用國際最先進的軟件技術，也讓內容和學術達到更高的水平。雖然費時費力，但的確功不唐捐。這些成果得到了國際上的公認。這些數據不必經過翻譯，大家都可使用，自然能夠更好地交流和討論。葛劍雄記得，在世紀初，明明是開歷史地理專業的會議，卻有80多名自然科學的西方學者到場聽會。而CHGIS的成果發表在美國的平臺后，成為相關研究者必用的站點，也被評為美國人文類研究最受歡迎的網站之一。甚至在20年后的今天，信息技術和平臺已層出不窮，這項成果仍一再被當下的研究者轉化和利用，得到新的發展。同時，它也激勵了更多人和機構，運用后來涌現的更為先進的技術，去開展類似的工作。

2005年5月10日上午，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大會上，葛劍雄作了《薪盡火傳》的主題報告，回顧中國歷史地圖史及譚其驤先生的貢獻，說明CHGIS是對譚其驤先生事業的繼承，也是對中國傳統的創新。2007年3月，葛劍雄卸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出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20年后，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來，似乎沖擊著人文社會科學。而葛劍雄認為，截至目前，人工智能不過是一種技術，甚至還不能稱作科學。“人工智能什么都有，就是沒有思想，沒有創新。研究者的創新思想，只要沒有發表，人工智能就不能獲得。”

2001年2月，葛劍雄在南極喬治王島

因此，葛劍雄主張，大的歷史學科也好，具體歷史的分支也好，研究者一定要明白，不管出現什么新的事物，在技術和科學層面要不斷跟上，但在人文這部分，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念，堅持自己的信仰，不能受到影響。

“人類發展到今天，要靠知識取勝已不可能。真正的本領是怎樣運用這些知識。也就是，怎樣通過一定方法，找到前人沒有找到的角度或理念，取得突破。這就需要一個人有長期的研究和奉獻精神，還要有正當的動機。”

“譚先生培養我們，從來沒有要求指定我們做什么，都是我們自己找題目，他來把關。他覺得可以做，我們就做。”作為學生和傳記作者，葛劍雄又回顧起譚其驤的啟發式教導——每次聽到不同意見，老師總是加以鼓勵。“他繼承了自己和顧頡剛先生這樣一種私淑關系，鼓勵師生之間相互開展學術的辯論，而且鼓勵我們超越。譚先生就是在研究生上課期間，發現了顧先生在課堂里的問題并提出來。顧先生鼓勵他寫成書面的。最后，顧先生把他們討論的內容，全部印發給聽課的學生，并作為教材。”

“譚先生也一直鼓勵我們自己找研究題目，他自己從不干涉。而且再三講，學術上我當然要超越王國維、錢大昕這些人，而你們更應該超過我，否則學術怎么進步呢。”

葛劍雄榮獲2007年度復旦大學“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導師”，與學生合影。

多年來，包括不拘一格招入的學子在內，葛劍雄指導了諸多優秀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比如，獲評“全國百篇優博”的就有2005年高蒙河的博士論文《長江下游考古時代的環境研究——文明進化中的生態系統和人地關系》，2006年李玉尚的博士論文《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2013年馬孟龍的博士論文《西漢侯國地理》。但葛劍雄當下更希望強調的是，一個人需要確定切實可行的目標，而不是處在不必要的焦慮之中，因為無論何時，金字塔上的人始終是少數，在學術界也是一樣的。一般而言，歷史學人做一名中學老師，可能就是很好的職業人生。

2025年10月底，面向蘇州市名師發展共同體（中學歷史組），葛劍雄做了題為《歷史：記錄、研究與應用》的講座。

而在大眾層面，面對這個多元媒介時代，歷史也被以各種方式重新敘述。2024年，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成立了游戲產業研究專家委員會，聘請葛劍雄擔任顧問。此前，葛劍雄還為王者榮耀的一款產品做過學術顧問，主要負責歷史事實審核和價值觀把關。

而葛劍雄連一局游戲都沒玩過，也不知怎么玩。之所以敢接受這一邀請，是由于他認為，玩游戲本來不需要任何理由，不能將上癮歸咎于游戲，把游戲本身污名化。游戲的底線是無害，這不是靠技術實現，而是需要依托價值觀念。雖然和小說一樣容許虛構，但游戲不能顛覆大家的認知，一定要遵循公序良俗。

而傳授歷史知識，則須通過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本身，不能希望借助游戲。“其實，教就是教，如果要通過樂來教，那么教肯定是入不了的；另一方面，樂就是不教，一教就不能樂了。”葛劍雄指出，是因為古代生產力不發達，人們對玩樂有負疚感，才給出了“寓教于樂”的借口。

葛劍雄認為，游戲就是游戲，和球賽、音樂等一樣，是重要的文化產品。他尤其希望糾正一個看法，評價出海游戲如何代表中國文化，不是片面強調中國元素和符號，而是要用國際元素講述中國故事。這樣才能更受歡迎，更好地普及中國文化。“如果說《悟空傳》受歡迎的原因是中國元素，多少有些不實事求是，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本身。”比如，風靡世界的labubu就是國際元素的中國玩偶；而美國電影《功夫熊貓》用了許多中國元素，所表達的卻是美國文化的故事。“我就是從這一點來做顧問。”

如今，80歲的葛劍雄還在進行各類社會活動。作為機器人與人工智能領域的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希望，作為該校圖書館館長，葛劍雄能起到人文引領的作用。如此一來，在社會上的活動越多，葛劍雄越能幫助學校擴大影響，具體事務隨時可以在線處理。葛劍雄也照著他的建議，在學校里多開講座，在圖書館多辦展覽，以提高大家整體的人文素質。

“我從沒有停止過思想。”葛劍雄認為，80歲是新起點，自己對歷史地理的追求永遠會有新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