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我是一名自由黨人嗎？

作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世界公認的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開創了現代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被譽為“宏觀經濟學之父”

一

如果人天生就是一個政治動物，那么，他若不加入任何政治黨派，就一定會感到極不舒心；那種冷寂、孤獨，被漠視而倍有身如微塵之感，這些都是不讓人感到愉快的情緒。如果你加入了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而且該政黨所秉持的施政綱領和哲學理念又頗值得同情，能夠滿足你對于喜歡社會交往、希望經綸世務以及滿足智識上的要求這些本能的需要，那該是一件多么稱心如意之事啊！這樣的政黨是值得你大量捐資襄助的，也值得你把所有的空閑時光全部花費在這樣的事情上，而其前提是，你得是一個政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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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文集》

[英美]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著

李井奎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11月

因此，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如果他不甘心喊出這樣一種遭人輕視的話——“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那么，他就會選擇加入任何一個黨派，而不會成為一個無黨無派之人。如果他不能根據“相吸”原則，他就應當退而根據“相斥”原則來找一個安身之所，尋找一個相對而言最不感到厭惡的政黨加入進去，這也總比寂然一身地站在圈子外面要好得多。

現在我來說說我自己——在這樣的一個消極標準之下，我到底該處在什么樣的立場之上呢？我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名保守黨黨員嗎？這怎么可能呢！他們既不給我吃，又不給我喝——既不能在智識上使我有所增益，又不能在精神上使我得到安慰。他們既不能使我感到中心愉悅，感到興奮，也不能讓我得到任何的啟發。這個黨派的人士——算了，我還是不去提他們的名字了——所共享的那種心理上的傾向，那種人生觀，既不能增進我個人的利益，也不能增進公共的利益。從他們的政治綱領當中，我既看不到其最終目標到底是意欲何往，也沒有看到要實現的理想在于何地，它與任何智識上的標準都格格不入，甚至就我們所已經達到的文明程度而言，它也不能或者不打算去防止邁向退化之路。

那么，我應不應該加入工黨呢？表面上看來，加入工黨是有著較大的吸引力的。但是，若然深入地仔細考慮一下，我就發現，這里面也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首先，工黨是一個階級黨派，而這個階級并非我之所屬的那個階級。如果我真是為了追求階級的利益而加入黨派，我應該追求我所屬的那個階級的利益。在涉及這一類的階級斗爭時，除了某些熱衷于此的搗亂分子之外，我和其他任何人沒有什么兩樣，我那有著階級屬性的個人的愛國情感，是與我自己的生存環境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我可能會受到從我的立場來看似乎是公平的、良好的那些觀念的影響，但是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一邊的。

但是，最主要的一點是，我不相信在工黨內那些有識之士能夠一直掌握著適當的控制權；有些人簡直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到底在說些什么，但是正是這些人決定著黨內的許多間題。如若黨的控制權一旦為某一個獨裁的內部團體所操控——而這并非不可能——這個政黨就會為那些極左翼人士的利益代言。工黨的這一支派頗不可取，我稱之為“破壞派”。

在消極標準之下，我認為還是自由黨比較起來是最有前途發展的良好工具，前提條件是它能一直擁有堅強的領導和正確的施政綱領。

但是，如果我們從積極的方面來考慮政黨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從相吸的方面而不是從相斥的方面來看待政黨時，那么，不論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黨的策略上還是人選上，我們都會感到這個政黨與其他任何政黨一樣，前景令人感到黯淡。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就各個政黨而言，彼此乃是出于同樣一個理由。19世紀歷史上的政黨問題，歷歷已成陳跡，而關于未來的問題，卻方興未艾，這些如今都尚且還沒有成為政黨問題，但是，卻也已經越過了舊有的政黨路線。

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問題、選舉權問題、愛爾蘭問題、自治領的自治問題、上院的權限問題、所得稅與財產稅的稅率之差擴大的問題，國家財政收入在“社會改革”方面，也即疾病保險、失業與退休養老、教育、住宅、公共衛生等等的費用支出問題，所有這些自由黨曾經為之努力奮斗的問題，或已經取得了成績，或已經成為過往，或所有政黨意見已經取得了彼此的一致。那么，除此之外，還剩下什么問題呢？有些人會說，還有土地問題。但是我卻沒有這樣的想法，因為我認為這個問題，在其傳統的形式之下，由于事實上的悄然變化，現如今在政治上已經沒有什么重大的意義可言了。就自由黨的傳統施政綱領而言，我只看到還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禁酒問題和自由貿易問題。這兩者當中，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自由貿易問題仍然是一個當前重大的政治爭議的焦點問題。有關自由貿易，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論調。一種是自由放任主義的論調，這種論調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與自由黨的個體成員們心意相投的；還有一種是經濟論調，這種論調的根據在于，各國使用資源的情況不同，各有其比較優勢，如果聽任其自由流動，可以互受其利，實現共嬴。關于自由貿易的原則，背后是有一套政治哲學為之鋪陳的，但是現在我對這套哲學已經不再抱有什么信心了。我之所以相信自由貿易，乃是因為從長遠來看，一般而言，這是唯一的在技術上正確、在理智上無懈可擊的可取之政策。

但是，從最好的方面來看，自由黨在土地、禁酒和自由貿易這三項議題上，即便對前面兩個問題已經達成了一致的、明確的施政綱領，難道它就可以憑借這三個問題而實現長期的持續生存嗎？作為一名自由黨員，目前在對這些方面進行積極的論證尚且顯得極為貧乏。那么，其他的政黨在這些方面進行積極的論證上，情況又如何呢？

保守黨始終是極端頑固派的發祥地。但是，就積極的意義而言，它所處的情況也并不見得就比自由黨好到哪里去。在保守黨內部，那些比較年輕的進步分子與一般的自由黨員比較起來，無論是在政策上還是在觀念上，都沒有什么真正的區別，而所屬黨派之所以有別，常常只不過是因為偶然的氣質上或過去的淵源上的關系。而過去的那些戰斗口號， 現在其聲音或者已經趨于低沉，或者早已湮沒無聞。教會、貴族、地主利益、財產權利、帝國榮譽、勛業光耀，乃至啤酒和威士忌酒問題，所有這一切，都絕不可能再構成英國政治上的主導力量。

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將來要如何與環境的演化相適應，這是時代的一個重大問題；保守黨應該如何對這樣一個當前的重大問題貢獻意見，進行解釋，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困難在于，在倫敦和議會里的資本家巨頭們，對于什么是保衛資本主義的新舉措，什么是布爾什維主義，根本就沒有能力來辨別清楚。如果舊式的資本主義在智識上能夠保護自己，那么，長治久安是可以實現的，再過很多世代也不會被擊垮。但是，對社會主義者來說可稱幸運的是，這樣的希望尚且渺茫得很。

我認為，那種使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在精神上趨于腐朽的種子乃是源自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絕非資本主義自身的特征，而是從它的前身即封建制度繼承而來的，這就是資本主義下的世襲原則。在財富和企業的管理經營方面代際承傳的繼承原則，正是為什么資本主義事業的領導權會如此虛弱和無足輕重的原因所在。現在處在主導地位的人，其中太多是創業者的后代，是第三代人。要使一種社會制度趨于衰退，再沒有比堅持世襲原則這個辦法更為有效的了。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拿教會作為例子來加以說明，這是在我們一切制度中歷史最悠久的了，它始終沒有沾染上世襲的惡俗，而且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這個制度才得以長期存在。

正如保守黨總是有它的極端頑固派一樣，工黨內部也總是有這么一個“破壞派”為其羽翼——也可以叫它做雅各賓派（即過激革命派），或者共產主義者，又或者布爾什維克，只要你喜歡你可以任意叫它做什么。這一派所仇視或輕視的是現行的制度，認為只要推翻這些制度，就會取得極好的效果；或者至少可以這樣認為，推翻現行的制度是獲得極好的效果之必要前提。只有當社會受到壓迫，在苦惱、憂郁的氛圍之下，或者是對頑固派的統治產生反感時，像這樣的派別才會有滋長榮發的余地。在英國，這一極端派別在人數上是極其微小的。可盡管是這樣，在我看來，它的理論在沖淡了的形態之下也已經滲透到了整個工黨。這一破壞派，普遍存在著極端的憤激和猜忌；不管工黨的領袖們內心如何平和中正，他們要想贏得選舉上的勝利，總是不能不對這樣的情緒多少有所迎合。工黨在實施其某種建設性政策時，就仿佛是在揚帆前進，而腐蝕船身、降低其適航性的蛀蟲，在我看來，就是這種隱藏著的對破壞派的迎合態度。對社會上的那些有錢有勢之人（甚至包括他們自已團體中的這樣的人）抱持著仇恨、嫉妒之類的激烈感情，這樣的氛圍與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家的理想，是頗不相宜的。然而，作為一個成功的工黨領袖，卻不能不帶著些粗擴、兇殘的風格，或者至少在表面上要裝出這個樣子來。他只是表達對自己同胞的愛意尚且并不足夠，他還必須要表露出對他的同胞的仇恨情緒才行。

那么，我對自由主義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保守主義立場是頗為鮮明的。它的右翼是那些極端頑固派，這使它擁有了力量和激情；它的左翼是有教養、通情達理的保守自由貿易主義者，這些人堪稱他們當中的“最佳典范”，正是這些人使保守主義在精神上、道義上提高了威望。另外一方面，工黨的立場也是很鮮明的。它的左翼是那些破壞者，這使它擁有了力量和激情；它的右翼是有教養、通情達理的社會主義改革者，這些人是他們當中的“最佳典范”，正是這些人使工黨在精神上、道義上提高了威望。那么，在這兩者之間，尚且存在著可轉圜的余地嗎？是否還可以容納一些別的什么嗎？是不是說，我們在這里只要每個人都只需要自己考慮一下，是讓自己成為保守的自由貿易主義者的“最佳典范”呢，還是讓自己成為社會主義改革者的“最佳典范”呢？是不是這樣考慮了之后，就算萬事大吉了呢？

也許，這就是我們如何來找尋到歸宿的一種辦法。但是，我還是認為，這中間是存在著可以容得下另外一個政黨回旋之余地的。我們有極端的頑固派，也有另外一個極端的破壞派，他們兩者會相互損害對方的建設。這個另外的黨派對于階級之間的利益須不感興趣，為前途謀求發展之時，就不會受到上述兩個極端派的影響。像這樣的一個政黨的理論和實踐，大體上又該是什么樣的呢？現在，我就自己所考慮到的來略加詮釋一下。

首先，它必須要從過去的僵局之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在我觀之，世易時移，現如今除了保守黨的左翼之外，那些全心投注在過去那種舊式的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的人，現在已經找不到他們的位置了，雖然19世紀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就，這兩種思潮是起到過偉大的作用的。我之所以這樣說，并非是因為我認為這些理論當初處在發軔期的環境下就是錯誤的（如果我早生100年，我也會希望在那個時候加入這樣的一個政黨里去的），而是因為它們與現代的情況已經不相適應了。我們的施政綱領一定不能再糾纏于自由主義的那些歷史爭端了，而應該是針對那些當前的利害關系和當前的重大而迫切的問題——而不論它現在是不是已經成為政黨問題。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即便頗罹非議或者遭受譏諷，亦當在所不惜。抱定這個信念之后，鋇而不舍，那么，我們的集會就可以逐漸吸收群眾，我們這個團體也就可以獲得新生的力量。

二

我把當前的問題分成了五個方面：(1)和平問題，(2)政府職責問題，(3)性的問題，(4)毒品問題，(5)經濟問題。

首先，且讓我們抱著極端和平主義者的態度來談談和平問題。關于大英帝國，除印度之外，我看沒有什么重大的問題。在別的地區，就統治權問題而言，友好分離的進程差不多已經完成，這對有關的各方都有很大好處。至于和平問題和軍備問題，現在我們才只是剛剛開始。我愿意為了和平的利益而冒險，就像過去我們為了戰爭的利益而冒險一樣。但是，我不想冒下面這種形式的風險，即我反對在種種假設的情況下發動戰爭。我也是反對訂立盟約的。把我們的全部武裝力量都拿來保衛解除了武裝的德國，使它不致受到軍事力量正盛的法國的侵襲，這種態度是愚不可及的。認為我們在西歐將來的任何一場戰爭中都不會置身事外，這種假設也是沒有必要的。不過，我贊成在國際仲裁和軍備裁減問題上進行努力，即便冒著削弱自己力量的危險，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夠在這個方面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接下來要談到的是關于政府職責的問題，這是一個沉悶但又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政府過去避之唯恐不及的很多任務，今后將不得不擔負相應的責任。在這些方面，部長們和議會是無能為力的。我們的方針是必須盡我們之所能地將政府的職責分散、下放出去，特別要注意的是，要去建立半獨立性質的團體和監管組織，把新興的以及原有的一部分任務委托給這樣的團體和組織。當然，前提是不能危害到民主整體的原則或者是議會的最終統治權。這些問題在將來的重要性程度和困難性程度，將不會亞于過去存在的選舉權問題和兩院關系問題。

我把一部分問題集結起來，概之以性的問題，它在過去并非是政黨問題。因為這類問題在過去從來沒有，或者很少成為公眾討論的題材。但是，在這一方面，現在一切都起了變化。現在的廣大民眾，最感興趣的就是這一類的題材，很少有什么別的題材被討論得比它更加廣泛的了。這一類題材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意義，它們一定會引起人們在意見上真實而又發自內心的不相茍同。它們當中有一些是與某些經濟問題的解決有著緊密關系的。性的問題不久即會登上政治舞臺，對于這一點，我毫不懷疑。參政權運動只是一個非常初步的開始，它不過是一些征候，在事態的表象之下，尚且醞釀著更深一層也更為重要的爭論之點。

像控制生育、使用避孕藥物、婚姻法、對性侵害和性變態的處理、婦女的經濟地位、家族的經濟地位等所有這類問題，法律和傳統的現行立場仍然是中古式的，與文明的思想和文明的行為，與無論是受過教育還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私人相互之間所要談論的事物，已然是全然脫節。有人認為，這類思想見識上的變化只是局限在少數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圈子，只局限在上流社會的一小部分人群之內，這真是自欺欺人之論。還有人認為，提倡控制生育或者修改離婚法律，會讓職業女性們驚慌不已，對于這一類誤解，希望將來不要再存在了。事實上，在這些職業女性們看來，這一類事物所體現出來的是新自由，是從最難以忍受的暴虐之政下獲得了解放的標志。作為一個政黨，如果能夠在集會時公開、開明地討論這類問題，就會使選民們產生新鮮而又生動活潑的興趣，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又和每個人都想了解、與每個人自己的生活皆有深切聯系的那一類問題有了接觸。

這些問題與那些難以回避的經濟問題彼此緊密相關。控制生育，一方面關系到婦女的自由權利，另外一方面也關系到國家的職責，政府關心人口規模的大小，應該像對軍隊編制的增減或預算額度的多寡一樣關心。女性工薪收入者的待遇和家庭工資收入的計劃，不僅會影響到婦女的地位（首先影響到的是有酬勞動的完成，其次還會影響到無酬勞動的完成），而且還牽涉整個的關于工資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工資應當依照自由放任主義的傳統理論，讓供求的力量來決定工資的水平，還是應該在綜合考慮各種環境因素之后，照顧到“公平”與“合理”的原則，對供求力量的自由調節逐步地加以限制。

在英國，毒品問題實際上只是局限在禁酒的問題上，盡管我還想把賭博也算在這個項目之內。我希望禁止銷售酒精飲料、禁止把賭博作為職業，這樣對于社會而言是很有好處的事情，但是問題并不能就此得到解決。那些煩惱叢生、倍受痛苦襲擾的人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允許他們時不時地有點安慰、有點興奮，給他們點刺激和變化？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既不損害健康，也不過度耗費的情況下，適當地放縱一下，狂歡一下，來一次節日慶祝的嘉年華會，而同時又嚴格地防止墮入在美國被人們稱之為“癮君子”的那一類人無法擺脫的悲慘境地，這樣的情形能不能容許它存在呢？

對于這類問題究竟該如何處理，我不能坐等答案，在這里必須馬上轉到一切政治問題當中最為重大的那一類上去，也就是我最有資格來談論的問題——經濟問題。

美國有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康芒斯教授，對于我們現在所處的經濟變遷的早期階段，他是最先認識到其性質的人之一。他把這個階段分成三個時期，也即三種經濟秩序，我們現在正在進入的是第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稀缺時代。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乃是因為“缺乏效率，這是由于暴力、戰爭、風俗、習慣的緣故，或者是由于迷信造成的”。中間除了出現短暫的間歇時期，屬于特殊的情況之外，在這個階段，“個人自由降到最低的限度，而共產主義、封建主義或政府的控制達到了最高的限度”。這就是直到（比如說）15世紀或16世紀為止世界的正常經濟狀態。

接下來是豐裕時代。“在極端豐裕的時期，個人自由到達最高限度，而政府機構的高壓統治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個人之間的交易代替了定量的配給。”從17世紀、18世紀開始，我們從經濟匱乏的狀態中艱難地走出了一條生路，進入了豐裕的自由之境，到了19世紀，仰仗自由放任主義和歷史的自由主義的勝利，這個時代到達了光輝的頂點。自由黨的前輩們，對于這個順風順水的時代總是常懷眷戀，這是不足為奇的，也并不是什么丟臉的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正在進入第三個時代，康芒斯教授把它稱為經濟穩定的時代；把它看作“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以外真正可以擇取的替代之物”，這的確是說出了這個時代的特征。在這個階段，康芒斯教授說，“個人自由再一次降到了最低限度，之所以會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制裁，不過這主要是通過經濟制裁來體現的。這種經濟制裁是通過社團、勞資協會、工會以及工商業者、工人、農民和銀行業者的其他集體行動來實現的，這種集體行動有些是秘密的，有些是半公開的或公開的，也有些是公共裁決之結果。＂

在政治領城內，這一時代特征的極端形式，一方面表現為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表現為布爾什維主義。社會主義是沒有提供出一條中間道路的，因為它同自由放任主義的個人主義和經濟力量的自由運動一樣， 也是導源于豐裕時代的那些前提假設的；而報紙經濟專欄的編輯先生們，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人類社會當中獨一無二的一群人，他們殘酷無情而又昧于事理，卻依然擺出一副低眉順眼的可憐相。

要從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轉到一種其目的是社會公正與社會穩定、對經濟力量加以控制與指導的社會組織，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政治上， 這一點都會引起巨大的困難。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真正使命，就是為這一困難問題去尋求解決的辦法。

我們在煤炭工業上所面臨的處境，恰好可以作為一個由當前流行的思想引起的混亂之實際例子，供我們從中汲取教訓。一方面是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它們仍然追隨19世紀的傳統政策，這一政策所依靠的前提假設是供求力量的自由調節能夠自己完成，而且也應該由它來完成對經濟的調節。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仍然認為，或者不管怎么樣直到一兩個星期之前還認為，在自由競爭和資本、勞動力的流動性假設之下所發生的那些事物，在今天的經濟生活中也確實在發生。

但是在另一方面，不僅是事實，而且輿論也向著康芒斯教授所稱的經濟穩定時代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工會所擁有的力量已然足夠強大，完全可以干擾供求力量的自由調節，而輿論對于工會雖然怨懟不已，憤憤不平，但也生怕工會逐漸發展到危險的地步，對于工會的主要論點仍然表示贊同，認為煤礦工人不應該被稱為殘酷的經濟力量之下的犧牲品，認為這種力量并不是由他們所發動，所以也不能讓他們來承擔這樣的后果。

舊世界政黨中還存在著這樣一些觀點，認為我們可以變更貨幣價值，然后任其自然地讓供求力量來發揮作用，完成對經濟的調節。這種想法，僅適用于50年前或100年前的情況。那個時候，工會尚且沒有什么勢力，經濟世界的偉大主宰完全可以在發展的道路上橫沖直撞，不受任何阻礙，甚至還能得到人們的嘉許和掌聲。

我們的政治家所宗奉為金科玉律的那些陳腐淺薄的教條，其中泰半所依據的假設，一度也是正確的，或者是部分正確的，但是現在已經一天天地變得站不住腳了。時移世易，在新的時代之下，我們必須要去創造新的教條，新的智慧。而與此同時，如果我們今天還想有所作為，那就必須要做一些在我們的前輩們看來是離經叛道、自尋煩惱、兇險無比而又難以掌控的事情。

在經濟領城內，這意味著我們首先必須得尋找新的政策和新的工具，以便我們可以與經濟力量的運行相互適應，并從而加以控制，使這些力量不致阻遏與追求社會安定、社會正義的宗旨相適應的時代思潮。

這一政治斗爭尚且處在發軔期，這一個時期會拖得比較長，斗爭的形式也會多種多樣，不過基本上應該會集中在貨幣政策這個方面，這整個現象其實并不是偶然的結果。因為對社會安定和社會正義最強烈的干擾，恰恰是由價格水平的波動引起的；對于這類干擾，因為經濟豐裕哲學之影響，19世紀曾以相當滿意的態度表示服從，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然大為不同。對現代思潮和現代制度而言，這類變動之結果已經再難讓人領受；尤其是當官方還把它們當成一劑苦口之良藥，藥性之烈，較之于19世紀所服食的藥劑讓人更難以下咽之時，這就更使得我們感到不堪忍受了。

不知不覺之中，我們逐漸改變了對待經濟生活的人生觀，改變了對什么才是合理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等等之看法；但是，在這一改變過程中，我們所熟悉的技巧或者我們所秉承的陳腐之教條，卻并未更易。這就會使我們感到痛苦和煩憂。

一個政黨的施政綱領必須在實際事變的壓力和刺激之下，以具體的細節逐漸地制訂出來；要在事前加以確定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使用極其籠統的語句來表述。但是，自由黨如果想要恢復其既往的力量，那就必須有一個態度、一種哲學、一個方向。我已經盡力表達了我自己對政治的態度；至于我在本文伊始處提及的那個問題——即我是不是一個自由黨人——還是讓別人根據我在上面之所述，來替我作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