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忠：生活、讀書與治學

本文轉自“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公眾號，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趙建忠教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想出“生活、讀書與治學”這個題目，乃因《昌圖教育》刊物設立“學者談讀書”欄目“命題”的制約，但也受到“三聯書店”命名來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雖是三家書店名字的組合，但卻巧合地概括了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三個方面：首先是生活，魯迅在小說《傷逝》里有句名言“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小說主人公子君和涓生就因失去了生活基礎而導致悲劇，所以人生的第一要義就是熱愛生活，好好生活。魯迅還講過“一要生存、二要發展”的話；有了穩定的生活，才可能安心讀書。讀書本身也是一種人生態度，這就與“新知”相聯系。從生活中來的“新知”屬于直接經驗，通過閱讀獲得的“新知”屬于間接經驗。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經驗，都能增加對于事務的判斷和處理能力。培根說過：“富于經驗的人善于實行，也許能夠對個別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斷；但是最好的有關大體的議論和對事務的計劃與布置，乃是從有學問的人來的。”至于“治學”，那又是另一種高境界。

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下過這樣的詩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是說讀書的重要，清代錢泳在《履園叢話》中又補充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 讀書要與實際生活相結合，通俗講就是要學以致用，如王陽明主張的“知行合一。”直接經驗固然可貴，但間接經驗同樣重要，可以使人少走些彎路，并為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鑒。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就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供治國理政者借鑒。倘若后人都幻想身臨其境去體驗《資治通鑒》描述的具體歷史語境，不但不可能，也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時間精力。史鑒使人明智，就是這個道理。閱讀使人充實，讀書的益處還能跨越時空，讓古今中外人的思想訴之于讀者腦海，多讀而博知。當然，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尤其是當今快餐文化時代，那些汗牛充棟的書不可能都去通讀一遍。因此讀書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有的可以“泛讀”，有的必須“精讀”。有些書與自己專業關系較遠的可“泛讀”，有些對自己專業有借鑒的書應該“精讀”，要反復咀嚼用心去讀。

讀書與生活結合寫出的文章才能接地氣。我的一位朋友長期扎根在天津漢沽鹽場工作，業余時間經常寫些與自己生活環境相關的文章。他的文章文情并茂，一縷思緒、一串回憶都是信手拈來，因為那些感悟來源于他豐富多采的生活，因而文章就接地氣，最近他的散文集《吾愛吾家》出版，《天津日報》發表我為此書寫的序言題目就是《將文章寫在漢鹽大地》。任何人不同階段走過的路，作為生活的剖面疊加，都可能構成生活的景觀而成為創作素材，有心人就可以寫出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就我個人而言，學界一般關于我的“描述符號”是所謂“教授”和“專業紅學研究者”，其實早年的我曾就讀于天津化工學校，是純粹的“理工男”，畢業后也被分配到天津一家化工廠工作。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通過自學取得了高自考漢語言文學的學歷，并在1989年考取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專業的研究生，才真正跨入了學術研究領域。但理工科學到的知識以及化工廠的工作經歷也不能算虛度，我雖然走過一段逆境求學的曲折之路，但那段經歷也磨練了我的意志，積累了我的社會經驗，使我在新的工作環境中少走了彎路，并且更懂得要珍惜今日得之不易的一切。對我而言，早年那段曲折的生活經歷益處還在于：一是文理知識的交叉，可以在我學術文章的寫作中同時注入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二是能讓我寫的學術文章更接地氣。

關于“治學”方面，我談不出更多的經驗，因為自己也還處于摸索中，我只能結合自己的研究經歷，與讀者、學友們分享些心得體會。

前面談及，讀書可分為“泛讀”和“精讀”，其實“治學”的道理也相通。這并不是說，學者只研究自己領域的學術對象就夠，那樣也不可能“成一家之言”。我們常說研究者的知識譜系最好是“T”型結構，這個“T”的上一橫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識的“廣”，下一豎則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識的“深”，只有兩者結合，才有可能寫出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文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紅學研究需要廣采博取、循序漸進，但“廣博”不是目的，就如蜜蜂采百花，正是為了釀成自己的蜜。應該海納百川，就像人的食物結構，越雜營養結構才越豐富。又如書法家臨百帖讀千碑，也為的是形成自家的風格。紅學研究要形成自己的風格，就必須既有師承又要跳出師承。在“廣博”的基礎上，研究者還要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如學術界公認的，劉文典是《莊子》研究專家，姜亮夫是《楚辭》研究專家，周汝昌是《紅樓夢》研究專家，等等。這些著名學者的國學素養都很高，他們正是在廣采博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成為某領域的專家。

對本人而言，那些學術前輩是我終身學習的榜樣，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嘗試著實現從“廣”到“專”的轉型。通過廣泛閱讀發現，《紅樓夢》續書是紅學史上的重要現象，無論其數量之多、類型之廣、時間跨度之長，在所有名著續書中都具有代表性。但從清代裕瑞以降，卻普遍對《紅樓夢》續書評價偏低。毋庸置疑，任何續書與原著相比，從總體上講，都可用魯迅一句話概括：“行文造事并遜。”《紅樓夢》的續書更是如此，倘僅從文學比較的角度講，譏之為“續貂”或“蛇足”，并不為過。對于一位文學評論者來說，可以僅限作品本身的評論，而對于小說史的研究者，則應總攬全局，既不遺佳禾，又不棄莠草。對于《紅樓夢》續書，就應循著古代小說發展的足跡，去考察它們產生的原因，從而探討某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假如對《紅樓夢》續書統以“續貂”而棄之，將不僅見不到紅學史的全貌，而且一些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現象及其淵源關系，也便無法理解了。對于《紅樓夢》續書，應打破偏見，跳出單純的文學比較的圈子，從多角度去研究，方有益于全面理解它們的客觀存在。對《紅樓夢》續書進行考察，不僅可以擴展紅學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對其它古代小說續書的研究也有啟示作用。

本人研究《紅樓夢》續書有個進展歷程。1989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讀研究生。1992年《紅樓夢學刊》第四輯發表了研究生畢業論文《紅樓夢續書的源流嬗變及其研究》，受到業內研究同一專題的學人關注，臺灣林依璇女士在其專著中特別指出：“第一位以《紅樓夢》續書作為研究專題者，應是大陸學者趙建忠先生。”在研究生論文的基礎上，拙著《紅樓夢續書研究》199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紅學史家郭豫適曾評論，拙著與其它續書專著共同“對新時期的小說續書研究作出了貢獻，起到了推動作用。”北京大學潘建國教授指出“這是目前最為完整的《紅樓夢》續書書目。”《人民日報》還發了書訊。近年來，經過學術界很多學者的共同努力，《紅樓夢》續書方面的研究又取得了進展，無論是續書文獻的開掘整理還是批評理論工具的選擇運用，以及具體到對文本續寫策略的探討、對續書的文化審視及讀者閱讀心態的剖析乃至與當代紅學探佚的視界融合等，都全方位地拓展了研究空間，實現了《紅樓夢》續書研究這一專題的學術增長點。本人吸納了學術同仁的新文獻、新理論，又修訂了舊著，2019年在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續書考辨》。

《紅樓夢》研究是一個學識與功力聚沙成塔的過程。本人只是在紅學的百花園一隅“耕作”，還要爭取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學問我還遠遠不夠，做人也還需要磨練。我深知學術精品靠長期的苦心孤詣、潛心向學。靠“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浸潤。愿以此與學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