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是蜀漢夢想起飛的地方,也似乎是蜀漢夢想受挫的地方。
正是從荊州出發,劉備取西川,奪漢中,開始了鼎足之業。
而劉備集團發展的良好勢頭,又因為關羽“大意失荊州”戛然而止,隨后,夷陵戰敗,蜀漢陷入“危急存亡之秋”···
荊州,到底有多大?他對蜀漢來說到底有多重要呢?失去荊州后,蜀漢還有沒有機會呢?
荊州與劉占荊州
1、荊州。
荊州,是東漢十三州之一,大致相當于今天湖北、湖南二省全境及河南南部地區。
東漢時的荊州下有七個郡,分別為南陽郡、南郡、江夏郡、桂陽郡、武陵郡、長沙郡、零陵郡。(當然,后來孫劉、魏吳,又分別另外置郡,后來三國時荊州分了十多個郡出來)
而荊州的人口,在東漢中期時為630萬。這個數字在全國排名第三,僅次于益州和豫州。(見《后漢書.郡國志》)
而到了東漢末年,北方戰亂,許多人從北方逃到了荊州,因此,荊州實際人口應當比之前還要更多了!
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都是魚米之鄉,自然經濟水平也不錯。
當然,當時,荊州最重要的乃是他的地理位置。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隆中對》
荊州,向西可以奪取巴蜀,向東順流而下可以奪取江東,向北憑借漢水可以阻擋北方的強大勢力。
所以,一開始,諸葛亮就建議劉備想辦法搞下荊州來。
然而,由于曹操南下,劉琮投降,劉備失去了奪取荊州全境的機會。
如此,此后的劉備所占的荊州部分,被稱為“劉占荊州”。
2、劉占荊州。
赤壁之戰后,劉備奪取了武陵、長沙、零陵、桂陽這“南四郡”。
此后,210年左右,劉備又“借荊州”,獲取了南郡。
如此,東漢的荊州七郡,劉備獨得五郡,成為赤壁之戰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215年,東吳襲南三郡,奪桂陽、零陵、長沙三郡后,孫劉重新劃分荊州,以湘水為界。
此后,劉占荊州,主要只有南郡、武陵郡兩個郡了。
所以,劉占荊州,在210年-215年,為南郡、武陵、零陵、長沙、桂陽五郡;215年后,就主要只剩下南郡和武陵二郡了。
那么,劉備失去荊州部分,對他的影響有多大呢?
失荊州對劉備實力的影響:紙面數據不算特別大
219年,呂蒙“白衣渡江”,關羽敗亡,劉備集團的荊州部分全部丟失。
那么,這事對劉備集團的打擊大嗎?
單純從實力的角度來說,影響雖大,但并不致命。
1、人口角度。
荊州,是東漢十三州中人口第三多的,僅次于益州和豫州。
不過,以東漢中期的人口數據,荊州總人口632萬,而南陽郡一郡就有250萬,占了40%,而南陽郡一直為曹占區。
在關羽失敗前,劉占荊州只有南郡與武陵郡,其中南郡人口約為74萬,武陵郡人口約為25萬,加起來差不多100萬。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漢末年,由于北方戰亂,確實有許多北方人士逃亡到了荊州,使荊州人口比東漢中期時又有很大的增長。
但是,這些流民當時主要聚集于荊州北部的南陽郡一帶,因此,后來劉占區所在的部分,其人口并沒有顯著增加。
而當時,劉備已經全據益州。
東漢時,益州人口為725萬,其中漢中人口25萬多被曹操遷徙走了,所以,劉備在益州的人口參考數據為700萬。
也就是說,劉備失荊州,損失的人口約為1/8。
這個損失雖大,但尚能承受,不至于說差了那1/8就沒有希望了,有了那1/8就多有希望···
2、經濟損失。
荊州地區,是魚米之鄉。
但是,荊州的經濟重心主要在江漢平原,次則洞庭湖平原。
而當時,江漢平原,正處于曹占區與劉占區的反復爭奪的區域。所謂“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當時的江漢平原生產秩序受到嚴重破壞,“舊民多居江南”,人民多逃散到長江以南,已經難以成為正常的經濟基地。
而洞庭湖平原,則在215年“湘水為界”后,喪失了今天長沙、岳陽等地區,所產十分有限了。
而在益州,劉備取西川時,緊張的戰斗僅僅出現在雒城等少數地區,西川大部分地區是聞風而降,因此,益州核心部分的經濟受到的破壞不大,依然保持著比較強大的經濟基礎。
所以,從紙面上來看,對劉備集團來說,關羽失荊州,在經濟上的影響也不算特別大。因為:關羽所據的荊州,在當時本來也沒有剩下多好的經濟基礎了。
3、兵力損失。
比起經濟層面的損失來說,軍事上的損失是顯著大許多的。
一般認為,關羽在荊州時期,總兵力大約在2、3萬左右。
我們知道,后來蜀漢以益州之地,兵力長期在10萬左右。
所以,荊州兵團全軍覆滅,大致占了劉備集團當時1/3-1/4的兵力。
從這個層面來說,對于本就實力弱小的劉備集團來說,一下子損失了1/3-1/4的軍事力量,這是很難承受的損失。
總之,失去荊州部分,對劉備集團在戰爭潛力的打擊雖大但并不算特別大,但對劉備集團軍事力量的損失是極大的。
而失去荊州,更大的損失遠遠不只是紙面上的賬本所能體現的。
《隆中對》成空文
劉備的戰略計劃,就是諸葛亮所提出的《隆中對》。
以《隆中對》的計劃,在第一步實現“跨有荊、益”之后,下一步則是兵分兩路實施北伐。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隆中對》
在這個計劃中,荊州兵團首先對曹操的核心區宛、洛實施進攻,吸引曹軍主力;然后,劉備所率的益州兵團才能在阻力較小的情況下“出于秦川”,奪取關中地區。
而即便在215年失去南三郡的控制權后,只要南郡在手,關羽就可能奪取襄樊,并且繼續執行“以向宛、洛”的計劃。
然而,劉備集團退出荊州后,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就無從談起了,就成了一句毫無可能的空話。
而這,也意味著蜀漢要北伐,其難度增大到只能“盡人事,聽天命”的程度了。
北伐難度倍增
魏強而蜀弱。
魏、蜀在西線邊境的地理環境易守難攻,“守戰之力,力役參倍”,進攻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和徭役才能取得突破。
不過,由于關隴地區在東漢末年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李傕之亂時,關中地區“二三年間,不復有人跡”),因此,曹魏難以在關中地區長期駐扎大軍,十分依靠魏軍從東面來增援。
所以,以《隆中隊》的設想,如果有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以向宛、洛”,直接威脅曹魏核心地區,就可能吸引住魏軍主力,從而使西線蜀軍有更長的時間窗口在關中地區趁虛而入,從而改變魏蜀之間的戰略態勢。
然而,在失去劉占荊州后,蜀軍已不可能再對曹魏的核心地區造成威脅,蜀軍一旦“出于秦川”,魏軍就能從容從東面調集大軍來援。
因此,蜀軍要北伐,其難度已經大為增加了。
最重要的是時間
而相比于靜態的態勢來說,時間則是更為不可彌補的損失!
諸葛亮提出《隆中對》時,曹操在北方的統治還很不穩固,曹操集團仍然面臨著“內有憂逼”的局面。
而在219年,也就是漢中之戰取勝及關羽攻打襄陽時,這一局面到了最為明顯的時候。
當時,一方面,由于曹操連續為公、王,其篡漢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擁漢派”也就到了最后反撲的時刻,曹操集團及其所控制的朝廷屢屢發生政變;
另一方面,由于曹操在短時間內連續對漢中、淮南等地接連用兵,大量征發民夫,大規模遷徙人民,造成了許多地區的暴動。
許都之變、侯音起事、魏諷襲鄴之圖、孫狼起義,以及關羽“水淹七軍”后許都以南的群賊群起響應關羽,都在短時間內密集爆發!
可以說,此時,比較接近所謂的“天下有變”,對劉備集團來說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機遇期。
然而,隨著關羽的敗亡,這一機遇就此流失了!
等到蜀漢整頓過來,諸葛亮于228年再次北伐時,一切都變了。
這段時間,曹丕通過“九品中正制”等手段,滿足了大族享有特權的愿望,獲得了大族的支持;又通過“先文后武”的政策,減少戰爭,滿足了北方人民結束戰亂的愿望。
到曹睿時,曹魏政權“已歷三世,賢能為之用”,曹魏的統治已經穩固下來了。
當時,曹魏內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擁漢派”與“擁曹派”之間的矛盾了,“興復漢室”已經成為了過時的號召!
如此,諸葛亮北伐,已經離“天下有變”的前提條件更遠了,已經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后來,諸葛亮又想了各種辦法,試圖改善局面,推動北伐。
然而,這些舉措,說到底,同樣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1、吳蜀結盟,試圖彌補《隆中對》中無法兩路北伐的缺失。
諸葛亮北伐前,與東吳修復了關系,吳蜀復盟。
確實,蜀漢雖然退出了荊州,但蜀漢退出的區域都被東吳控制了。
吳、蜀既然復盟,那么,實力比關羽兵團更強的東吳,是不是同樣能“以向宛、洛”,彌補《隆中對》中的設想呢?
這當然,僅僅從邏輯上來說,就是不可能的。
“荊州之軍”以向宛、洛,是通過攻擊曹魏核心區域來吸引魏軍主力,以策應劉備“出秦川”。
也就是說,“荊州之軍”是“啃骨頭”,以少數部隊牽制曹魏大軍,要冒著重大損失甚至覆滅的風險。
關羽可以為你“啃骨頭”,孫權會愿意嗎?
如果孫權是愿意“啃骨頭”來換取你蜀漢的發展,那人家當初就不會襲殺關羽了。
孫權不但不會為你去吸引曹魏主力,他還指望著你諸葛亮去牽制曹魏主力,好讓他奪取合肥呢···
果然,吳蜀雖然聯合,但北伐多是此起彼伏,即便有過“同時大舉”的約定,孫權也是草草收場。
而孫權雖然多次北伐,但他始終是以避免與魏軍主力交戰為原則進行北伐的。
所以,吳蜀聯盟,以吳軍來彌補《隆中對》缺失是不現實的。
2、調整戰略,試圖“割據隴右”。
此外,諸葛亮調整方略,將初步目標西移,試圖“斷關隴之臂”,搶占隴山,先奪取隴山以西,再圖逐步推進。
為此,諸葛亮屢屢否決了魏延“異道會于潼關”,直接取關中的建議。
這種方略,確實是一個比較務實的調整。
如果計劃得手,就可以奪取隴右,以隴山為屏,以隴右之麥克復后勤困難,以隴右之馬強化騎兵力量克復兵種劣勢;而如果計劃未能得手,也能避免陷入與魏軍的主力決戰,比較安全的退回。
所以,如此調整,進退有據,似乎有希望,或者說,以隴右替代荊州,成為新版《隆中對》。
第一次北伐時,由于曹魏長期沒有準備,蜀軍一度使天水、南安太守棄郡而走,又搶先進占了由關入隴的咽喉街亭,獲得了斷關隴大道的歷史機遇。
然而,街亭戰敗,功敗垂成。
此后,歷次北伐,斷關隴大道的設想都變得極為遙遠,已經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
可以說,自荊州丟失后,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唯一一次有一點機會的機遇。
而且,即便是第一次北伐的機遇,其實效果也與《隆中對》時的設想不是一回事了。
畢竟,即便能“斷關隴之臂”,蜀軍也只能暫時奪取隴山以西,稍微改變魏蜀的力量對比,并仍然改變不了魏強蜀弱的總體力量對比,這與《隆中對》中設想的“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80,以迎將軍者乎?”、“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失荊州,對劉備、諸葛亮事業的打擊確實是致命的。
因為,蜀漢的損失,遠不只是一些地盤、一些部隊、一員統帥,他失去了北伐戰略的基石,失去了可遇不可求的時機···
此后,諸葛亮、姜維嘔心瀝血的北伐,只剩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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