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國與藏富于民：歷史其實總是在低水平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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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有句經典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唯一的教訓，就是從來沒有汲取任何教訓。

校尉也經常說，歷史就是最偉大的嘲諷大師，總是在不經意間向人類發出冷冰冰的嘲諷。

客觀評價，自從中國先賢創造百家爭鳴思想盛典之后，盡管在自然科學領域，人類的進步一日千里，但在哲學層面，尤其是在如何處理宇宙與人、國家與人的關系上，其實人類一直在低水平重復。

比如本文要討論的國家財政政策問題，就始終在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之間搖擺，從來沒有能夠突破先賢的境界。相反，在很多時候，因為財政政策失敗，我們曾經無數次摔倒在先賢明確指出的大坑之中。

人類在認知的泥潭中盲目轉圈而不自知的時候，歷史的嘲諷就會如期而至。

壹：

治國理政，首重理財。

這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規律、最底層的邏輯，從史前社會的母系家庭、氏族部落，到信史時代的封建王朝，乃至高度發達的現代國家，財政都是第一等的大事。

古今中外，上至世界性的大帝國，小至不起眼的封建領主，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離不開高效財政體系的支撐，任何一個國家的崩潰，也都必然伴隨著財政的崩潰。

而在國家的財政政策中，唯一的首要矛盾，或者說必須處理好的第一關系，就是財富分配，或者說得更直白些，就是國家和民眾的財富分配比例問題。

是突出國家意識，將大部分財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還是突出人本意識，將大部分財富散落于民間，乃是國家財政政策最為核心的理念之爭。

關于這點，從春秋時期開始，中華先賢就掀起了關于藏富于國與藏富于民的爭論。

而此后的歷史，其實就是在這兩大政策之間搖擺。

貳：

任何一個掌權者，都有集中財富的本能欲望，尤其是皇權體制下至高無上的皇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連土地和人口都是皇帝的，財富自然也是。

所以在神劇《大明王朝1566》中，得知嚴黨巡鹽貪腐大半的時候，嘉靖皇帝才會發出撕心裂肺的怒吼：朕的錢！朕的錢！

這種視天下為一家一姓一人之私產的思想，皇權獨大的古代中國尤其突出。

特別是對于嘉靖嘉靖、家家皆凈這樣的皇帝來說，藏富于國就是藏富于朕，將天下財富歸于自己一身，乃是他們的終極夢想。

但在皇權崛起之前的春秋時期，儒家、法家、墨家等思想流派，卻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并且得到了廣泛的流傳與擁戴，進而給皇帝戴上了緊箍咒。

管仲提出“無奪民時，則百姓富”，主張通過減少徭役來保障平民的耕種時間，提升民間的富裕程度，進而實現強國目標。

孔子提出“百姓足，君孰于不足”，孟子提出“民貴君輕”，強調民富是國強的基礎。

在藏富于民思想的基礎上，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們，逐漸將“不與民爭利”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將其打造為限制皇權的重要道具。

問題在于，士大夫也不是圣人。

先秦時期的先賢也許沒有太多的私心，他們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主要為了通過富民強國、進而實現諸侯爭霸的目標，但后面集官僚地主于一身的士大夫，卻偷偷轉換了概念——他們所說的藏富于民、不與民爭利之中的民，看似指的是平民百姓，其實指的就是他們自己。

就跟藏富于國逐漸變成藏富于朕一樣，藏富于民，也就逐漸變成了藏富于士。

也就是說，瓜分社會財富的，實際有三大集團：皇族、士紳與百姓。

有意思的是，雖然皇權至上，雖然士紳總是高喊民貴君輕、不與民爭利，但在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分走最大蛋糕的，從來不是代表國家的皇帝和代表民生的百姓，而是一會代表皇帝治理百姓、一會代表百姓抵制皇權的士紳集團。

代表皇權，所以他們有足夠的權力與機會來盤剝百姓、中保私囊。

代表百姓，所以他們總是能夠打著藏富于民的旗號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這種左右逢源的角色定位，為他們提供了完美的庇護，隱藏了他們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巨大負面作用。

古今中外，不管哪種政體，不管哪個民族，國家財政的崩潰，十有八九，都是因為官僚蛻化成了體制內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變成了管理倉庫的碩鼠，最終掏空了社會財富。

漢唐是如此、蒙元是如此、大明是如此、滿清是如此、羅馬是如此、阿拉伯帝國是如此、奧斯曼土耳其是如此、蘇聯也是如此。

而最為恐怖的，就是藏富于朕與藏富于士結合，最高統治者為了鞏固權力，用金錢收買官僚集團。漢末對外戚的放權、唐末對藩鎮的籠絡、斯大林制定官員特供體系、哈梅內伊賦予革命衛隊經濟特權、懂王拉著身邊人一起炒股，便都是這種現象。

最高權力與行政體系，本該是互相制約的關系，如果他們沆瀣一氣，帝國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叁：

還是用明朝的例子，因為在中國的財政史上，明朝非常典型。

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明朝歷任皇帝，幾乎都是藏富于國或者說藏富于朕的忠實踐行者。而以東林黨為代表的士大夫群體，則高舉“不與民爭利”的政治口號，拼命抵制中央擴張稅源，乃是藏富于民或者說藏富于士的典型。

典型對典型，看起來都代表百姓、其實都不代表百姓，看起來都幫百姓爭取利益、其實都是在為自己爭取利益，這就導致，明朝的財政問題始終非常突出。

古代中國，主要兩大稅源，一是農業稅或者說土地稅，二是丁稅也即人口稅。

丁稅與農業稅都是極其落后的征稅方式，它們有兩大弊病。

一是不分貧富一個稅率，致使窮者愈窮、富者愈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二是稅源固化，農業社會的財富產生主要依賴土地，因此丁稅的來源也與土地綁定，而土地的增長速度非常緩慢，遠遠落后于官僚機構與既得利益群體斂財的增長速度，導致百姓越生越窮、國家財政赤字也越來越大。

更要命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雖然非常憎惡甚至是仇恨官僚階層，設置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吝嗇苛刻的官員薪酬體系，但為了維持官員的生計、展示皇帝的寬宏，卻又開創了免除官員包括退休官員丁稅的制度。

嘉靖二十年，嘉靖皇帝將田稅也納入了士紳免稅的范疇，就此徹底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雖然在官面上，明朝對士紳的免稅政策有諸多限定，但對官員集團來說，只要開了口子，他們就有無數種辦法把口子變成潰壩。

此后，在免稅的刺激下，明朝的土地兼并加速推進，農民為了避稅，也主動將田產記入士紳名下，同時還出現了大量的隱匿人口，反正他們可以租種士紳的土地，有士紳的庇護，也不用擔心官方的人口核查。

正因如此，明朝末年，大量人口、土地托庇于士紳名下，導致中央稅源急劇下降。

此外，國家專營的鹽鐵，因為官商勾結，中央財政能夠拿到的收入也在銳減。前面提到的嚴黨巡鹽，就發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

面對這種財政危機，有三種解決方式。

一是調整征稅對象，向有錢的官僚地主、士紳階層開刀。

商鞅變法，漢武帝將豪強集中搬遷到茂陵，嘉靖之后的萬歷年間張居正全力推廣一條鞭法將地稅、丁稅、徭役等合并到土地稅中，雍正皇帝搞攤丁入畝，就是秉承這種思路。

區別在于，商鞅、漢武帝就是擺明了要吃大戶，不聽話就吃一刀，張居正、雍正則是通過稅制改革合理合法地剝奪士紳階層的免稅特權，手段沒那么激烈。

這也是在中國歷史上，后面三位長期挨罵的重要原因，因為掌握輿論主導權的，正是高喊不與民爭利的士紳階層。

商鞅挨罵少一些，是因為趕上了社會大變革，貴族被消滅，相當于苦主沒了。但后世的士大夫們，也給他貼上了刻薄寡恩、欺凌王族、違背倫理的標簽。

皇帝地位特殊，通常不會直接受到清算，大臣卻不行。商鞅活著被車裂，張居正死后被挖墳，都是血淋淋的教訓。

但即便不會遭到清算，在王朝后期，面對緊密抱團的官僚地主階層，皇帝往往也是束手無策，只能選擇另外兩種辦法，比如嘉靖之后的萬歷、天啟、崇禎三朝。

二是繞開貪腐的既有征稅渠道另起爐灶。

萬歷皇帝直接派太監下去收稅，就是這種搞法。

而萬歷皇帝之所以甩開行政體系，除了提高征稅效率，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歷過張居正事件后，皇帝與官員之間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站在萬歷這邊，張居正一個勁讓皇帝節儉、自己卻過著奢侈的生活，不可信；張居正征稅有功，官員們出于私心，卻哄著朕清算了張居正，廢除了大部分新法，唯一保留下來的一條鞭法也名存實亡，導致財政困難，因此官員群體也不可信。

站在官員這邊，張居正殫精竭慮幫皇帝打工，最后卻被挖墳勠尸、挫骨揚灰、抄家滅族，誰還愿意幫這樣的皇帝賣命？有這功夫，不如撈點錢實在。

顯然，萬歷的搞法，只對皇帝和太監有利，因為這種直接隸屬皇帝的征稅系統，效率肯定要比官僚系統高很多。

對于普通百姓包括商人來說，卻是天大的噩耗。因為原來的征稅系統還在運行，原來要交的稅不能少，新增的征稅渠道，不過是多吸了他們一遍血。

海瑞說嘉靖嘉靖、家家皆凈，雖然并非夸張，但用到萬歷頭上更準確。

嘉靖嘉靖、家家皆凈，萬歷萬歷、家家完了。

就此而言，說明亡于萬歷，其實并不夸張。

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當正常渠道不起作用之后，非正常渠道往往特別奏效，但非正常渠道的奏效，其實只是最后的瘋狂。

萬歷之后，為了壓制官僚集團，天啟也將稅收大權交給了魏忠賢，從而激起了中國歷史上黨爭的最高峰——閹黨與東林黨的斗法。

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場黨爭，其實就是藏富于朕與藏富于士的利益搏殺，雖然他們打的旗號分別是藏富于國與藏富于民。

三是征稅渠道和征稅對象不變，拼命增加稅種、提高稅率。

王朝末年，之所以稅收下降，除了前面提到的人口隱匿、土地兼并，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地主官僚集團已經尾大不掉，地方官員與當地士紳沆瀣一氣、合伙分贓，根本起不到應有的監督管理作用。

面對這種狀況，無能的皇帝，只能向普通平民下手，苦一苦百姓。

嘉靖、萬歷、天啟之后，崇禎就是采用這種辦法。

但就像嘉靖皇帝喊的“朕的錢”，既然都是皇帝的錢，征稅的過程中，各級官員難免要往自己懷里摟點。

皇帝開口多征一兩銀子，各級官員、胥吏至少要搭車多收好幾倍。苦一苦百姓的政治口號，也就變成了不斷的農民起義。

崇禎時期的內憂外患，說白了，就是藏富于國的政策徹底破產，國庫根本收不到銀子，藏富于民的政策徹底走樣，銀子都被官僚地主集團弄走了。

財政惡化到如此地步，除了關機重啟，已經沒有別的辦法。

只是關機的過程，是無數百姓的流離失所、易子而食，是千里無雞鳴、白骨露于野。

興、百姓苦，亡、百姓更苦！

肆：

就上面的例子小結一下。

在古代農業社會，如果地稅、丁稅兩大稅源都能足額收繳，足以維持朝政的運行。

更何況，早在春秋時期的齊國，管仲就發明了鹽鐵專營等商業稅的征收方式，大幅提升了中央財政收入。

可到王朝后期，錢怎么都不夠用，皇帝藏富于國、藏富于朕的沖動也就越來越強烈。

雖然都是藏富于國，明太祖、明成祖這樣的雄主，將打擊的重點放在官僚集團與富商巨賈身上，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官僚集團的集體抵制下，不管是嘉靖、萬歷這樣的聰明人，還是崇禎這樣的偏執狂，都只能把搜刮的目標放到底層平民身上。

古代中國，即便是皇帝，也有兩大不敢直接對抗的神主牌，一是孝道，二是不與民爭利。

有意思的是，明朝時期，士大夫就把這兩大神主牌用到了極致：抵制嘉靖認爹，是打孝道的神主牌；抵制萬歷征收新的稅種，則是打著不與民爭利的神主牌。

實際上，不讓嘉靖認爹是偶然事件，不讓皇帝新增稅種、擴張稅源，將王朝的稅收牢牢綁定在人口上，以維護官僚階層不納稅、不服役的特權，才是官僚地主階層與皇帝之間最為永恒的博弈。

萬歷被逼得派太監滿天下征稅，固然與自己的貪欲有關，但又何嘗不是被士大夫階層逼的！

面對崩潰的中央財政，皇帝想要開拓稅源，士大夫高喊政治口號就是不配合，皇帝又搞不定士大夫群體，當然也就只能指望太監了。

伍：

從千年文明尺的角度做個更大的小結——什么是千年文明尺？去看以前的發文吧！

從秦朝以來，中國的財政史，簡單歸納，就是皇帝希望的藏富于國、藏富于朕，與士大夫嘴上喊的藏富于民、實際藏富于士的政策博弈。

那么，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又會帶來怎樣不同的影響呢？

藏富于民有兩利一弊。

先說兩利。

一是能夠刺激經濟發展。

不管哪種社會體制，居民消費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藏富于民，老百姓也就有了消費的能力與欲望，國民經濟才會不斷發展，國家的稅基才會不斷擴大。

富民是強國的根本前提，這是客觀規律。

好比一個人，如果要想身體健康，首先必須每一個細胞、每一個器官都得到足夠的營養。反之，如果多數細胞、多數器官營養不良，人的身體也好不了。

二是有利于社會穩定。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老百姓飲食無憂，民間的偷盜、搶劫就會變少，更不會出現農民起義這樣的極端事件。

還是以人為例，細胞、器官的營養充分，自然就不會三天兩頭生病。

中國古代的盛世，除了老百姓普遍饑餓的康乾盛世，大多很好地執行了藏富于民的財政政策，比如漢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兩宋雖然武力孱弱，但長期采用富民政策，民間的富庶程度甚至超越了漢唐盛期。

校尉一直說，中國古代的小康社會與現代西方的中產社會，以及我們正在努力實現的共同富裕目標，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上都是一樣的，都是通過打造一個占據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再說一弊。

藏富于民最大的弊端，就是不利于集中財力辦大事。

尤其是遭遇外敵的時候，國家很難將分散在民間的財富轉化為應對危機的軍事資源。

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兩宋。

以兩宋的經濟體量，如果能夠有效動員起來，不管是遼金還是蒙元，都并非沒有取勝的希望。

遺憾的是，宋朝缺乏漢武帝、唐太宗這樣的雄主，沒有能力采取藏富于國的政策，不能將經濟實力有效轉化為軍事實力，導致軍事層面一敗涂地。

所謂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從財政角度講，就是皇帝用錢財收買士大夫階層。

這種民間富裕、國家沒錢的局面，和平時期皆大歡喜，可一旦外敵入侵，就是國破家亡、亡國滅種。

可見，一味地強調藏富于民是行不通的，不管是兩宋時期真正的藏富于民，還是明朝后期東林黨嘴里虛偽的藏富于民。

陸：

相比藏富于民，藏富于國正好相反。

所謂藏富于國，也即中央財政一家獨大，將國民財富高度集中于中央財政。

這種財政政策，既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也容易激起內部矛盾，甚至引發大規模的民變，但它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利于集中資源對付外部敵人，或者興建利在千秋但壓力卻全部由當時百姓承擔的超大型基礎工程。

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與漢武帝。

作為第一個真正統一中國的皇帝，秦始皇不僅徹底廢除了六國貴族的特權、奪走了他們的財富——其實是七國，不過秦國貴族的特權在秦始皇之前就被廢除了——而且將中央集權發展到了一個前無古人的高度。

這種集權，也為秦始皇近乎無限地征集平民百姓的勞動力與財力奠定了制度基礎。

從統一到病逝，秦始皇在位不過短短12年，但卻相繼平定了南方的百越與河套地區的匈奴，同時還掀起了長城、驛道、靈渠、阿房宮、始皇陵等一系列超級工程。

這種對民力、財力的過度壓榨，正是秦朝二世而亡最重要的原因。

但從長遠看，長城也罷、驛道也罷、靈渠也罷，難道不應該修嗎？

武帝時期，為了打擊匈奴，同樣對貴族豪強與普通百姓進行了財富掠奪。

武帝繼位之初，剛好經歷了文景之治，民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而武帝通過遷移豪族、打擊商賈、收攏鑄幣權、鹽鐵專營等方式，很快將民間財富集中到了中央，進而也就有了衛青、霍去病等名將對匈奴的持續打擊。

武帝在位54年，其中44年都在與匈奴作戰，另外還針對南越、朝鮮發動了大規模戰爭。

到武帝后期，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蕩然無存，按照《漢書》的評價，就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但從長遠看，打擊匈奴難道不對嗎？

中國人將秦皇漢武并列，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他們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都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他們也確實給當時的平民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前人批評秦皇漢武為獨夫民賊，是從當時平民百姓的視角說的，是對平民百姓的悲憫之情。

老人家說勸君莫罵秦始皇，是從中華文明千年發展的視角說的，是對國家民族的邏輯思維。

這種觀點的分歧，其實是情感與邏輯的錯位，而非簡單的是非對錯。

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哪一面比哪一面更重要，而是必須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不能讓藏富于民異化為藏富于士，也不能讓藏富于國異化為藏富于朕。近現代非洲出現的諸多暴君，比如阿明、博卡薩、蒙博托、卡扎菲，便都是典型的藏富于朕。

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是辯證統一的，沒有絕對的對錯，但藏富于朕與藏富于士卻永遠都是錯的，才是任何時候都必須高度警惕的全民公敵。

柒：

咱們常說的王朝周期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理解，其實就是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結成利益同盟——也即所謂的官商勾結——不斷侵奪、聚斂民間財富，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國家財政崩潰，最終引發王朝的崩潰。

不管采取何種國策，不管是藏富于民還是藏富于國，權貴都會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行政資源，不斷集中財富。

區別在于，藏富于民的時候，權貴的手段相對緩和，財富集聚的過程會比較長；藏富于國的時候，權貴的手段會格外激烈，財富聚集的過程尤其血腥。

今天美國的財富向資本寡頭集中，就是藏富于民政策失敗的結果，隨著去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美國中產的經濟地位不斷跌落，社會財富被猶撒利益集團所壟斷。

明末財政的崩潰，就是藏富于國政策的徹底失敗，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貪官胥吏，都借增稅政策搭便車斂財，最后導致中央財政與民間經濟同時崩潰。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

就財政政策而言，國家治理的關鍵，就是掌握好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之間的平衡，同時全力阻止官僚資本集團的無序膨脹。

結語：

回顧新中國的七十多年歷史，國家的宏觀財政政策，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是藏富于國為主，因為當時既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發展重工業、興修水利、搞兩彈一星，也要應對外部威脅——比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對印自衛反擊。

改革開放以后則是藏富于民為主，因為外部環境逐漸緩和，內部也要發展經濟紓解老百姓長期積累的生存壓力。

小平同志提出軍隊要忍耐，其歷史背景，其實就是國家財政政策從藏富于國向藏富于民調整，軍費必須大幅壓縮。

當前階段，則是重新平衡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達到富民與強國的統一、富國與強軍的統一，同時高度警惕社會財富向少數既得利益群體聚集。

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一旦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膨脹起來，最后必然就是民間經濟的凋零、國家財政的崩潰。

再次強調：

古今中外，不管哪種政體，不管哪個民族，國家財政的崩潰，十有八九，都是因為官僚蛻化成了體制內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變成了管理倉庫的碩鼠，最終掏空了社會財富。

漢唐是如此、蒙元是如此、大明是如此、滿清是如此、羅馬是如此、阿拉伯帝國是如此、奧斯曼土耳其是如此、蘇聯也是如此、今天的美國同樣如此。

人類最應該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一定要牢牢記住歷史中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