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操控的心理機制：從《主角與配角》深入剖析認知框架植入

一、案例引入：笑聲之下的深層張力

1990年春晚，陳佩斯與朱時茂聯袂演繹的小品《主角與配角》成為幾代中國人記憶中最經典的喜劇作品之一。舞臺上，陳佩斯以極其夸張滑稽的表演塑造了一個“叛徒”形象，與朱時茂飾演的正義“主角”形成鮮明對比。作品通過角色錯位、搞笑的臺詞與肢體幽默構建出強烈的戲劇張力，令人捧腹。

然而，當我們撥開喜劇的外殼，更加深入的分析，就會發現另一層更為復雜甚至沉重的心理圖景：在整個表演過程中，陳佩斯始終處于一種被壓制、被否定、極度憋屈的情緒氛圍中，即便最后如愿以償換上了主角的服裝，最終也沒能成功演上主角，仍然在演反派。小品最終以陳佩斯發出“明明我是主角！”，怎么還是在演反派的疑問結尾。

本文將以心理咨詢師的視角，深入剖析以下三個核心問題：1、陳佩斯為何會感到持續的壓抑與自我懷疑？2、朱時茂采用了哪些隱性但高效的操控機制？3、如果身處此類權力操控關系中，個體如何識別與破局？

二、情境因素分析：權力關系的隱性土壤

盡管小品表面上只是兩位演員之間的對手戲，但其互動模式深受外部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觀眾期待與角色權力分配所帶來的心理暗示。

1、觀眾作為“群體他者”：社會評價的內化機制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觀眾構成了一個臨時的“心理群體”。在這種結構中，群體的情緒反應（如哄笑）會反向塑造表演者的自我認知。

在小品中，每當陳佩斯試圖出演正面人物時，其拘謹、笨拙的表演會引發觀眾哄笑。這種笑聲本質上是一種“否定性共鳴”，潛移默化地向陳佩斯傳遞出一種信息：“你真的不行”或“真的不適合演正面人物”，這種群體性的否定形成一種“社會性鏡像”。

這會導致陳佩斯心理進一步受挫，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內化他人（尤其是朱時茂）的觀點，從而逐漸失去自我定位的能力。

2、角色權力不對等：結構性劣勢的宿命安排

雖然兩人名義上是“搭檔”，但從劇情設置伊始，朱時茂就掌控著主導權。從劇本解釋權、角色分配到表現評判，幾乎全部由他設定，而這種權力也得到了在場觀眾（群體）的默認。

正是這種先天的、結構性的權力不對等，將陳佩斯預先放置在一個注定被動與自證的困境中。他的一切努力，都不得不在對方設定且可單方面修改的規則框架內進行，他的所有表現，都只能等待對方的單方面裁決。這種結構剝奪了他平等博弈的可能，使其從一開始就陷入了 “為證明自己配得上而掙扎” 的消耗戰，而非 “為共同創作而探討” 的協作。這并非個人能力的失敗，而是系統性的角色設計，早已為他的挫敗寫好了腳本。

三、朱時茂的操控術：隱形權力系統的構建

朱時茂對陳佩斯的操控手段極為隱蔽，因為是披著“搞藝術”、“追求專業”的外衣，使操控本身獲得了道德層面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總體而言，朱時茂的操控手段可歸納為以下五大策略：

1、壟斷定義權：成為“真理”的唯一代言人

朱時茂在互動中不斷強調“什么是好的表演”、“主角應該如何表現”，實則是在設定單向度的評判標準。他通過將個人偏好包裝成普適原則，把自身從合作者升格為導演，使陳佩斯的任何異議都被自動歸為“業余”、“不懂行”。

2、預設敘事框架+持續性否定：植入“本質論”陷阱

在小品開篇，朱時茂就斷言陳佩斯只能、只適合表演叛徒。這一論斷并非基于實際觀察，而是一種先驗設定。此后所有互動都服務于鞏固該敘事，使陳佩斯被迫在“你就是壞人”的標簽下行事。

朱時茂在整個表演過程中大部分的言行都表現出一種優越感，即使是后期他換上了叛徒的道具服裝，仍然如此，持續對陳佩斯暗示、強化“只有我能演正派，你只能演反派”的負面認知。

3、貶抑性認同：以“為你好”實施道德綁架

朱時茂的操控之所以難以識別、反抗，關鍵在于他為其所有針對陳佩斯的否定行為披上了一層 “正當性”與“利他性”的華美外衣。他從不宣稱“我要打壓你”，而是不斷強調 “我是在指導你”、“為藝術負責”或“幫你找準定位”。

這種 “貶抑性認同” 的話術，對陳佩斯完成了雙重綁架：

1、行為綁架：它將操控行為道德化、崇高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陳佩斯對朱時茂產生任何質疑，都可能被（第三方群體）曲解為對“專業精神”的挑戰或對“良苦用心”的辜負。

2、情感綁架：它迫使陳佩斯內心在感到壓抑和憤怒的同時，會產生一種“內疚感”，或者會認為他這么嚴格可能是為了我好，或者為了戲好，如果我現在內心不滿，不配合，是不是我太不敬業、心胸太狹窄、太不識好歹等等？

于是，一個完美的心理陷阱形成了：陳佩斯感受到的痛苦越真實，他向外指責的合理性就越低；他越無法將憤怒合理指向對方，這些情緒就越是只能轉向內部，轉化為對自我否定、自我攻擊。

4、借助觀眾共謀：完成社會性施壓閉環

憑借其“正面人物”的立場與主流價值的象征身份，朱時茂成功將觀眾納入其操控同盟。當陳佩斯“失敗出丑”時，觀眾的笑聲成為一種集體認證：“大家都覺得你可笑，那你就是錯的。”這種“社會性圍剿”加劇了陳佩斯的孤立感與認知混亂。

陳佩斯為什么會陷入被動？犯了哪些錯誤？

陳佩斯的痛苦并非源于“沒演上主角”的結果，而是深陷以下三重心理陷阱，導致持續的焦慮與自我撕裂：

1、被強加的扭曲敘事框架

從一開始，朱時茂就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為陳佩斯“定調”：你只能演叛徒。這種標簽化的預設剝奪了陳佩斯對角色的自由詮釋空間。盡管他多次嘗試反抗（如喊“不演了！”），但其行為與思維模式仍被牢牢鎖死在該框架內，形成認知閉合。

2、自我認同的動搖與內化壓迫

在被持續反復打壓、貶低和否定中，陳佩斯逐漸開始自我懷疑，甚至在接受主角服裝后，仍不自覺地回歸反派行為模式。這正是“內化壓迫”的典型表現。當外部批判長期存在，個體會將其轉化為自我評價，最終導致“我不行”的信念固化。

3、孤立無援的“雙人牢籠”

由于操控發生在封閉的雙人系統中，缺乏第三方客觀反饋，陳佩斯無法獲得矯正性情感體驗。觀眾的笑聲、朱時茂的權威、劇情的推進共同構成一個“回音室”，不斷放大其挫敗感，形成深度心理孤立。

四、朱時茂同意互換道具服裝的動機和目的

在小品情節的中期，朱時茂同意與陳佩斯互換服裝，陳佩斯非常高興，因為他潛意識里認為，朱時茂一定會積極配合自己演出，自己一定能演好正面人物。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朱時茂采取的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框架深化”操作，最終這波操作非但沒有削弱他的控制，反而將操控推向了更隱蔽、更致命的層面。

當陳佩斯穿上正面人物服裝，流露出各種滑稽、笨拙神態后，朱時茂會在一旁故意誤導、拱火，讓陳佩斯出丑，讓臺下觀眾哄堂大笑。

此舉無疑會在陳佩斯內心強化朱時茂之前所強加給他的敘事框架：看，不是我不給你機會，是你骨子里、習慣里、本質上就只能演叛徒，連衣服都拯救不了你。服裝互換，成了一場精心設計的“本質論”公開實驗，旨在用最戲劇性的方式，“證明”其預設框架的不可撼動。

因此，朱時茂同意互換服裝，絕非權力的讓渡，而是權力的一次高階運作。它通過暫時的、表面的退縮，誘使對方深入陷阱，最終用對方自身的行為，完成了對操控框架最有力、最直觀的驗證。

五、為什么陳佩斯換上正面人物的服裝之后，還是會演反派？

從表面上看，陳佩斯換上正面人物的服裝，馬上就可以演英雄了，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因為他的服裝換了，但是，他內化的自我圖式和潛意識，仍然受朱時茂強加給他的認知框架（你只能演叛徒）的認知所影響支配。

因為在這之前，朱時茂已經綜合運用各種操控手法，潛移默化地、成功地把“你只能演叛徒”認知框架植入了陳佩斯的潛意識之中。這套框架不僅僅是外界的評價，更已成為陳佩斯自我認知的一部分，即他的自我圖式。

在這種情況下，當陳佩斯換上正面人物的服裝之后，從主觀意識層面而言，他知道自己現在是英雄，要扮演英雄。但是從潛意識層面（內化圖式）層面來講，他仍然認為自己只能演叛徒，這種扭曲的圖式支配著他的身體記憶、情緒反應和下意識的表演習慣。

另一方面，當陳佩斯換上正面人物服裝之后，朱時茂換上反面人物服裝之后，朱時茂的操控并未停止，反而進入了更隱蔽的階段。 其 “評判者”與“定義者”的心理高位絲毫未變，他會通過微妙的 “場景誘導” 與 “否定性反饋”，不斷將陳佩斯誘導、拉回原有的、陳佩斯之前非常熟悉的叛徒的認知框架。

綜上所述，為什么陳佩斯換上正面人物的服裝之后，還是會演反派？其根本原因是，陳佩斯已經在潛意識里接受內化了操控者（朱時茂）強加給他的認知，是長期處于不平等權力關系操控下，遭受系統性否定、框架植入、社會性羞辱后，所必然產生的心理與行為畸變。

六、朱時茂得到了什么？

討論朱時茂到底得到了什么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從第三方公眾的角度來看，陳佩斯和朱時茂兩個人就是搭檔演戲，是“拍戲”、“搞藝術”，最終的結果是陳佩斯沒有失去什么。朱時茂沒有對陳佩斯采用任何欺騙、脅迫手段，所有的手段都是合法合理的，朱時茂自己最終也沒有得到什么，這使得朱時茂的操控行為具有相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更加隱蔽，難以識別。

對于朱時茂而言，他主要獲得了以下心理滿足：1、充分滿足自我的操控感和優越感，享受定義他人、審判表演、掌控節奏的絕對權威；2、他借此強化自身“嚴師”、“藝術家”、“專業”的人設，使苛刻合理化、崇高化。

換句話說，操控者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收獲并不一定是金錢或者某種物質，也有可能是某種心理滿足，包括但不限于榮譽或者權力，這種情況常見于職場中。

七、朱時茂操控手段總結

整體來看，朱時茂對陳佩斯的操控，并非單一手段，而是一套以煤氣燈操控為核心、多手法協同的 系統性心理支配程序。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侵蝕陳佩斯的正常認知，使其逐漸喪失對自身感知與判斷的信任。

同時，他構建一個完全由操控者（朱時茂）自己所定義現實、解釋意義并掌控評判的封閉權力系統。這套系統的運行，本質上是將對方拖入一個精心設計的認知牢籠，這是所有煤氣燈操控核心特征。

八、觀眾的角色：從“中立旁觀者”到“無意識共謀者”

一般來說，公眾會保持中立態度，但是在這個小品所構建的特殊情境中，部分觀眾會無意識地認同朱時茂的框架，從而間接地成為了無意識共謀者。陳佩斯在臺上的滑稽笨拙舉止，觀眾都會發出哈哈大笑，這只會讓陳佩斯更加內化我演不了正面人物，只能演反派的認知。

也就是說，陳佩斯所反抗的，不再僅僅是朱時茂個人，而是一個 “由權威定義、由群體背書”的、看似堅不可摧的現實體系。觀眾的“共謀”，使得操控從一種人際關系技巧，升格為一種難以抗拒的社會壓力裝置。

當然，觀眾并非主動作惡，而是在特定情境邏輯、權威暗示與群體心理的驅動下，被動地完成了一次“共識的編織”。他們的笑聲與默許，共同構成了一種 “社會性同意” 的假象，仿佛全世界都認同朱時茂的判決。

對此，筆者要強調的是，類似的事情在現實中并不少見，群體的沉默、附和或不經意的笑聲，都可能成為壓迫性結構中無形卻關鍵的一環。 保持獨立的批判性思考，不僅是對他人的公正，也是對自己避免淪為“無意識共謀者”的一種保護。

九、破局之道：從認知到行動的四步突圍

下面我們從這個故事擴展一下，從心理咨詢的角度審視，如何才能幫助“陳佩斯”走出這種被操控、被消耗的被動局面？

1. 認知重構：識別操控本質，放棄無效博弈

對于陳佩斯而言，破局的關鍵前提是必須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認知覺醒：他當前所參與的，并非一場旨在追求藝術真理或達成共識的公平辯論，而是一場由對方單方面制定規則、且旨在鞏固其自身權威的“非對稱權力游戲”。

在這個游戲中，“朱時茂”的角色設定（導演/權威）使其天然壟斷了定義權與評判權。因此，“陳佩斯”的一切努力，無論是據理力爭還是竭力自證，都只是在既定框架內為其提供“此游戲正在運行”的驗證，反而鞏固了對方的支配地位。

因此，最清醒且首要的一步，是承認并接受一個現實：在此框架下，任何試圖“說服對方”或“在對方標準下證明自己”的努力，不僅是徒勞的，更是自我消耗的。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贏得一場必輸的游戲，而在于識別出游戲的本質，并決定自己是否還要繼續玩下去。

如果要幫陳佩斯擺脫這種局面，應該立即更換搭檔，切斷有毒關系和操控。如果搭檔無法更換，陳佩斯就不應該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預期，應以避免被操控、被傷害為主。

2、課題分離：厘清邊界，歸還責任

對于朱時茂而言，他的課題是如何行使權威，是否選擇尊重合作者，以及如何管理他對控制感的需求。這部分的責任與后果，100%屬于他自己。

對于陳佩斯而言，他的課題是如何定義自己的職業價值，如何保護自己的心理能量，以及選擇以何種姿態（繼續博弈、有限配合或退出）應對這段關系。這部分的主導權，必須100%掌握在自己手中。

操控的本質，正是施害者通過模糊邊界，將“改變他看法”或“讓他滿意”的錯誤責任，轉移到受害者肩上。因此，陳佩斯必須完成一次心理上的“責任歸還”，把“讓朱時茂認可我”這個不可能且不屬于自己的任務，徹底地、毫無愧疚地交還給朱時茂本人。

他的核心責任，不是去修正一個拒絕被修正的人，而是無論對方如何評價，都堅定不移地守護住自己對“我是一個值得尊重的演員”的信念。當他把注意力從“他如何看待我”轉向“我如何對待自己”時，操控的繩索便已松動。

3、切斷能量供給：拒絕配合，跳出自證陷阱

操控得以持續的能量，來源于被操控者的反應，朱時茂最期待的正是陳佩斯的辯解、憤怒、挫敗或更努力的表演。這些情緒和行為，構成了操控游戲的“燃料”，讓他能夠不斷地行使“否定”與“裁判”的權力。

因此，最有力的反擊并非更好的自證，而是拒絕提供燃料。陳佩斯可以采取不接受、不解釋、不自證和不反駁的態度中性回應。這不是認輸，而是退出一個對自己不利的游戲。當朱時茂發現，他的否定再也無法激起預期的焦慮、辯解或服從，反而像拳頭打在棉花上時，他的操控手段便宣告失效。

4、行為重塑：在系統脫敏中重建“英雄”體驗

要幫助陳佩斯走出這種被動的局面，關鍵要在認知層面讓他徹底扭轉、拋棄 “我只能演叛徒” 的自動化反應模式，可以運用行為主義療法中的系統脫敏與成功體驗累積原理，幫助陳佩斯在安全環境中，從細微處開始，逐步建立扮演正面角色的自信。

可以先從一個簡單的戲份開始，將“演正面人物”這個宏大目標，拆解為一系列微小、具體、無威脅的行為單元。比如，從獨立練習“挺拔的站姿一分鐘”開始，再到“用堅定的語氣說一句簡單的臺詞”，最后才是在無評判的陪伴下，完成一小段正面角色的獨白。

讓陳佩斯從扮演正面人物過程中獲得一定的成就感和自信感，哪怕很微弱，然后再逐步積累，這樣就可以減少焦慮，打破“我演不了正面人物”、 “一演正面就必會出錯” 的恐懼預期，事情就會朝積極的方面發展。

5、構建健康支持系統：以新關系重塑自我認知

在表演小品的過程中，陳佩斯只能面對兩個對象，一個對象是朱時茂，另外一個是觀眾。這兩個對象對陳佩斯都是持負面、否定意見的，這對他的身心健康恢復嚴重不利。

陳佩斯應該加入支持性社群（如專業團隊、真誠伙伴），構建一個積極正面的社會支持力量，獲得基于事實的積極反饋，如同照見真實的鏡子。新關系能修復扭曲的自我意象，重建自信。

十、筆者總結：喜劇的面具，人性的劇場

《主角與配角》這部喜劇小品之所以經典，在于它用極致的歡笑包裹了極致的真實。它不僅是舞臺小品，更是職場、家庭與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權力關系的隱喻。我們或許都曾是不知不覺的“陳佩斯”被定義、被否定、被圍觀；也可能在某個時刻，成了“朱時茂”或“觀眾”成為操控的參與者與共謀。

這部作品的終極啟示在于：當一段關系持續引發你的自我懷疑與能量耗竭，請務必警覺，那可能不是“愛”或“嚴格要求”，而是一場精密的心理操控。真正的覺醒，始于看見那無形的框架；真正的力量，來自有勇氣走出那場本不該存在的“主角與配角”的游戲。

【免責聲明】

本文旨在從心理學與社會科學視角，對經典文藝作品《主角與配角》中呈現的角色互動模式與潛在權力動態進行學術探討與案例分析。全文所有分析與論述，均嚴格限定于作品文本所建構的藝術情境與虛構人物關系之中。

作者對陳佩斯先生與朱時茂先生兩位杰出的表演藝術家懷有最高的敬意，他們在該小品中的精湛演出，是當代中國喜劇藝術的瑰寶，為幾代觀眾帶來了無盡的歡樂與思考。本文絕無任何意圖對兩位老師的人格、品德、藝術成就或現實中的合作關系進行任何形式的影射、貶損或否定。文中使用的“操控”、“打壓”等詞匯，均為在特定理論框架下，對劇中角色行為動機與互動效果的分析術語，而非對表演者本人的現實描述或道德評判。

本文內容屬于文藝評論與心理學分析的交叉領域探討，不構成任何形式的心理咨詢或人際關系指導。讀者請勿將文中觀點簡單套用于現實生活或個人經歷。如有相關心理困擾，建議尋求專業心理咨詢師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