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齊魯|老北京的“井窩子”，留下多少山東人的記憶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幾步，就是井窩子，這里滿地是水，有的地方結成薄薄的冰，獨輪的水車來一輛去一輛，他們扭著屁股推車，車子吱吱扭扭響……井窩子旁住著一個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兒。”作家林海音在《城南舊事》中描述的“井窩子”周邊的場景，即上世紀20年代老北京城南的水井及擔水夫的日常真實寫照。而說到老北京的“井窩子”，許多勤勞能干的山東人身影深深烙印在這段歷史記憶里。

文|牛國棟

甜水、苦水與“二性子水”

明清以降，北京人生活用水日益緊張。皇家用水取自京西玉泉山，乾隆更是將玉泉賜封為“天下第一泉”。每日清晨開始，紫禁城插著龍旗的水車都會穿行于西直門，專運玉泉水入宮。尋常百姓賴以生存的則是井水，此類水井也稱官井。

朱一新于清光緒十一年(1885)編纂完成的《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北京內城及外城有1266口水井（另有統計稱總數為1258口)，此數尚不包含皇家宮苑與私家宅院之井。以水井命名的街巷有近百條，其中最知名者當數王府井。

彼時人們對井水優劣之評判，主要以口感為標尺。清嘉慶年間《燕京雜記》點評道：“京師之水，最不適口，水有苦甜之分，苦者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此語對京城井水看似苛責，但也道出了實情。井水口感及水質好壞與井的深度緊密相關，井深則水甘，反之則苦澀。北京的地名中，有的直接以井水口感來命名，如苦水井胡同、甜水井胡同。

介乎于甜水與苦水之間還有一種“半口水”，北京人稱“二性子水”。現代民俗學家、曲藝史家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說：“做菜做湯，有時用甜水或二性子水，洗衣滌器澆花，則以二性子水為主，至于烹茶，才用甜水。夠不上甜水井，家道又貧寒的人家，也以二性子水代替甜水。”如其所言，京城為數眾多的苦水井，主要用于農田灌溉、牲畜飲用以及百姓洗滌，而供人飲用的甜水井在京城占比較少，奇貨可居，皆由專人管控，成為有償使用的源泉。“井窩子”便應運而生。

“井窩子”里的山東人

所謂“井窩子”，指井旁設置的低矮茅草棚，也有少量簡易瓦房，北方話稱窩棚，井旁的窩棚自然叫做“井窩子”，也稱“水屋子”。井窩子供掌柜（井主）及送水人臨時居住，其主要為“一賣三防”。所謂“一賣”，即賣水和送水，業務主要在白天；所謂“三防”，一是防偷水，二是防投毒，三是防投井自盡，主要在夜間守護。

明朝時，京城官井買賣多由山西人所為；清朝定都北京之后，賣水逐漸由山東人操辦。晚清至民國初年，大量山東人旅京，或為官，或經商，或求學，或傭工，其中很多人從事商業活動，也有傭工苦力，其中不乏擔水夫。

文物考古專家李家瑞1937年編著的《北平風俗類征》云：“舊都的工商兩界，數百年來，幾乎全是山東和山西人的勢力，勞工以山東為多。”《清末北京志資料》載：“打水、投遞報紙官報大概為山東人。苦力亦以山東人最多。北京話所說的山東兒即指山東人。”清人夏仁虎著《舊京瑣記》中說得更具體：“北京工商業之實力，昔為山左右人操之，蓋匯兌銀號、皮貨、干果諸鋪皆山西人，而綢緞、糧食、飯莊皆山東人。其人數尤眾者為老米碓房、水井、淘廁之流，均為魯籍……魯人勤苦耐勞，取而代之。”

由井里取水的方式一般有轆轤、滑車和純人力三種。轆轤同早年鄉間常見的一樣，即井上安裝有三角形支架，裝有手搖轆轤，用大繩拴著柳罐。取水時一般由掌柜和一名伙計合作完成，一人手搖轆轤，將柳罐深入井中裝滿水，然后一圈圈搖上來，倒入柳木板做成的水槽中，另一人將水槽中的水裝入水車。水槽常年被井水泡著，里外長滿幽綠的青苔。水槽邊上掛著葫蘆瓢，專供路人口渴暢飲時使用。

滑車即滑輪。井上支架較轆轤架子更高些，中間吊一滑輪，以大繩繞滑輪，繩兩端各系一柳罐，一上一下地取水。

純人力者，是用大繩拴著柳罐或水筲，井下取水后，一把又一把向上提拉。遇到淺水井，則直接用扁擔鉤子勾住柳罐伸到井中提水。

20世紀初，京城出現了活塞抽水機，人們根據音譯，稱其為“馬神洋井”，以此取代了傳統的轆轤。

送水的人俗稱“倒水的”或“挑水的”，文雅些的書面語則稱“擔水夫”，還有一個稱呼在京城頗為流行，即“水三”。關于此名由來，戲劇理論家齊如山1941年在《擔水夫》一文中說：“吾若在山東行路遇問路時，必須呼曰‘借光，三哥’！挑水夫彼此皆呼‘三哥’，住戶人家不肯呼彼為‘哥’，便呼為‘老三’，背后便稱為‘水三’。”有些井主和擔水夫干的時間長了，為街坊鄰居們所熟識，人們便以“水井張”“水井王”之類相稱，指向也更為明確。

賣水不需“貨聲”

昔日水車，有條件的用驢車，而大部分是獨輪車。早年車輪為木質，后來有了膠皮輪胎，再后來雙輪車取代了獨輪車。原先的獨輪車，輪子左右各有一只橢圓形木質水箱（也稱水柜），頂部有一尺見方的入水口，有木蓋啟閉，水槽的水即從這里灌入。水箱前端底部有活木塞，打開后水可倒進木水筲，用扁擔挑起，送到各家各戶的水缸里。每車裝滿水后，足足有五百多斤，推車送水是個頗費氣力的營生，也需要掌握好前行時的平衡。車推起來，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響，很遠便能聽見，因此賣水與其他買賣不同，根本不用“貨聲”（吆喝）。

看井、打水和送水自然都很辛苦。水井平時上鎖，每日清晨五六點鐘，天剛蒙蒙亮便要開井，風雪無阻，雷打不動。水挑子進到人家院子里，擔水夫們目不斜視，夏日無論天氣多熱從不赤膊，以防汗水流進水桶或水缸內。下雨送水時，反倒要穿新鞋，即實納毛布底藍布鞋，這樣的新鞋防滑性能好，以防道路泥濘，腳下打滑。

侯寶林年少時家境貧寒，他在《一戶侯說：侯寶林自傳和逸事》中提到幫人拉水車的經歷：“那是下雨天——那時興華寺街西口有個水井，一個山東人開了個井窩子，把水打上來，倒在大槽子里，然后雇個人推著水車，挨門挨戶往各家送水。一到下雨天，道上坑坑洼洼，車子不好推，推水車的就要找個小孩，在前邊幫著拉一把，給兩個大銅板，拉兩趟給四個大銅板。”

擔水夫（盛錫珊 繪）

寒冬臘月里，井窩子透風撒氣，寒氣襲人，井臺上結著厚厚的冰，取水時稍有不慎就會摔跤。所以，冬天擔水夫們多是穿豬皮做的內墊烏拉草的“茅窩”，即東北人所說的“靰鞡”，并在鞋底掌心處拴上鐵條，以防打滑摔倒。

擔水夫的技藝也是了得。進到戶家，扁擔不下肩，兩只手各自提著兩只水筲的橫梁，依次把水倒入缸中，一點水也不會濺到地面上。不管挑多少水，兩只水筲從來不著地，干凈而利落。如遇住戶人家清洗水缸或有紅白喜事，擔水夫們都會伸出援手幫襯。

一進臘月門，擔水夫們還會挨家挨戶“送年禮”，比如山東老家的龍口粉絲，涮火鍋、拌涼菜，家家戶戶都能用得上。到了大年三十，井水挑滿各家水缸后，用戶也不失禮，往送水的水筲里扔幾個銅子兒，美其名曰“壓筲底兒錢”，以示過年恭喜發財。

水井之產權，有的是井主繼承來的，有的是自己投資打的，還有的是租用他人的。賣一擔水最早以“文”記，后以“分”收，都很便宜。住家及鋪戶用水，有的是包月，一個月總共多少錢，每天清早給用戶上滿水缸；有的按挑子零賣，先得買竹子做的水牌子，倒一擔水，要回一個水牌子；還有的是記賬賒銷，在住戶家門口磚垛子上用石筆畫白色道道，一擔水畫一道，五道為一組，類似畫正字，之后據實統一結算。掌柜與擔水夫之間，收入三七分成，掌柜得大頭，擔水夫得小頭。很多掌柜靠著賣水，一點點積攢，娶妻生子，置地購房，落戶京城。有的則把“井窩子”經營權轉賣他人，帶著積蓄回山東老家另謀生路。

清嘉慶年間文人得輿所作《京都竹枝詞》（又名《草珠一串》），對從事井窩子的山東人鐘愛有加，他吟誦道：“草帽新鮮袖口寬，布衫上又著磨肩。山東人若無生意，除是京師井盡干。”

水井往事留在記憶里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溥颋、熙彥、楊士琦聯合上折，奏請京城建設自來水廠。不足10天，即獲慈禧批準，京師自來水公司旋即成立，由原山東巡撫周馥之子、曾為山東候補道員的周學熙首任經理。同年十一月，光緒與慈禧相繼去世，自來水施工管線與出喪路線“撞車”，挖好的溝渠被重新掩埋。

直到兩年后的宣統二年(1910)，北京第一座自來水廠即東直門水廠建成供水，該廠引進當時最先進的德國技術與設備，建設了54米高的鋼結構水塔，成為京城一大新景觀。但有人看到自來水中有細小氣泡，稱其為“洋胰子（肥皂）水”，多不敢飲用。無奈之下，周學熙親自撰寫白話文公開信，在各大報紙刊載，向民眾答疑解惑，宣傳飲用自來水的好處。1920年1月，遷居八道灣11號居住的魯迅主動申請安裝自來水，《魯迅日記》中記“付自來水泉百十五元”。

雖然有了自來水，但一般老百姓即使想用也只能是望“水”興嘆，還是買井水比較現實。直到1949年之前，北京自來水普及率僅有30%，“老三”的江湖地位雖遇到強有力挑戰，但似乎依然穩固。據1938年《北平市商會會員錄》顯示，井業同業公會有會員單位246個，其中魯籍會員單位226個，占比接近92%；公會職員15人中，14人為山東人，占比超過93%，由此可見，山東人在井業同行中占絕對優勢。

上世紀50年代開始，北京基本普及了自來水，擔水夫的歷史使命就此終結，一口口水井及井窩子逐漸消失殆盡，相關的故事也遺留在歷史的記憶里。

(作者為山東省文化旅游聯誼會副會長、文化旅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