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仿學八大、石濤到逼真程度的，也只有張大千一人而已

1964年，傅申（左）與丁翼（右）在臺北拜會張大千

八大山人和石濤，是清初四畫僧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兩位畫家。他們的聲譽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及三十年代到達一個新的高峰，兩人又都是明代王孫的后裔。所以，不論是哪一位的畫，都是藏家爭購的對象。兩人生前雖有交往，但傳世合作畫極為稀少，因此這一幅收藏于沈陽市文物商店的八大和石濤的合作畫，其為眾人注目，可想而知。

圖1 八大山人、石濤合作《山水圖》軸（沈陽文物商店藏）

此畫（圖1）就本身而言，不論是繪畫和書法，都非常地神似八大和石濤兩家的筆墨風格。在題識里，八大只是簡略地在名款之外，加上了年款:“己卯夏日寫，八大山人”。石濤則如常例，有詩有跋:

老松作墻苑作瓦，道人來自天臺者；不種黃精不屬苓，張口如箕坐松下；一片松濤勝古冰，細咀飽嚼風稜稜；吾將礪齒齒已折，只恐松枯化為石。松庵年兄攜此幅來，屬余補墨，使它日雪翁見之，不將咲大滌子于無佛處稱尊耶。辛巳二月清湘大滌子濟并識。

由此可見，先是由八大山人在己卯（1699）年夏日畫了一部分，后來由“松庵”其人將此畫攜至石濤處，請他補成，石濤的題識，并沒有說明八大畫了些什么，他自己又補畫了些什么，但是由于兩家的筆墨特征顯著，我們不難分辨得出：前景干粗根細的長松、地坡，以及左方上大下小的突兀巨石，都是八大的風格；剩下的高士和坡陀修竹等，都是石濤的風格。

圖2 八大山人（傳）作《大滌草堂圖》軸（見永原織治《石濤 八大山人》圭文館1961年）

我們都知道八大、石濤同為明代宋室之后，兩人在清初同遭亡國之痛，同喜書畫，雖然沒有直接交往晤面的證據，但是兩人曾互通音訊，互贈詩畫。例如八大給石濤畫過大滌草堂圖（原畫不傳，大千仿畫在日本，圖2），石濤為八大畫過《春江垂釣圖》（大石齋唐云藏）。至于兩家合作的畫也有，如：

1．合作《幽蘭竹石軸》（編按：又名《蘭竹石圖》，現藏于廣州藝術博物院，圖3）八大畫蘭石，石濤補竹（見《泰山殘石樓藏畫》《南畫大成》）

2．石濤補《八大山人山水》（《大滌子題畫詩跋》著錄）題云:“己卯（1699）浴佛日雪個為岱老年翁寫古樹苔石，屬余補水灘紅葉，并賦小詩請正，清湘陳人苦瓜。”

圖3 八大山人、石濤《蘭竹石圖》（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兩家的筆墨都是特立獨行，當時即有好事者掇合。數百年后，幸而傳世者則少之又少，因此好事的偽作者也偶有游戲之作。二十世紀的張大千，既然精通兩家筆墨，自然是偽造兩家合作畫的最佳人選。而這一幅畫，就是一例。

圖4.1 石濤致八大求作大滌草堂圖書札（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圖4.2 張大千仿石濤《致八大山人函》（〔日〕永原織治舊藏）

圖4.3 傅申先生題跋：“此石濤上人真本，為沙可樂先生原藏，大千先生曾據此本偽改，傅抱石據大千偽本推斷石濤生年為一六三一年。余為沙可樂先生撰寫展覽圖錄時與王妙蓮前妻將此本與大千偽本比較后，重定石濤生年為一六四一年。其后汪世清等又定石濤生年于一六四二年。庚子冬，田洪購此（復制品）屬題，傅申時年八十六矣。”

不過，能識出這是張大千的作品，是一個層次，要能說明這是大千的偽作，則是另一個層次，今試說明于后：在傳世名跡石濤的《致八大山人（雪翁老先生）函》（圖4.1、圖4.2、圖4.3）中有句云:

今因李松庵兄還南州，空函寄上，濟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闊小幅，平坡上老屋數椽，古木樗散數株，閣中一老叟空諸所有，即大滌子大滌堂也……

圖5 石濤《《松庵讀書圖》軸（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

由是可知石濤、八大雖未嘗晤面，可是有李松庵從中遞信送畫。這件法書墨寶曾經是大風堂的藏品，大千先生也曾經根據這一真跡，游戲筆墨，做了一件假的八大山人書札；曾被日本收藏家永原織治收藏。因此，大千是熟悉松庵其人的，何況在民國二十年前后影印流傳的石濤真跡中，另有一幅《松庵讀書圖》（圖5），石濤題詩云:

遙想松庵讀書處,放筆直探鶴高翥;予時呼起圖中人，二載相思同日語。壬午二月春分前五日寄松庵年道兄博教。清湘大滌子濟邗上青蓮草閣。

前一封信札大約是1700年石濤請李松庵帶給八大的。而《松庵讀書圖》是1702年石濤畫給李松庵的。此外，李氏曾在丁丑（1697）年的夏日題八大的花卉冊一頁，有“松庵”和“李彭年印”二印。因此可見這位號為“松庵”的李彭年，他在1697至1702年間，與石濤、八大交往甚密。對石濤、八大極有研究且極富收藏的大千先生想必比我們更清楚李松庵其人的。現在大千先生將這一幅游戲筆墨，紀年在辛巳（(1701）年的二月，正好是配合石濤在1700年托李松庵帶信給八大山人之后，想象中，在次年松庵又回揚州,將這幅紀年己卯(1699)的八大作品請石濤補景，在時間上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作文字考證的人是無法找出破綻的。

圖6 八大山人、石濤合作（疑為張大千偽作）《山水人物圖》

畫史上有專學八大的，也有專學石濤的，而畫史上，能同時仿學八大、石濤到逼真程度的，也只有張大千一人而已，因此唯有他最有資格仿作八大、石濤的合作畫。因為在傳世的偽作石濤、八大的合作畫中，如《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有清人及大千偽作各一，清人本（圖6）則遠遜大千本（圖7）。

圖7 張大千偽八大山人、石濤合作《松竹人物圖》

大千本是一條幅，右邊長松一株，由松根直通幅頂，左右二石，都是八大的風格。高士與墨竹，即用石濤的風格補成。八大也是只題簡短的年款，而石濤是四行長題。這兩幅在章法上、風格上、筆墨和書法上，都極近似。

圖8 張大千1939年仿《石溪垂釣圖》

兩幅都是標準的大千偽作。后者的題句，是借抄自清汪繹辰編的《大滌子題畫詩跋》中，染庵題石濤寫蘭竹的詩句。文物商店本的大干偽造題語中:“使它日雪翁見之，不將笑大滌子于無佛處稱尊耶！”則是套用黃山谷題蘇東坡的寒食帖語，在石濤題畫中未嘗他見，然而黃山谷是大千書風的主要來源，大千不但熟悉此語，而且喜歡套用此語。例如在1939年仿《石溪垂釣圖》，大千亦套用此語:“它日君壁或見此圖，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圖8）。所以這也是此畫出于大千的一個重要的輔助證據。

圖9 張大千偽八大山人《松竹梅三友圖》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用其他大千先生仿作的八大松石圖從筆墨上去比較，如大千偽八大丁丑十一月《松竹梅三友圖》（圖9）以及偽八大《延齡圖》，其松樹的章法和筆墨，都可以用沈陽文物商店本來互證的。

圖10 張大千仿八大山人《荷魚圖》

再者，從大千最擅長、最常用的偽八大紀年款“己卯”來看，這兒又增加了一個實例。例如在1930年代仿作了一幅八大山人的《荷魚圖》（圖10），大千仿八大“己卯端陽日寫，八大山人”的署款極為逼真，也與此書上的署款極為相近。從此畫上署名清湘的長題的書法上細看，也可以看出是大千先生的手筆，例如將他偽仿的八大山人《大滌草堂圖》上石濤題字以及《致八大山人函》（編按：依次參見圖2及圖4中）比觀，就能看出同一筆意、同一氣息。因此，不論從畫法、書法、款字及大千偽作背景都能說明這是大千的游戲之作。從書畫筆法的成熟度來看，偽作的時間大約在1930年前后。

這一點也可以由左邊裱綾上甲骨學家羅振玉的長題來作為輔證：

八大山人與大滌子身丁海桑之變，胸中抑塞磊落之氣無所發泄，乃寓之于書畫，故其所作渾健浩逸，非尋常畫史所能得其萬一，此帖為兩人合作，尤為難得，矧為最精到之作，□□次長幸永保勿失，康德丙子仲夏雨窗，上虞羅振玉拜觀于都城。

紀年“康德丙子”，即偽滿康德三年（1936），當為羅氏在長春時所書。羅氏說:“此帖為兩人合作，尤為難得，”正代表了一般收藏家的心理。羅氏本人收藏書畫也不少，在當時也是一位知名的鑒賞家，所以收藏者也常以羅氏的題跋來增重。不過，我們也知道羅氏的眼力并不是一等，張大千生前就常對友人樂道他偽造假石濤以試驗前輩鑒賞家包括羅振玉的目力的故事，（請參閱拙文:《大千與石濤》，收入于田洪、蔣朝顯編《傅申論張大千》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第1至46頁）因此，羅氏的題跋，實在不足以證明此畫為真跡，倒反而有副作用的存在。不過，羅氏既題于1936年，也能幫助我們肯定張氏完成此畫的時間總要在1936年的前幾年。

當然，大千在努力仿學石濤、八大的階段，其游戲創作的“石濤、八大合作畫”，絕不止于以上數例，根據許姬傳撰《臨風遙企大風堂》一文中，記1982年冬：

陳蒼虬之侄孫持示橫八尺、長丈二之大畫一幅囑為鑒定，乃石濤、八大合作之山水人物畫，細審疑為大風堂早年摹古之作，畫中一人杖策，一老者跌坐，衣紋開面，神似吾鄉陳老蓮綬筆，而余曩年所見大千畫即如此。因余未見原本，此畫為何人手筆仍是懸案，以大千摹古之功而言，固優為之也。

圖11 八大山人、石濤合作《松下高士圖》軸（劉海粟美術館藏）

圖12 1928年，張大千與唐吉生合臨《石濤豈敢八大君》

其所描述，很像是另一幅所謂的“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編按：傅申先生發表本文后，出現了另二幅（圖11及圖12）與圖6相似的作品，僅供參考），不過這一幅尺寸特別大，我們知道，大千曾針對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而創作過“丈二匹”的聯屏石濤偽畫。我雖未見許先生描述的大畫，但十之八九，一定又是大千的又一偉大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