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中國科協發布公告,撤銷楊曉明、徐佐所獲的全國創新爭先獎獎狀,收回獎章和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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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創新爭先獎,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科協、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共同設立的國家級榮譽,面向科技工作者個人和團隊,每周期評選一次,在科技人才體系中地位顯赫。它不僅表彰創新成果,更承載著示范與引導的使命。
然而,當獲獎者因違紀違法而被追溯追責,這一獎項的“退出機制”便被激活,并時刻提醒我們,榮譽并非鐵板一塊,底線一旦觸碰,便會清零。
楊曉明長期深耕國藥體系,曾任國藥集團總工程師、首席科學家,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等要職。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他參與推進滅活疫苗的研發和上市,一度被媒體和業內稱為“新冠疫苗之父”。這一稱呼,源于疫情緊迫下的“英雄敘事”,將集體智慧和系統努力濃縮于個人標簽,便于動員資源、穩定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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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24年4月,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突然被終止,相關職務隨之撤去。公開信息顯示,楊曉明涉嫌在疫苗生產設備采購、科研資金審批等環節收受巨額回扣,并違規轉移研發資金,涉案金額達數億元。
至2025年10月,案件進入司法階段,焦點鎖定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撤獎公告緊隨其后,形成組織問責、司法程序、榮譽追溯的完整鏈條。公告強調“違紀違法”,并明確表示,個人行為與疫苗質量安全無關,經權威檢測和監管驗證,疫苗安全性無虞。這一線條分明,避免了廉潔問題向公共衛生風險的擴散。
徐佐同樣曾在國藥體系任職,兩人齊被撤獎,凸顯科技榮譽體系的“退出機制”正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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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至此,并非簡單懲戒一人的故事,而是折射出科研與產業交織中的治理考驗。疫情期間,疫苗研發如逆水行舟,審批提速、產能擴張、供應鏈加速,每一步都需權衡效率與規范。楊曉明的貢獻有目共睹,但當權力在采購、審批等環節游離軌道,便釀成隱患。
受賄往往藏于招標準入、項目撥付的灰色地帶,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換取不法回報;濫用職權則表現為越權決策,繞過集體審議和監督,導致公共資金流失、國有資產風險放大。這些行為,細碎卻致命,一旦曝光,便如多米諾骨牌,牽動公眾對公共產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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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開來,此事的核心在于“功勞不等于護身符”。榮譽是社會信任的公開背書,獲獎者若嚴重違紀違法,留存獎項便會侵蝕獎項公信力,甚至誤導行業風氣。尤其在新冠語境下,“之父”式標簽雖曾凝聚人心,卻也放大個人光環,出問題后反彈更烈。
這次撤獎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工作貢獻可記功冊,行為底線不容模糊。處理的是人和責任,而非科研成果本身。這條界限,拿捏得穩健,避免了“連坐”效應,卻也暴露了制度短板,緊急狀態下,動員力度放大,個人依賴加劇,廉潔風險隨之隱現。常態化治理,亟需回歸規則軌道,讓每一筆經費、每一次采購都能經得起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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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研發投入龐大、專業門檻高,管理復雜性本就超出尋常。若僅靠個人自覺維系,空檔便易滋生問題。業內人士常言,下一步需落地可操作的辦法,如建立數字化平臺,實時監控資金流向;或借鑒國際經驗,推動利益相關方公示,增強公眾監督。如此,不僅防患于未然,也能重塑信任,科研不再是“黑箱”,而是陽光下的集體事業。
當然,減少“某某之父”式的個人神話,也是長遠之計。英雄標簽雖有效,卻易忽略團隊與系統貢獻。未來表彰,應更強調集體協作,淡化單一依賴。這有助于緩沖信任波動,當個體失范時,公眾目光轉向制度而非個人,震蕩易控在框架內。
楊曉明的榮譽清零,如一面鏡子,映照著科學與權力的雙重底線。把科學交給證據與監管,把問責交給法律與制度,方能讓科研之樹常青。榮譽服從底線,資源服從規則,監督穿透壁壘,唯有此,科技治理才能在追責中前行,在透明中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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