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母親被父親騙婚，她13歲被哥哥趕出門，32歲丈夫一走了之

聲明：本文基于歷史事件進行文學化改編創(chuàng)作，部分情節(jié)、對話及細節(jié)為藝術(shù)加工，旨在呈現(xiàn)歷史故事的戲劇張力，不代表歷史絕對真實。請讀者理性看待，勿將虛構(gòu)情節(jié)與歷史事實混淆。

1991年3月的芝加哥，倒春寒的風刮在臉上生疼。機場里人來人往，廣播聲此起彼伏，聶華苓坐在候機室的長椅上，手心里全是汗。

就在幾分鐘前，她的丈夫安格爾說要去轉(zhuǎn)角的小店買一本雜志。

那是他們等待轉(zhuǎn)機的空檔，兩個人原本計劃著去歐洲看望女兒，順便拜訪幾位老友。

安格爾興致很高，甚至在幾分鐘前，他還因為找回了那頂聶華苓送他的愛爾蘭鴨舌帽而像個孩子一樣手舞足蹈。

“我就去買本《新聞周刊》，馬上回來。”他對她眨了眨眼，那雙藍眼睛里滿是笑意。

聶華苓點了點頭，看著他略顯蹣跚但依然高大的背影消失在拐角處。她低頭看了看手表，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登機廣播已經(jīng)響了兩次。

一種莫名的恐慌像蛇一樣爬上她的脊背。她站起身，拖著行李向那個轉(zhuǎn)角走去。

小店門口圍了一圈人，嘈雜的聲音讓她耳鳴。她擠進人群，一眼就看到了那雙熟悉的赭色皮鞋，那是她給他擦得锃亮的皮鞋。

安格爾躺在冰冷的地上，臉色慘白，那一刻，聶華苓覺得整個世界都塌了。

機場的急救人員來了，又走了。醫(yī)生搖了搖頭。

那個給了她后半生無限溫暖、將她從苦難泥潭中拉出來的男人，就這樣在一個平平無奇的午后，因為突發(fā)心臟病，連一句告別都沒有留下，就徹底離開了。

午夜，聶華苓抱著那件似乎還帶著丈夫體溫的大衣，獨自回到了愛荷華的紅樓。窗外風狂雨驟，像極了她這一生經(jīng)歷過的無數(shù)個風雨夜。她在黑暗中坐著，淚水早已流干。

那一刻，往事如潮水般涌來。在遇到安格爾之前，她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場漫長的苦役，充滿了被欺騙、被拋棄和被驅(qū)逐的寒冷。

01

把時鐘撥回到1925年。聶華苓出生在武漢，那是個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但這似乎和聶家的大宅院沒什么關(guān)系。

她的父親聶怒夫是陸軍大學的高材生，三十出頭就當了團長，那是真正的青年才俊。母親是個讀過私塾的傳統(tǒng)女子，溫良恭儉讓，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在外界看來，這簡直是天造地設(shè)的一對，是完美的官太太和官老爺。

然而，這世上哪怕是再完美的綢緞，翻開里子，上面也可能爬滿了虱子。

聶華苓七八個月大的時候，母親在父親換下的軍裝口袋里，摸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跡稚嫩卻工整，寫著刺眼的四個大字：“父親大人”。

母親的手抖了一下，信紙飄落在地。原來，這個她視作天的男人，在老家早就娶了親，甚至連兒子都已經(jīng)會寫信喊爹了。

母親是個要強的人，那一刻她想到了死。她覺得自己像個笑話，明媒正娶卻變成了事實上的“外室”。她看著搖籃里正在蹬著小腿、笑得沒心沒肺的小華苓，那條白綾最終還是沒能掛上去。她擦干了眼淚，選擇了忍。

在這個亂世里，孤兒寡母沒有活路。

1929年，父親為了躲避派系斗爭，帶著全家搬進了日租界。為了省事，也是為了所謂的團圓，父親把老家的妻兒也接了過來。

同一個屋檐下，兩個女人，兩房孩子。空氣里永遠彌漫著一股火藥味。

大房仗著自己是原配，又有長子傍身，處處給聶華苓的母親臉色看。父親是個也是個奇人，他在外面能帶兵打仗，在這個家里卻是個逃兵。兩個老婆一吵架，他就躲出去，要么就是黑著臉不說話。

這種壓抑的日子過了幾年。1935年的正月，家里剛添了丁，母親生了個弟弟，父親又升了官，當上了貴州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看起來，好日子就要來了。

然而，命運最喜歡在人得意的時候，狠狠地給一巴掌。

正月初三的下午，報童在街上揮舞著《武漢日報》。報紙頭版上一行粗黑的標題刺痛了所有人的眼：“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

父親守城身亡。

聶華苓還沒來得及消化失去父親的悲痛，這個家就已經(jīng)變了天。

父親的靈堂還沒撤，那個平日里對她們愛答不理、偶爾還假裝客氣的同父異母的大哥，突然就坐到了正廳的主位上。他以前是個沉默的青年，現(xiàn)在卻像是個剛登基的暴君。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母親帶著聶華苓姐弟幾個站在廳堂里，大哥翹著二郎腿，手里端著茶碗，眼神里滿是輕蔑。

“分家？”大哥冷笑了一聲，把茶碗重重地磕在桌子上，“這家里的一切都是聶家的，我是長子，長兄如父。現(xiàn)在老頭子不在了，這個家我說了算。”

母親忍著淚說：“你爸爸留下的撫恤金，還有這房子，總該有我們娘幾個的一份。華苓還要讀書，弟弟還小……”

“讀書？”大哥像是聽到了什么笑話，“女孩子讀什么書？至于錢，父親留下的那點錢還不夠還債的。你們要是想住這兒，就得守我的規(guī)矩。要是受不了，大門在那邊，沒人攔著你們。”

母親氣得渾身發(fā)抖：“你這是要趕盡殺絕嗎？”

“什么叫趕盡殺絕？”大哥突然站起來，猛地一揮手，桌上的茶壺杯子“嘩啦”一聲掃了一地，碎瓷片飛濺，劃破了空氣的寧靜。

“你算什么東西？”大哥指著母親的鼻子罵道，“名正言順的太太是我媽！你不過是個外室。以前父親在，我給他面子。現(xiàn)在他死了，這家里沒你說話的份！”

那一聲脆響，把聶華苓童年最后一點安全感徹底擊碎了。

當晚，母親一咬牙，帶著她們姐弟幾人離開了那個生活了多年的家。

外面的雨冰冷刺骨，昏黃的街燈拉長了她們狼狽的身影。母親叫了一輛破舊的馬車，那馬車夫看著這一群孤兒寡母，眼神里都透著同情。

車輪碾過水坑，泥水濺在聶華苓的新鞋上。她縮在母親懷里，聽著母親壓抑的哭聲。

“媽，我們?nèi)ツ膬海俊甭櫲A苓小聲問。

母親緊緊摟著她，眼淚滴在她的額頭上，燙得嚇人。母親沒有回答，只是看著漆黑的前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華苓啊，你要爭氣，你一定要快點長大。”

那一年，聶華苓13歲。她回頭看了一眼那個在雨幕中漸漸模糊的高門大院，心里明白，從今往后，她的頭頂上沒有傘了，她得自己這就是傘。

02

離開聶家大院后的日子，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武漢也不再安全。母親帶著她們回了重慶鄉(xiāng)下的老家，雖然寄人籬下，但好歹有了口安穩(wěn)飯吃。

也就是在那些逃難求學的歲月里，聶華苓拼了命地讀書。她知道母親那晚說的話是什么意思，在這個男權(quán)至上的亂世，一個沒有背景的女子想要不被人踩在泥里，唯一的梯子就是讀書。

她考上了國立中央大學，那是當時最好的學校之一。在校園，她遇到了王正路。

王正路是那種典型的北方世家子弟，長得端正，說話不多，看起來踏實可靠。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女孩子們都渴望一個安穩(wěn)的港灣。當王正路把自己領(lǐng)的一套灰色軍裝送給聶華苓時，那份并不昂貴卻代表著關(guān)懷的禮物，打動了她的心。

1948年，內(nèi)戰(zhàn)的炮火逼近。為了躲避戰(zhàn)亂，也為了有個依靠，聶華苓和王正路在北平結(jié)婚了。

她以為自己終于逃出了原生家庭的苦海，找到了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屋檐。可她萬萬沒想到，她只是從一個火坑，跳進了另一個冰窖。

王家是北平的老派大家族，規(guī)矩大得嚇人。

第一次在王家吃飯，他們就給了聶華苓一個下馬威。那天，一張八仙桌擺在正廳，王正路的母親——那個裹著小腳、一臉威嚴的老太太坐在正中間。家里的男人們依次落座，王正路也坐了下來。

聶華苓剛想拉開椅子坐下，卻發(fā)現(xiàn)嫂子們都站在一旁。她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

王正路皺了皺眉，低聲喝斥道：“你干什么？沒看見媽在吃飯嗎？”

“我……我不吃飯嗎？”聶華苓一臉茫然。

“媳婦是不能上桌的。”王正路的聲音里帶著一絲不耐煩，仿佛在責怪她不懂事，丟了他的臉，“你要站在旁邊伺候媽吃飯，給媽盛湯，給媽夾菜。等媽和我們吃完了，你們女人才能去廚房吃。”

聶華苓震驚地看著這個婚前對自己溫情脈脈的男人。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啊，怎么回到了家，就變成了封建禮教的衛(wèi)道士？

她想反駁，想摔碗走人，就像當年母親帶著她離開聶家大院一樣。可是看著王正路冷漠的眼神，看著周圍嫂子們麻木順從的臉，她忍住了。這里是北平，現(xiàn)在外面兵荒馬亂，她能去哪兒？

她默默地站到了老太太身后，手里端著飯碗，像個丫鬟一樣伺候著。那頓飯，她一口沒吃，卻覺得胃里堵滿了石頭。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只要家里來了客人，聶華苓習慣性地想坐下來給客人倒茶攀談，王正路就會當著客人的面給她使眼色，那是讓她“出去”的信號。在他眼里，女人就是附屬品，是不能在臺面上說話的。

1949年，隨著局勢變化，聶華苓和王正路幾經(jīng)輾轉(zhuǎn)，最終跟著人流逃到了臺灣省。

那時的臺灣，對于這些外省人來說，就是一座孤島。沒有了大家族的豪宅，他們擠在狹小的日式木板房里。生活條件的惡化，讓這段本就缺乏感情基礎(chǔ)的婚姻更加岌岌可危。

為了養(yǎng)家，聶華苓進了一家名為《自由中國》的雜志社工作。那是當時臺灣文化界的一面旗幟，由雷震創(chuàng)辦，胡適掛名。那里聚集了一群有風骨的知識分子。

白天，聶華苓在雜志社編稿子，和那些才華橫溢的文人談?wù)撐膶W、理想；晚上，她回到那個逼仄的家，面對的是沉默寡言、思想守舊的王正路。

王正路在臺灣過得很不順心，他那種舊式少爺?shù)钠庠谶@里吃不開。

他開始變得更加冷漠，甚至有些自私。

家里的開銷大部分靠聶華苓寫稿賺來，她不僅要工作，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女兒，還要伺候這個“大老爺”。

最讓聶華苓心寒的是，當她因為弟弟聶漢仲空難去世而痛哭流涕時，王正路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連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他的冷漠，像一把鈍刀子，每天都在割著聶華苓的心。

在這個家里，她找不到一絲溫暖。她就像是一個不停旋轉(zhuǎn)的陀螺，為了生存，為了孩子，拼命地轉(zhuǎn)著，只要一停下來，就會倒下。

03

時間到了1957年，臺灣的空氣里彌漫著一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感。

《自由中國》雜志社因為敢于說話，經(jīng)常發(fā)表一些針砭時弊的文章，成了當局的眼中釘。雷震先生不僅是雜志社的負責人，更是聶華苓的精神導師。他那種威武不屈的風骨，深深感染了聶華苓。

但是，風骨換不來安全。

特務(wù)開始在雜志社周圍出沒，那種穿著中山裝、戴著墨鏡、眼神陰鷙的男人，成了聶華苓揮之不去的噩夢。

家門口也開始出現(xiàn)了陌生的面孔。有時候是賣煙的小販，有時候是修鞋的匠人，但那一雙雙窺探的眼睛，讓聶華苓感到脊背發(fā)涼。她知道，這把火遲早要燒到自己身上。

在這個危急關(guān)頭，丈夫王正路卻做出了一個讓聶華苓徹底絕望的決定。

他獲得了一個去美國進修的機會。

那天晚上，王正路一邊收拾行李，一邊平靜地對聶華苓說：“機票已經(jīng)定好了，下周就走。”

聶華苓看著他，聲音顫抖：“那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辦？現(xiàn)在外面全是特務(wù)，雷先生隨時可能出事，我是雜志社的編輯，他們不會放過我的。”

王正路停下手里的動作，轉(zhuǎn)過頭，眼神依然是那樣的冷淡：“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我不能放棄。至于你……你自己小心點。我在那邊安頓好了，再想辦法接你們。”

“想辦法？要多久？一年？兩年？”聶華苓追問。

“不知道。”王正路聳了聳肩，“看情況吧。”

那一刻，聶華苓明白了。在這個男人的天平上，前程永遠比妻兒重要。在危險來臨時，他選擇了一個人飛走，把她和兩個幼小的女兒留在這個即將爆發(fā)的火山口上。

王正路走了。走得干脆利落，沒有一絲留戀。

不久后，雷震被捕了。《自由中國》的其他同事也接連入獄。聶華苓雖然暫時沒有被抓，但她清楚，自己已經(jīng)在黑名單上了。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來源，還要獨自面對特務(wù)的監(jiān)視和撫養(yǎng)兩個孩子的重擔。

生活最黑暗的時候，如果有一絲光透進來，那會顯得格外耀眼。

1963年，美國詩人安格爾來到了臺北。他是來尋訪亞洲作家的。在一次酒會上，他看到了躲在角落里的聶華苓。

那時的聶華苓，經(jīng)歷了婚姻的破碎和政治的恐慌，整個人像是一只受驚的小鳥，眼神里滿是憂郁和戒備。但恰恰是這種氣質(zhì)，深深吸引了安格爾。

晚宴上，為了逗這個一臉愁容的東方女子笑一笑，安格爾做了一件很滑稽的事。他學著中國人用筷子，試圖夾起盤子里那個滑溜溜的鴿子蛋。

鴿子蛋在筷子尖上打滑，幾次都掉了下來。安格爾不服氣，他推了推眼鏡，像是在進行一場嚴肅的科學實驗，終于笨拙地夾起了一顆，然后得意洋洋地向聶華苓展示，做了一個鬼臉。

“看！我抓住了它！”安格爾像個大孩子一樣喊道。

全桌人都笑了，聶華苓也忍不住笑了。那是她這幾年來，笑得最開心的一次。

在這個美國人身上，她感受到了久違的真誠和溫暖。他不講什么大道理，也不擺什么架子，他只是想讓她開心。

那幾天，安格爾總是找借口約她出來。他們坐著出租車在臺北的街頭漫無目的地轉(zhuǎn)圈，聊文學，聊詩歌，聊人生。安格爾對她說：“你應(yīng)該去美國，去愛荷華，那里有我的寫作計劃，你可以安心寫作。”

聶華苓苦笑著搖頭：“我走不了的，我的檔案在黑名單上，他們不會給我發(fā)護照。”

安格爾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但他握住她的手說：“我會想辦法，我一定會想辦法。”

然而，現(xiàn)實遠比承諾要殘酷。安格爾在臺灣的行程只有短短幾天，他必須離開了。而此時，特務(wù)對聶華苓的監(jiān)控已經(jīng)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就在安格爾離開的前一天晚上，聶華苓家里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兩個女兒已經(jīng)睡了，聶華苓獨自坐在客廳里，聽著窗外風吹樹葉的沙沙聲，每一聲都像是有腳步在靠近。

突然，刺耳的電話鈴聲劃破了寂靜。

在這個深夜，誰會打電話來？是安格爾來告別嗎？還是……

聶華苓顫抖著手抓起聽筒。

“喂？”

聽筒里沒有聲音，只有沉重的呼吸聲。

“是誰？”聶華苓的聲音在發(fā)抖。

過了幾秒鐘，一個經(jīng)過偽裝的、沙啞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聶女士，你的兩個女兒很可愛。如果你不想讓她們以后沒學上，最好想清楚明天該見誰，不該見誰。”

“嘟——嘟——”電話掛斷了。

聶華苓手里的聽筒滑落，掉在桌子上，發(fā)出巨大的聲響。她感到渾身冰冷，血液仿佛凝固了。他們拿孩子威脅她！

就在這時，門外突然傳來了“篤、篤、篤”的敲門聲。

非常有節(jié)奏，不急不緩，但在深夜里聽起來就像是敲在她的心坎上。

聶華苓猛地捂住嘴，不讓自己叫出聲。她看向那扇薄薄的木門，門縫下并沒有透進光亮。

敲門聲停了。

過了一會兒，一張白色的紙條，順著門縫，緩緩地塞了進來。

在昏暗的燈光下，那張紙條像是一道催命符。聶華苓死死地盯著它，她知道，只要她走過去撿起那張紙，她的人生就將面臨一個無法回頭的抉擇。

如果不撿，或許明天就是末日；如果撿了，也許是更大的深淵。

她聽著臥室里女兒均勻的呼吸聲，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為了孩子，為了活下去，她必須賭一把。

她赤著腳，一步一步走向門口，手伸向那張紙條……

04

聶華苓顫抖著手指展開那張紙條，上面只有一行潦草的英文地址和一個時間。那是安格爾住的酒店，時間是明天清晨五點。

那是最后的逃生艙口。

特務(wù)的威脅反倒成了催化劑，如果不走，她和孩子遲早會被這無盡的恐懼吞噬。哪怕前方是未知的異國他鄉(xiāng)，哪怕要背負“叛逃”的罵名，她也必須試一試。

第二天凌晨，天還沒亮，霧氣彌漫在臺北的街道上。聶華苓給熟睡的女兒們掖好被子，在桌上留了一封信給母親生前的舊友，拜托暫時照看孩子。她只帶了一個隨身的小包，像個幽靈一樣溜出了家門。

她沒有直接去酒店，而是先繞道去了菜市場，又穿過幾條小巷，確定身后沒有那雙陰鷙的眼睛后，才跳上了一輛出租車。

在酒店的大堂里，安格爾看到滿身寒氣的聶華苓，什么都沒問，只是緊緊地抱住了她。那個擁抱，讓聶華苓堅硬了三十多年的心，瞬間崩塌成一片柔軟。

隨后的日子是一場更加艱難的博弈。安格爾回到美國后，動用了他所有的政治和文化資源，不停地給臺灣當局寫信、施壓，甚至通過美國外交部門進行交涉。

在這場拉鋸戰(zhàn)中，聶華苓獨自在臺灣承受著暴風雨。特務(wù)的盤問、鄰居的疏遠、生活的窘迫，每一次都像是在逼她放棄。

但每當深夜，看著安格爾寄來的越洋信件，那些充滿愛意和鼓勵的詩句，就是她堅持下去的唯一動力。

終于，在1964年的秋天，當局或許是迫于國際壓力，或許是覺得一個弱女子掀不起什么風浪，終于松口放行。

當飛機沖上云霄，穿過厚厚的云層，看到金色的陽光灑在機翼上時，聶華苓捂著臉痛哭失聲。她自由了。

來到愛荷華，聶華苓仿佛從黑白電影走進了彩色世界。這里沒有特務(wù)，沒有壓抑的禮教，只有遍地的玉米田和安格爾熱情的笑臉。

但還有一個問題橫亙在他們之間——王正路。

雖然分居多年，但法律上他們還是夫妻。聶華苓聯(lián)系上了在美國另一端的王正路，提出了離婚。

王正路表現(xiàn)得一如既往的冷漠。對于他來說，這段婚姻早已名存實亡，既然聶華苓有了下家，他也沒必要拖著。離婚手續(xù)辦得很順利，順利得讓人心寒。七年的分居，十幾年的夫妻，最后只換來幾張冰冷的法律文書。

1971年5月，愛荷華的春風吹綠了柳枝。聶華苓和安格爾決定結(jié)婚。

這一天，聶華苓的兩個女兒薇薇和藍藍也都在場。她們早就被接到了美國，并且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幽默、慈愛的“老爹”。

婚禮定在下午。安格爾一大早就開始忙活，他穿著筆挺的西裝，興奮得像個第一次約會的小伙子。

“華苓，快點！法官要等急了！”安格爾在樓下喊。

聶華苓笑著下樓，兩個女兒開車送他們?nèi)シㄔ骸?/p>

到了法院門口，意外發(fā)生了。安格爾突然臉色大變，開始瘋狂地摸索身上的每一個口袋。上衣、褲子、襯衫口袋……他把全身摸了個遍，額頭上滲出了細密的汗珠。

“怎么了？”聶華苓問。

“戒指……戒指不見了！”安格爾一臉懊惱，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我明明放在這個口袋里的！”

周圍的朋友們都愣住了，隨即爆發(fā)出一陣善意的笑聲。

聶華苓看著眼前這個急得團團轉(zhuǎn)的男人，心里卻涌起一股暖流。比起王正路那種永遠端著架子、永遠冷冰冰的“規(guī)矩”，安格爾的這份“慌亂”才更顯得真實和可愛。因為在乎，所以才會慌亂。

“丟了嗎？那說明你沒有誠意呀！”聶華苓故意板著臉逗他。

“不不不！我有誠意！我最有誠意了！”安格爾急得臉都紅了。

就在這時，小女兒藍藍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手里舉著一個紫紅色的小絲絨盒子：“老爹！你落在車座下面了！”

安格爾一把搶過盒子，打開一看，那枚金戒指靜靜地躺在里面。他長舒一口氣，拿著戒指在聶華苓面前晃了晃，得意地說：“你看！戒指好好的！我沒丟！”

聶華苓笑著點點他的額頭：“你是沒丟戒指，你是把腦子丟了。”

法官看著這對加起來快一百歲的新人，也被他們的快樂感染了。

“請你們互相握住右手。”

安格爾立刻收斂了嬉皮笑臉，他伸出那雙大得像蒲扇一樣的手，緊緊地、用力地握住了聶華苓的手。他的眼神變得無比深邃和凝重，仿佛他握住的不僅僅是一只手，而是他余生的全部信仰。

“我，保羅·安格爾，愿娶聶華苓為妻……”

當戒指套上指尖的那一刻，聶華苓哭了。這一次，不是因為委屈，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幸福。她漂泊了半生的小船，終于找到了那個永遠不會讓她淋雨的港灣。

05

婚后的生活，美好得像童話。

他們住在愛荷華河邊的一棟紅樓里，也就是后來聞名世界的“中國小樓”。屋前種著柳樹，屋后是茂密的樹林。

安格爾知道聶華苓懷念江南的水鄉(xiāng)，特意在河邊給她做了一個秋千。閑暇的時候，聶華苓就坐在秋千上蕩啊蕩，安格爾就在后面輕輕地推。風吹起聶華苓的發(fā)絲，她笑得像個十八歲的少女。

在這個家里，沒有“女人不能上桌吃飯”的規(guī)矩，只有安格爾變著花樣做的烤肉和甜點；沒有冷漠的忽視，只有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

每天傍晚，屋后的樹林里會有小鹿探頭探腦地走出來。安格爾就像個快樂的飼養(yǎng)員，他在口袋里裝滿了玉米粒，撒在草地上。

“華苓，快看！今天來了三只！”安格爾會趴在窗臺上，興奮地招呼聶華苓。

除了小鹿，還有成群的浣熊。這些小家伙聰明得很，知道這家的男主人心腸好。安格爾會把過期的面包涂上花生醬，放在后門口。看著浣熊們抱著面包啃得津津有味，安格爾會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

他對聶華苓的兩個女兒更是視如己出。他教她們開車，陪她們做功課，聽她們講心事。薇薇和藍藍改口叫他“老爹”，叫得比誰都親。

在這個充滿了愛的環(huán)境里，聶華苓的文學才華也得到了徹底的釋放。她和安格爾一起創(chuàng)辦了“國際寫作計劃”，邀請全世界的作家來愛荷華交流。他們的家成了文壇的圣地，每天高朋滿座，談笑有鴻儒。

曾經(jīng)那個被哥哥趕出家門、被前夫冷落的受氣包，如今成了在這個國際舞臺上閃閃發(fā)光的女主人。

如果時間能停在這一刻該多好。

可是，幸福總是顯得那么短暫。轉(zhuǎn)眼間，二十年過去了。

1991年，他們滿心歡喜地踏上了去歐洲的旅程。誰能想到，那竟是一場不歸路。

在芝加哥機場，當醫(yī)生宣告安格爾死亡的那一刻，聶華苓并沒有歇斯底里地大哭。她只是呆呆地看著那頂失而復得的帽子，感覺自己身體里的一部分也隨著安格爾死去了。

那是她的骨，她的血，她的魂。

處理完后事，聶華苓回到了愛荷華的紅樓。

推開門，屋子里依然彌漫著安格爾喜歡的煙斗味道。桌上還放著他沒看完的書，書簽夾在第45頁。廚房的冰箱里，還有他為浣熊準備的面包。

一切都像是他只是出門散了個步，馬上就會回來，大聲喊著：“華苓，我回來了！”

可是，屋子里靜得可怕。

聶華苓走到窗前，看著屋后的園子。夕陽西下，金色的余暉灑在草地上。

幾只小鹿慢慢地走了出來，它們在草地上嗅了嗅，似乎在尋找那個總是給它們喂玉米粒的老頭。它們抬起頭，望著空蕩蕩的窗口，眼神里透著迷茫。

聶華苓的眼淚終于決堤而出。

她想起了小時候母親的眼淚，想起了那個雨夜馬車輪子的滾動聲，想起了王正路冷漠的背影，想起了逃離臺灣那個清晨的霧氣。

這一生，她走過了太多的橋，吃過了太多的苦。是安格爾，用他那雙大得像蒲扇一樣的手，為她擋住了所有的風雨，讓她明白什么是被愛，什么是尊嚴。

雖然他走了，但他留下的愛，足夠她溫暖余生。

聶華苓擦干眼淚，轉(zhuǎn)身走進廚房，拿出一袋玉米粒。她推開后門，步履蹣跚地走向那群小鹿。

風吹過樹梢，樹葉沙沙作響，仿佛是安格爾在輕聲低語：“華苓，我在呢，我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