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深秋,北京西郊一處軍休所的白楊葉子沙沙作響。七十六歲的丁盛拄著拐杖在走廊里踱步,他突然對值班衛生員說了一句:“從窮孩子到將軍,我沒欠誰。”話音不高,卻把走廊盡頭的幾位老兵叫回了往事。
那年頭,人們提到丁盛,總習慣在他名字前加一句“被開除軍籍”。組織處分像一枚冷硬的印章,一下子把榮譽和風光全部壓扁,可丁盛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有人好奇問他后悔不,他搖頭:“一九三〇年要不是看見紅軍從村口經過,我大概還在放牛。既然選了這條路,后面所有賬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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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到一九三〇年夏天,江西瑞金郊外,十七歲的丁盛攥著挑柴的扁擔,看著紅四軍第一縱隊列隊而過。饑餓、地主債、父親的沉默都堵在心口,他索性丟下扁擔追了上去。報名冊上寫下名字的那刻,他還不知道通往前方的是曠日持久的炮火與長征。
紅軍里通訊員不好當——山路險,封鎖線密。丁盛腿快,膽子也大,三次反“圍剿”期間,他鉆林子、趟河溝,沒有一次誤點。王稼祥看在眼里,拉著他蹲在草地上畫字母:“小丁,識幾個字?”丁盛老實回答:“只會寫自己名字。”王稼祥隨手折根樹枝,“那就從‘人’字開始。”
一九三四年長征動身,赤水河畔夜雨冷得刺骨。婁山關前線,丁盛右腿中彈,被擔架抬下陣地。衛生員塞給他幾塊銀元,意思是留在當地養傷。他咬牙扔回去,拖著傷腿追上縱隊。后來回憶那一刻,他只說:“不想掉隊,怕再也看不見隊旗。”
到陜北后,他進了紅軍大學,第一次捧起厚厚的《資本論》卻一句不懂。指導員笑他急,他硬著頭皮每天抄段原文,熬了半年總算啃完第一卷。延安窯洞里煤油燈昏黃,丁盛自嘲:“我這個半文盲,被逼成了夜校生。”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晉察冀根據地缺干部,聶榮臻把名單攤開:“老丁去平西,看得住那口鍋。”于是有了冀東失利后的艱難回撤,也有了平西山林間的游擊烽火。幾年后聶帥在張家口又見到他,拍拍肩膀:“這個團是塊料,你得管住。”那番囑托,他至死都記得。
東北解放戰爭打響,丁盛當上二十四師師長。四平街巷硝煙彌漫,他站在路口大吼:“別磨蹭,抄巷子!”晚上清點傷亡,他把帽檐壓低,誰也沒看見他眼圈通紅。遼沈告捷后,部隊南下平津,他指著天津衛城樓說:“今天打得狠點,百姓明早就能開門做買賣。”
新中國成立后,丁盛官至軍級。五十年代從北京調去南方,他常常講一句話:“老區出干部,不是給你擺譜的。”下連隊查灶房,一腳踢開鍋蓋,看見糟糠摻米的稀飯,當場拍桌子讓勤務兵把自己的軍供糧分一半。
然而命運拐了彎。八十年代整黨期間,丁盛因歷史問題被定性處理,軍籍、黨籍連同頭銜一并撤銷。公告貼上墻,他只是嗯了一聲,隨后摸出鋼筆在回執上寫:丁盛,服從。那一手歪斜卻有力的字,像當年陜北窯洞練出來的。
隔年在老部下聚會上,有人不平:“師長,委屈啊。”丁盛擺手:“別胡說。組織有組織的考量,我們有我們的初心。”他沒再解釋,也不寫回憶錄。唯一一次對年輕記者提及往事,只留下一句:“我這一生,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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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初冬,丁盛病危。護士聽見他輕聲念:“通訊員到——”隨后心電圖歸于平線。骨灰盒入土那天,幾位曾經的老戰士把一條褪色的紅腰帶放進去,那是長征途中他系在腰間的信袋。
回看丁盛的軌跡,從放牛娃到將星,再到被開除軍籍,起伏跌宕。但在他自己看來,衡量一生只是兩句話: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除此之外,沒有多余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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