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相提醒高市：當年中國免掉千億賠款，是因給日本立了個死規定

前言

1972年，中國主動放棄向日本追討高達120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這一舉措曾被部分人解讀為大國的大度讓利。

然而，隨著日本右翼政客高市早苗頻頻在臺灣問題上越界、在歷史議題上模糊立場，多位日本前首相的公開提醒揭開了真相：

中國的免賠絕非無底線妥協，而是給日本立下了一條必須恪守的“死規定”，這條規定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石，更是兩國和平共處的前提。

千億賠款：戰火烙下的血淚賬單

要理解這份免賠約定的重量，得先看清這筆1200億美元賠款背后的血淚過往。

二戰時期，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何等的打擊，處處是被炸毀的工業設施、停產的農業，毫不夸張的說，當初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近乎癱瘓。

按照當時的國際法則和物價水平，戰敗國向受害國支付戰爭賠款是天經地義的事。

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中國對日本的索賠權利，而1200億美元的金額，不過是中國戰爭損失的冰山一角，彼時民間層面的個人索賠金額就已高達1800億美元。

新中國成立后，并非沒有能力追討這筆賠款，只是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才將這筆賬單暫時擱置，為后續的邦交談判埋下了伏筆。

免賠的底牌：不容觸碰的“死規定”

既然手握充分的法理和道義依據，中國為何最終選擇放棄千億賠款？答案就藏在那份看似無形卻堅不可摧的“死規定”里。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彼時的中國面臨著極為復雜的國際局勢，不光被西方陣營長期封鎖，北邊還要面臨著蘇聯的軍事壓力，因此對于當時的我們來說，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打開外交突破口成了頭等大事。

當時日本的田中角榮也意識到，繼續追隨美國孤立中國，只會讓日本在東亞地區陷入被動。

在這樣的現實需求下，中日邦交正?；惶嵘先粘?，戰爭賠款成為繞不開的核心議題。

周恩來總理當時就明確區分了軍國主義者與普通日本民眾，指出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在少數戰犯。

若強索巨額賠款，最終負擔會落到無辜的日本百姓身上，這不符合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景。

但這份善意絕非沒有底線，中國隨即提出了核心約定，也就是那條“死規定”：

日本必須正視侵華歷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份約定最終被寫入《中日聯合聲明》，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政治承諾。

此后日本對華提供的3.65萬億日元政府開發援助，也并非單純的“善意幫扶”，而是履行這份歷史契約的替代性補償，且這些援助大多附帶采購日本設備、雇傭日本企業的條件，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交換。

危險的試探：右翼政客的“擦邊球”

數十年來，這份“死規定”為中日經貿合作、民間交流筑牢了根基，兩國貿易額常年突破3000億美元，豐田、索尼等日本企業也在中國市場收獲了豐厚回報。

但近年來，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卻開始有意淡化這份歷史約定，高市早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今年11月，高市早苗公然宣稱若中國對臺動武，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甚至叫囂自衛隊可以出兵，這番言論不僅遭到日本國內輿論的批評，也引發中方強烈抗議。

12月在參議院答問時，她又玩起了“文字游戲”，只聲稱“日本立場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一致”，卻始終不肯親口說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未撤回此前的錯誤言論。

更離譜的是，她還曾搬出1951年未經過中國參與的《舊金山和約》，試圖模糊臺灣的主權歸屬。

然而，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真正決定臺灣地位的并不是什么《舊金山合約》，而是《波茨坦公告》以及《開羅宣言》這些國際文件，上面明明白白寫著，臺灣必須歸還中國。

高市早苗的操作，本質上是在為干涉中國內政、推動軍事擴張找借口。

歷史的警鐘：莫讓契約成廢紙

面對高市早苗的危險試探，日本政壇的有識之士及時敲響了警鐘。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直接批評其“煽動危機、為擴軍找借口”，并公開點明，當年中國放棄千億賠款的核心前提就是日本承認臺灣屬于中國，如今破壞這份約定，就是在撕碎中日關系的根基。

其實早在多年前，田中角榮就曾經私下提醒過高市早苗，讓她牢記“臺灣屬于中國”這條死規定，一旦打破平衡，勢必會動搖兩國的關系。

這些前首相的發聲，不僅是對歷史的敬畏，更是對日本普通民眾利益的守護。

高市早苗的言論已造成實際損害，有日本酒店一天內被取消上千個中國游客訂單，企業界也因雙邊關系緊張而人心惶惶。

要知道，中日做了數千年鄰居，戰后幾十年的和平紅利來之不易，豐田等企業的發展、日本民眾的旅游收益，都離不開穩定的雙邊關系。

其實這份歷史約定從來不是束縛日本的枷鎖，而是兩國和平共處的“護身符”。

就像鄰里之間的約定，守諾才能和睦相處，若一邊享受著對方的善意紅利，一邊破壞約定，最終只會兩敗俱傷。

對于日本政客來說，與其在臺海問題上玩火，不如好好守住當年的承諾，畢竟真正的國家利益，從來不在挑釁的口舌之爭里，而在兩國百姓的安穩生計與長久友好中。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