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我在北大史學系經歷的院系調整

1946年秋后北大復員，史學系主任為姚從吾教授，教授有鄭天挺、毛子水、向達。這四人均是西南聯大時期的北大教授，姚、鄭、毛為北大的老教授，向為1938年北大特聘教授。1946年，北大又新聘楊人楩、鄧嗣禹、楊聯陞(未到校)、余遜、鄧廣銘、張政烺、韓壽萱諸教授。

楊人楩原在武漢大學。抗戰中朱光潛在武大任教務長，此時他回北大任西語系主任，乃推薦楊來北大。

余、鄧、張原均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且有成績，此時代理校長傅斯年聘他們來史學系任教。

鄧、楊、韓三位是胡適校長請來的。鄧僅在北大任教一年就回美國了。20世紀80年代他寫過一篇《北大舌耕回憶錄》,刊于1991年三聯書店出版的《鄭天挺學記》中，對1946—1947年這一年中在北大教書及生活的情況，敘述翔實、得體。

當時姚從吾教遼、金、元史，鄭天挺教明清史，毛子水教中國古籍選讀，向達教中西交通史，楊人楩教西洋史，余遜教魏晉南北朝史，鄧廣銘教宋史，張政烺教先秦、秦漢史，韓壽萱教博物館學，鄧嗣禹教中國近代史，胡適也在史學系教歷史研究法。1946年底，姚去河南大學任校長，史學系主任由鄭天挺代。1948年底胡適及毛子水南去，史學系教授陣容仍壯大。

1949年后，鄭天挺仍任系主任，又增加了朱慶永教授(教授外國國別史),1950年又增加由中法大學歸并來的商鴻逵(教中國通史)、戚佑烈(教世界史)及博物館專業的胡先晉(教人類學)教授，以及年輕教師汪篯、楊翼驤、胡鐘達等人。

我是1951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史學系的學生一向生活散漫，不愛開會，不愛體育，甚至有些課都不愿去。我是城內沙灘北大的末班弟子，也深受其影響。關于這些事，師兄周清澍教授在其大著《沙灘北大二年》一文中曾有精彩的敘述。

我們一年級的功課有中國史(一),即先秦史，由張政烺師講授。此外還有俄文、辯證法(由艾思奇講授)、《共產黨宣言》(范若愚講授)。

我非常喜歡聽張先生講課，他無講稿，因而講課有些零亂，而卻按照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先秦史的諸多問題都能解釋透徹，與后來至城外那種統一教材、統一觀點，甚而教條式的述說是完全不同的。

到了是年10月底，史學系三、四年級及一些老師(包括先父鄭天挺及張政烺等人)都去江西泰和縣參加土改，先父且擔任土改第六團團長。于是張先生的先秦史，改由余遜師講授秦漢魏晉南北朝史。

余師為人謙遜，對同學極熱情，毫無架子。他的課有詳細的講稿，筆體端正，講課時慢而清楚，初學歷史的人，特別喜歡上他的課，筆記也容易記。他的國學根底強，講史學文選課，課文全能背誦，同學佩服至極。

本來課講到1952年1月中旬即應考試，但學校忽決定停止考試，改為“三反”運動學習，而老師們則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檢查思想，人人過關。

我在“三反”運動中，因參加“打虎隊”(當時指涉嫌貪污的人為“老虎”)的宣傳工作，所以對系中老師的思想檢查參加不多。只記得3月5日余遜師繼許多教授之后也作了思想檢查，同學幾無意見可提，勉強說他自信心不強，理論學習不夠，或過分謙遜而已。事實先生乃一謙謙君子，從不張揚，唯一不足的是，不太敢寫文章。

父親是北大史學系思想改造的重點對象。他第一次檢查是在1952年2月23日，次日提意見，領導認為群眾未通過。第二次檢查是在5月二十多號，已經上課多日了。仍然是檢查一個下午，次日提意見。當時師生提的意見不似后來那樣慷慨激昂，火藥味不濃，語氣上還算是比較緩和。但臨時領導系中“運動”的負責人，政治系趙某某，卻說他是最最自私自利的人，他當時實在想不通，在本上寫意見時手發抖，幾乎寫不出字來。他后來還多次提過這件事。

5月初，校方突然宣布立即上課。不料上了兩周課后，又復停課，師生分頭搞“忠誠老實”運動，交代個人歷史問題。十天左右，又繼續上課，直至8月初才放暑假。

1952年8月下旬，北大一部分老師去青島休養，鄭先生也去了，這實在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休息，一些清華歷史系的教授如邵循正、丁則良等也去了。其間見到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諸同仁，互相切磋教改的問題。鄭先生回來說，這次旅行的特點是需自己扛行李。周炳琳先生年已六十，自己扛，無人管，已感吃力了。

與此同時，我們一些同學則由學校組織去西北郊溫泉的露營活動，為時一周。

這些地方是團中央書記榮高棠提議的。據說1936年假日，清華等校學生也是在這里野營進行鍛煉。

溫泉地方地處香山西北，附近有一溫泉中學，環境不錯，周圍極為清凈。周圍還有七王墳(光緒皇帝父親之墓)、九王墳(光緒叔父之墳)、大覺寺等名勝。我們一次去九王墳，還碰到一件掃興的事：當日給九王墳看墳的老者，已七十歲左右，上臺階時，我們扶了他一下。不料即有居民說，他是地主，你們怎么還扶他，大家聞后都灰溜溜的。這次去的人還有同班同學鄭笑梅、田玨、朱忠武、劉純杰、傅同欽和我。傅同欽后來成為我的妻子。

大約9月初，父親剛由青島歸來。某日，他20世紀30年代中文系的學生徐嵩齡忽來找他，告訴他從教育部方面得到消息，將調他到南開大學歷史系作系主任。此事他事前一無所知，也無人對他暗示過。此前幾個月，全校教師一直討論院系調整問題，并人人表態：要服從組織分配。

徐嵩齡原在嶺南大學教書，此時正在北京待業。他告訴鄭先生之意，在于他極想也來南開教書。他最后去了云南大學。

鄭先生對他去南開，情緒還算鎮定，未在家人前發過牢騷，亦無何怨言。只聽他說過，他幾次在會上表示過，不再作系主任。

但他調津，對我們家庭影響卻大。我們母親1937年即去世，父親一直單身，他在西南聯大八年就是這樣過的。因此他一去天津，這個家就全變了。當時我姐鄭晏及我兄克昌都在北京工作，并都有子女，不可能動。我即將上城外北大繼續學習；我弟克揚正上中學高三，亦不可能前往，因之父親也必然和他在聯大一樣，仍然一人過孤單的生活。不過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

經過鄭重考慮后，我決定不考慮個人生活及其它方面的變化，愉快地只身來津任教。

不僅如此，他還與同他一起由清華調至南開的雷海宗先生，互相鼓勵，決心把南開歷史系辦好。因為鄭先生是系主任兼中國史教研室主任，雷是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2年9月下旬，北大史學系教師拍了一張紀念照，以為留念。

照片中的前排坐者均為即將離開北大而調往其他單位者。從左至右：朱慶永教授(即調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戚佑烈副教授(即調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不久又調哈爾濱師范學院)、韓壽萱教授(即調中國歷史博物館)、鄭天挺教授(即調南開大學歷史系)、楊翼驤副教授(即調北京政法學院，次年調南開大學歷史系)、胡先晉副教授(即調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和鄧銳齡先生(研究生畢業，即去中央統戰部)。

后面站立者為院系調整后繼續留在北大歷史系者。左起：青年教師李克珍、鄧廣銘教授、向達教授、張政烺教授、楊人楩教授、胡鐘達先生、余遜教授和青年教師劉克華。留系的教師商鴻逵和汪篯先生有事外出，未參加照相。

留系的老教師中，余遜教授1953年即患重病，不再工作；張政烺教授與胡鐘達先生1958年分別被調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及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向達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楊人楩教授1957年亦遭批判，險些落網；實際上僅剩鄧廣銘教授一人仍在系中尚充重要角色。

1999年，季羨林先生在給鄭先生《清史探微》作序中，曾盛贊1952年前的北大史學系：

在當年(1952年前)全盛期間，歷史系教師陣營之強冠全國。自先秦時代起，一直到清代，每一個朝代都有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坐鎮，極一時之盛。1952年院系調整后，一些教授調離北大，其中就包括(鄭)毅生先生。于是金甌殘缺，陣營難整……當年那一個能成龍配套的陣營已不復存在。

從這張1952年史學系教師離別時的合影照片及后不幾年的事實來看，是不是如此?

當時調離北京的人，只有鄭先生和戚佑烈先生，所以鄭先生臨離北京前，特別去看了一下戚先生。

戚先生1923年生，燕大畢業后去法國深造，后回國在中法大學任教，1950年合并至北大。1952年時，他的法國妻子及孩子均已回法，所以離京前也是只身一人。

鄭先生去看他時，正值家中變賣家具，狀況至慘，鄭回來后，頗多感觸。

我在1952年9月底去亞太和平會議秘書處作抄寫員，歷時半月。10月中旬工作結束，離家隨北大校車去城外報到，住原燕大棉花地之十齋學生宿舍中。當時美麗的校園未使我有多大感觸，只覺得人多亂哄哄，宿舍住人太擠，伙食也不如城內，極感不便。過去住北大三院宿舍，離東安市場書市很近，不買書亦可隨意瀏覽，到城外就不成了。城外的圖書館并不大，一點也不比沙灘的圖書館強，且參考書放架中者亦少，至少是不熟悉。交通也不方便，出城要排長隊，總之，一切都不習慣。

不久，學校開始上課，課程主要是中國史(三),即隋唐五代宋遼金史，由鄧廣銘先生講授。鄧師是宋史專家，他講王安石及岳飛令人印象深刻。他當時寫的《王安石》一書即要出版，原說出版后送每人一冊，后出版時已至次年，未能贈送。此事在四十多年后，即1995年我班慶畢業四十周年時，我還向鄧師提及此事，一樂。

鄧師還考證殺岳飛時皇帝所發十二道金牌，及朱仙鎮金軍之“拐子馬”等問題，印象深刻。

這學期最令同學感興趣的，是由中文系林庚教授講授的中國文學史。林師本來就是詩人，他講的課猶如吟詩一樣，同學一致歡迎。可惜的是，只講了一學期，到了第二學期，這門課即被歷史系取消了，這也是教改中的一個插曲吧。

這年11月初，父親孤零零地一人離開了北京。他走前一人不訪，別人似也顧不上看望他。

臨離北京時，僅我一人送他去前門火車站，替他提一個挺沉的小木箱。箱子中有六層抽屜，每層裝的都是折扇面，內中有詩有畫，都是幾十年諸多教授及友人書寫的，大約總有百多幅吧!都是他最心愛的，也是最令他留戀的。可惜這些扇面后來在“文革”中統統付之一炬。

鄭先生就是這樣，離別了北京，離開了北大。

(原載《民間影像》第9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