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亞洲立陶宛”,說白了就是個標簽,專門貼給那些想抱西方大腿,不惜得罪中國來換取政治資本的小國。這詞兒不是憑空來的,原型就是歐洲那個波羅的海小國立陶宛。
當初立陶宛不顧中方反復勸阻,執意要讓臺灣地區以“臺灣”名義設立“代表處”,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中國直接把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各種經濟限制跟著就來了。
立陶宛的出口商叫苦不迭,大量原本銷往中國的商品堵在港口,據歐盟委員會自己的數據估算,立陶宛因這波操作損失了高達數十億歐元的出口額,最后還得整個歐盟跟著一起收拾爛攤子。這就是“立陶宛模式”的代價,為了一個虛幻的“民主燈塔”名號,把自己的經濟命脈往懸崖邊上推。
吳孟成把這個詞甩給黃循財,顯然不是空穴來風。新加坡這地方,能從小漁村混成國際金融中心,靠的就是老一輩傳下來的那套生存智慧,那就是誰也不得罪,誰的錢都賺,在大國之間走鋼絲,保持絕對的務實和平衡。
李光耀時代,這套玩法被發揮到了極致,美國是安全靠山,中國是經濟引擎,兩邊都不得罪,新加坡反而成了兩邊都想拉攏的對象。可現在風向似乎有點變了。
黃循財上臺后,外界普遍觀察新加坡的外交天平似乎在悄悄傾斜。比如在南海問題上,新加坡雖然不是聲索國,但表態上越來越傾向于西方所謂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跟過去那種勸和促談的中立姿態有了微妙差別。
再比如軍事上,新加坡和美國的關系本來就鐵,允許美國軍艦使用其基地,簽署了《戰略框架協定》,但近幾年來,聯合軍演的規模和頻率都在提升,這無疑會讓人解讀為在安全上進一步倒向美國。
最關鍵的還是經濟層面。中國連續多年都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伙伴,2022年雙邊貿易額就超過了1150億新元,這個體量不是任何國家能輕易替代的。
新加坡的港口、金融、服務業,有相當大一部分利潤都來自于與中國的緊密聯系。然而,在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的浪潮下,新加坡也成了受益者。
不少國際資本和企業因為擔憂香港的局勢,把區域總部遷到了新加坡,這讓新加坡賺得盆滿缽滿。但這里面有個度的問題,如果把這當成一種常態,甚至認為可以脫離中國經濟而獨立繁榮,那就危險了。
吳孟成的警告,正是看到了這種潛在的危險。他擔心的不是新加坡和美國搞好關系,而是擔心新加坡會把這種關系當成對抗中國的籌碼,誤判了形勢,以為有了西方的撐腰,就可以在核心利益上挑戰中國,那不就活成了第二個立陶宛嗎?
吳孟成作為在野黨領袖,他的這番話固然有政治博弈的成分,是在給新政府施加壓力,爭取民意。但他點出的問題,確實也戳中了很多新加坡人的痛處。
新加坡的商界,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有大量投資的巨頭,最怕的就是政治上的風吹草動。他們深知,一旦中新關系惡化,首當其沖的就是他們的商業利益。
立陶宛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小國,惹怒了中國,整個經濟體系都為之震蕩。新加坡雖然體量更大,但本質上還是一個依賴外貿的城市國家,經濟韌性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強。
把國家的前途命運押在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對抗上,為了迎合某些國家的戰略需求而犧牲自己最核心的經濟利益,這筆賬怎么算都是虧本的。
所以,吳孟成這聲“別學亞洲立陶宛”,聽起來是內訌,實際上是給黃循財政府提了個醒:在大國博弈的棋盤上,小國最重要的生存法則就是清醒和務實,別被一時的虛假繁榮和口頭承諾沖昏了頭腦,否則,等待自己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國際贊譽,而是立陶宛那樣堆積如山賣不出去的木材和奶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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