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的余秋雨居然是上戲前院長，辭職23次才成功，高度表揚于和偉

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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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戲劇學院80周年校慶上，79歲高齡的余秋雨自稱是“老老老老院長”，上臺致辭：“在我辭職遠行的一年以后，于和偉踏進了我們的校門；在我辭職遠行的兩年以后，李冰冰踏進了我們的校門；在我辭職遠行的3年以后，馬伊琍踏進了我們的校門；

在我辭職遠行的4年以后，王景春踏進了我們的校門；在我辭職遠行的6年以后，馮紹峰踏進了我們的校門；在我辭職遠行的9年以后，小宋佳踏進了我們的校門；

這份名單太長，在我辭職遠行的21年以后，彭昱暢踏進了我們的校門......”

79歲的余秋雨老師，最近在上戲80周年校慶上爆了個大料！ 他當年為了辭掉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職務，居然前后遞交了23次辭職報告才成功。

這位老人在臺上幽默地說，自己是“老老老老院長”，因為后面已經有過四任院長了。 他當年可是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最年輕的高校校長，結果為了去考察文化遺址，堅持辭職去搞他的“文化苦旅”。

1985年，在學術界多位資深教授的聯名力薦下，他打破了論資排輩的慣例，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然而高光時刻并未止步于此。

僅僅一年后的1986年，文化部的一紙任命下來，他相繼出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與此同時，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上海市委咨詢策劃顧問等重磅職務接踵而至，他甚至被授予了“上海十大學術精英”的榮譽稱號。

尚處在四十歲不惑之年的關口，手握實權，名滿天下，不僅是國家級的戲劇專家，更是整個教育界最耀眼的學術新星。按照常規劇本，接下來的劇情應當是他在仕途與學界繼續平步青云，在一次次升遷中安享晚年。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在那為他計算著錦繡前程時，命運的齒輪因為一次偶然的觸動而悄然轉向。

那個觸動源自一位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老教授。這位年事已高、卻依然葆有一顆赤子之心的學者，以一種近乎冒險的姿態，深入到了中國西南的邊陲，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留下了足跡。當余秋雨看到這位異國老人對這片土地擁有如此蓬勃的好奇心與探索欲時，內心受到了猛烈的撞擊。

一個外國人尚且愿意丈量中國的山川肌理，自己身為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者，豈能終日困在書齋與會議室的方寸之間？一種想要重新認識腳下這片土地的渴望，如野草般在他心中瘋長。他渴望從案牘勞形中解脫出來，渴望去觸摸那些散落在荒野中的文化脈搏。

于是，在1991年，正值人生聲望的最高點，余秋雨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決定：裸辭。

這不是一次輕松的轉身。在他向校方遞交辭呈的那一刻起，一場漫長的拉鋸戰便開始了。校方無法理解，同行感到痛心，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一位年富力強的廳局級干部主動放棄“鐵飯碗”，簡直是不可理喻。為了挽留這位難得的人才，上級部門的唯一處理辦法就是“拒絕”。

一次又一次的談話，一次又一次的駁回。在長達幾年的時間里，余秋雨先后寫了整整二十三份辭職報告。即便遭到了二十多次的拒絕，他的去意卻如磐石般堅定。最后，為了表明自己絕非為了待遇或職位調整而“以退為進”，他在最后一次辭呈中，引用了陶淵明的千古名篇《歸去來兮辭》來明志。

他在辭職演講中，曾半帶幽默半帶凄涼地說道：“我的另一位朋友陶淵明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所不同的是，我沒有田園，連荒蕪了的田園都沒有。因此，我不如陶淵明……無法回去，只有尋找，去尋找我的田園。”

沒有退路，只有前路。校方終究是被這份破釜沉舟的決絕所打動，1991年7月，批準了他辭去一切行政職務、榮譽職務乃至掛名職務的請求。從16歲少年意氣考入上海戲劇學院，到46歲洗盡鉛華辭去院長之職，余秋雨用整整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了一次徹底的告別。

摘掉了官帽，換上了行裝，他孤身一人，在這個被常人視為知天命的年紀，朝著西北高原出發了。他給這次苦旅定下了一個宏大而沉重的主題：“穿越百年血淚，尋找千年輝煌。”如果說最初的出發是為了尋找，那么千禧年之際的“千禧之旅”，則是他思想蛻變的關鍵節點。

那是這趟漫長旅程結束的日子，余秋雨獨自一人佇立在尼泊爾的高山上，隔著崇山峻嶺，遙望著對面的祖國。那一刻，長風浩蕩，一種前所未有的情感涌上心頭。

他在心中對自己那片古老的土地發出感慨：過去我是真的不了解你，總是以一種審視的目光，責怪你身上有各種各樣的毛病，嫌棄你年紀太老、歷史的皺紋太多，甚至抱怨你為什么不走另外一條更輕松的路？

但在看遍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廢墟與現狀后，他才在那一刻痛徹心扉地懂得了中華文明的不易：原來這個民族好不容易掙下了這一份龐大的家業，并在數千年的風雨中存續至今，卻一直被我們如此輕視。

“中華文明能夠一直活到今天，盡管問題很多，跌跌絆絆，但它一定有內在的動力與原因。”從這一刻起，他的筆觸變了。不再僅僅是旁觀者的批判，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溫情與敬意。他決定，要成為那個向世界、向后人講述中華文化生命力的人。

這些行走與思考的結晶，最終匯聚成了那本著名的《文化苦旅》。

這是一場真正的“苦行”。書中的每一個字，都像是他用雙腳在歷史的瓦礫中踩出來的。這并不是一本輕松的游記，這里面有作為記錄者的痛苦，也有面對歷史浩劫時的苦悶。但他特有那種輕快流暢的筆調，卻能將這些厚重的歷史感悟舉重若輕地呈現出來，不顯晦澀，反見通透。

比如他在書中對于文化力量的描述，曾寫過一段極具穿透力的話：“當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之后，反而是一桿竹管筆偶爾涂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漫漶。”那些象征權力的冠冕早已化作泥土，文人手中那支看似柔弱的毛筆，卻有著比金石更長久的生命力。

更有意思的是他對于“旅途”與“心境”的細膩捕捉，尤其是在《夜雨詩意》一篇中，他將“夜雨”這個中國古典文化中極具意象的元素，剖析得入木三分。

在余秋雨的筆下，夜雨是旅行者的天敵。不是急流險灘，也不是崇山峻嶺，恰恰是那一窗凄冷的夜雨，會讓異鄉人突然意識到自己深陷僻遠、孤苦的境地。那種顧影自憐的凄涼感，足以構成萬里豪情的羈絆，讓無數行者頓生反悔，半途而歸。

然而，正是這種夜雨的隔離感，創造出了另一種精神空間。如果你是在家中與親人圍爐閑談，窗外的夜雨會讓氣氛變得無比溫馨，連拌嘴都舍不得。若是在夜雨中專心攻讀，身心會超常地熨貼。

若是在夜雨中思念友人，那份思念會迫使你立即尋筆寫信。而若是在夜雨中挑燈作文，連文字也會因為濕潤的空氣而變得滋潤蘊藉。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他不僅是在寫雨，更是在借山水風物，尋求中國文化的靈魂和人生真諦。

1992年，《文化苦旅》甫一出版，便創造了出版界的奇跡。用“洛陽紙貴”來形容當時的熱度毫不過分。上至學界泰斗，下至販夫走卒，幾乎人手一冊。它被各大榜單評選為幾十年來影響最大的文學書之一，無數家長將其寄給遠在異國留學的子女，希望能讓下一代在文字中觸摸故土的溫度。

當金庸先生聽到有人調侃“浙江人不會寫文章”時，這位武俠宗師曾幽默而霸氣地反擊：“北京有年輕人為了調侃我，說浙江人不會寫文章。就算我不會，但浙江人里還有魯迅和余秋雨。”

而著名詩人余光中也曾給出過極高的評價：“中國散文，在朱自清和錢鐘書之后，出了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