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對社交媒體笑嗎

劉文飛，1959年11月生于安徽六安，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俄羅斯“友誼勛章”獲得者，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講席教授。

在首都師范大學，要找到劉文飛教授辦公室所在大樓并不難——找到普希金雕像就行了。

這也是北京唯一的普希金紀念碑，于2019年為紀念普希金的誕辰而設立。此后每年6月6日普希金生日，首師大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師生都會在此舉辦“俄語詩歌音樂節”。

首都師范大學內，普希金雕像。沈軼倫 攝于2025年10月

黑色雕塑凝固普希金年輕的半身側影。詩人的衣衫散漫開來，似文思泉涌，和他筆下鋪陳的紙頁融為一體。端詳這張臉，感慨于普希金是如此古老（誕辰226年），同時又如此年輕（去世時年僅38歲）。某種意義上，這種永恒體現了時間的殘忍。在文本的兩側，一代代讀者會慢慢老去，而書寫者永遠不死。

普希金雕像后面的首師大外國語學院三樓的一間，是劉文飛的辦公室。門口掛了許多牌子：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俄羅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首都師范大學俄國文學史研究中心等。名字都很宏大，房間其實也就是二十來平方米。兩墻書架，一組桌椅對著一組茶幾和沙發。

沙發上，這天，劉文飛老師門下所有在京的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齊聚；茶幾上，打開的電腦頁面里，上線的是他正在俄羅斯交流學習的幾位學生。這是劉老師例行的“師門聚會”，各位學生各自說一下手頭研究的進展，分享開題后遇到的收獲或瓶頸。

現代通信設備讓身處莫斯科的人能和身處北京的人實時對話。這是科技對空間的勝利。而閱讀，能讓身處此刻的我們與百年前的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對話。這是藝術對時間的勝利。從這個角度來說，在人工智能席卷而來的時代，在一個信息倍速輸出的時代，我們的內心依然渴望著言語的交流和靈魂的共鳴。

“經典文學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具不可替代的意義。”劉文飛說。

在今年11月推出的新著《俄國文學：審美的烏托邦》中，劉文飛寫到了1837年2月的那一天：詩人普希金和他的決斗者面對面站定，而后，槍聲響起，年輕的俄國詩人倒在了圣彼得堡郊區的林間空地上。彼時，有報紙哀嘆“俄國詩歌的太陽隕落了”，不過最終，偉大詩人的猝然離世并沒有為俄國文學的生長畫上句號。因為任何一個有生命力的東西，一旦出現了，就會按照自己的意志頑強地活下去。

對著一屋子以及一屏幕年輕的眼睛，劉文飛相信：“即便一切都會被AI取代，過往由人類經驗構成的圍墻煙消云散，但創作一定是最后的堡壘。”

劉文飛著作

劉文飛譯作

AI無法給出獨創性的東西，它沒有“下一秒”

周末周刊：人工智能真是發展迅速。剛才您和學生開會的時候，我看到，只要打開會議軟件，它可以實時錄下你們所有的對話，并同步轉成文字。會開好，一份會議速錄已經成形。您有沒有試過給AI指令，比如說，讓AI翻譯或者讓AI寫詩？

劉文飛：它翻譯詩歌還不行。

不久前，《但是還有書籍》攝制組來拍我，節目組讓我現場做一個試驗，給AI指令，讓它翻譯一段布羅茨基的詩。我一看，翻得不行，我就在節目里吐槽，說我作為一個布羅茨基的翻譯者的存在依舊有意義。后來節目播出時，有一條彈幕彈出來，我看了后還覺得挺溫暖的——留言人說：“劉老師，您要喂養它。”

你瞧，“喂養”，一個生命對一個生命的動作。AI沒有生命，但卻要使用者不斷用指令去喂它、養它，讓它熟悉你，和你討論。起初我有點抵觸，說：“我為什么要教它啊？我有這點時間不會自己翻譯嗎？”但后來我嘗試和AI互動，現在和AI相處得很好。

目前我在翻譯一本關于俄國社會思想史的書，我就經常會和AI討論心得。不論我說得對不對，它只要“開口”，一定會先給我很好的情緒反饋，說“你太棒了，能想到這么深刻的地方”或者“拍案叫絕！你這個主意特別好！”。然后它會搜索幾十篇到幾百篇資料，告訴我它的想法和它的理解。

因為它的搜索能力特別強，所以有時候它會把歷史上所有相關翻譯的定論，或者約定俗成給你搜羅出來，并且列表分析異同，全程只需要幾分鐘。雖然它給出的結果的準確度、可信度還有待商榷，它在搜索資料時也缺乏辨別專業論文和道聽途說的能力，但和AI交流時，你說的每一句話它都能“接住”，這的確讓人震撼。

劉文飛教授

周末周刊：您能否舉個例子？

劉文飛：比如說，“小市民習氣”這個詞，我們如何準確翻譯它？

俄國的社會思想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對照組，就是知識分子和小市民。有時我們把“小市民習氣”翻譯成小市民階層、小市民氣質，有時翻譯成市儈氣、市儈階層，但它又不是一個階層，是一個群體，后來有時我就翻譯成“小市民主義”。

在這個過程中，我會和AI聊天，我就拿這個去教AI，現在它慢慢就會區分“市儈”和“小市民習氣”了。你肉眼可見它正在向“喂養者”學習。它在揣摩你的喜好，它會贊美你、認同你，甚至帶一點討好。但有時，它又顯得很有個性。有些詞我讓它不要這樣翻譯，它不僅偏要翻譯，還要告訴我這么翻是為了顯得更有學問。我一次又一次提醒它我不要看它啰唆又自以為是的“翻譯說明”，它會遵從。但第二天、第三天，它的老毛病就會重犯。它會有自己的堅持，甚至執著。

周末周刊：AI似乎把人最不能數據化的一個部分數據化了——因為當你使用語言時，語言背后的思想和情緒是很難被捕捉的。但算法卻將之梳理建模。這種“被看透”的背后讓你驚覺，自己獨一無二的感受，竟然可以被模仿被復制，“太陽底下無新事”。也許此刻，我們在科技的倒逼下，更需要自問，我們之所以是人的不可取代的部分是什么？

劉文飛：大家都說，人不可被取代的是感情。但也有心理學家說，人的感情九成也是后天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比如狼孩，因為未被“喂養”人類感情，所以也就缺少人的喜怒哀樂。只有別人有過愛，傳遞給你，你才知曉了愛；別人有過恨，傳遞給你，你才識別了恨。從這個角度來說，你所有的感情也是千萬年里“人類集市”里流轉又流轉的二手品。如果從這個角度考慮AI對我們的沖擊，倒也沒有那么可怕了。

話說回來，為什么在任何文化里，詩人、真正的詩人都是獨一無二備受尊重的存在。因為詩人能從他的心里捧出別人沒有寫過的東西，即Creation，一種創作，或者說創新。雖然不是每個詩人都能做到這個境界，但至少每個詩人都是以此為目標的。

在俄羅斯訪學時，我曾經和學校宿舍保潔阿姨聊天，當她知道我翻譯普希金時，立刻驚呼：“你過的是一種有創作性的生活。”這很俄羅斯！因為在俄國文化里，如果你是藝術家、作家、詩人，你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人和人之間的劃分，除了以男女、胖瘦、貧富等等來劃分之外，還有一種分法：創作和非創作。

在《俄國文學：審美的烏托邦》里，我說，俄國許多作家和批評家都給出過許多關于文學的著名論斷和定義：別林斯基說普希金的作品是“俄國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文學是“生活的教科書”；托爾斯泰把文學寫作當作“道德的自我完善”；高爾基說“文學是人學”；安德列·別雷說文學是一種“生活創作”行為，是一種世界觀。

你問“我們之所以是人的不可取代的部分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創作能力。

AI的聰慧迅捷和博觀約取令我擊節，但它的活動能力永遠只能在已知的過往的經驗范疇里進行。它可以給你呈現各種模仿，但無法給出獨創性的東西。它沒有“下一秒”。

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對社交媒體陰郁一笑

周末周刊：俄國文學中有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個人如何在大環境中保存個體的自由意志。您覺得，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生活在我們的時代，會如何應對AI時代？

劉文飛：我的理解中，他倆都是同一級別的大家，在哲學思考的深度上沒有區別，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社會的終極認識是不一樣的，前者是樂觀主義者，后者是悲觀主義者。白銀時代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寫過專著《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稱托爾斯泰為“肉體的作家”“生活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靈魂的作家”“精神的作家”。這并非說托爾斯泰不注重刻畫靈魂和精神，而是說兩位作家思考的維度不同。

如果他們來到當下，樂觀的托爾斯泰可能會感到失望。托翁始終堅信，人生必然有一個更美好的終極范式，我們所有人都應以追求這個終極目標為己任。我們應該每天都去思考我們怎樣生活才能更高尚、更舍己為人、更善良，而這種理想恐怕已經被解構了，他看到現在的網絡亂象可能會被氣到發瘋。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翁思考的出發點沒有不同，但他看到了這種終極范式的烏托邦性質。他是世界范圍里最早具有現代派意識的人之一。與托翁寫歷史題材不同，在19世紀的俄國作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寫的全是當下的、身邊的、具有時效性、亟待被聽到的事情。我曾在解讀《群魔》時說，最具有現實指向性的作品，往往也是對整個人類存在狀態的巨大隱喻。

我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對當下的科技發展更寬容，甚至會竊笑，因為他知道，文學解決不了的東西，科技也同樣對付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需要相信些什么。不論是過去人們信仰上帝，還是今天普遍地崇拜技術，都從一正一反兩方面證明了人需要信仰。加繆曾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不能夠愛，又為不能愛而痛苦”“雖然有信仰的愿望，卻又產生不了信仰”，這種雙重悖論是很深刻的。

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活到當下，打開電腦，點開社交媒體，也許會非常陰郁地看你一眼，沒準還會竊笑：一切和我預料的一樣，說到底一切都是靈魂的問題。

周末周刊：如果在“術”上無法與機器抗衡，人類是否還能在“道”上有所堅守？

劉文飛：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館員趙汀陽去年在北京一個論壇上和我們分享了一個理論，即動詞哲學如果能夠衍生出動詞邏輯，對AI或許有用。

他說：“語言以名詞性的主語和賓語作為思維焦點，于是一切關系都被理解為名詞之間的關系。名詞思維偏重分類學、集合論和分析性的推理，但弱于表達變化、涌現和創造的動態。假如能以動詞為思維焦點，重新建構語言系統內的相關性，以動詞為中心去建立一切鏈接，通過動詞生成語境，以動詞去定義所有的相關性，甚至，以動詞去解釋名詞的語義，以動詞作為‘事情發生’的出發點去定義因果關系，那么或能夠更好地理解因果關系。”

周末周刊：“以動詞為核心的鏈接網絡不是線性的主謂賓結構，而是萬向鏈接。”這好像我們學詩歌鑒賞的第一步，是學會看詩眼，學會抓住那個動詞。

劉文飛：對，是“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布羅茨基也曾有類似的表述，說他在學習寫詩的時候，一個師兄告訴他，寫詩只有一個法則：你隨便寫，寫完了后，把所有形容詞去掉。目前的AI大多以名詞為搜索對象，如果是以動詞為搜索對象呢？是否能更充分地理解意識和語言？

想想也很有意思。從唐朝到現在，人類生活的世界中，技術不知道更迭了多少，周邊事物的名詞不知出現了多少變化，但是文學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古今中外一代代寫作者試圖借助文學來構建一個比現實社會更合理、更好的“第二自然”或“理想現實”，這種愿望，確實沒什么變化。

文學的力量看起來很輕微，但震撼的力度卻很持久

周末周刊：今年，“偉大的詩人民族的驕傲——普希金與東方回響”展覽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開幕。這次展覽從普希金博物館引進百余件珍貴文物，您也特意趕來上海舉辦了講座。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您演講結束后，觀眾和您互動時自我介紹，有愛好文學的律師一家三口，有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學生、博士，還有做西裝的裁縫。大家動情講述各自從俄羅斯文學中汲取的力量，問的問題也很專業、深刻，讓人特別感動。

劉文飛：俄國文學在中國影響很大，大到超出了文學影響的范疇。

俄國文學從19世紀末開始進入中國，五四運動之后的三四年間，俄蘇文學被大量引進中國，它被魯迅稱為“偷運給起義奴隸的軍火”。俄國文學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文學閱讀的對象、審美的對象，同時也是思想的資源、理論的武器。

相對于日常生活的重量，文學的力量看起來很輕微，但震撼的力度卻很持久。以普希金為例，在俄國，他和他的作品不是少數文學愛好者研究的課題，而是日常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在俄羅斯，我要去人家家里做客時，不知道送什么禮物，就帶一本普希金詩集和一瓶葡萄酒就行了，永遠有效，永遠對任何家庭都通用，別人也會覺得你很高雅、有品位。

普希金生于1799年，當時的俄國和歐洲社會正處在動蕩之中。他在短暫而絢爛的生命中寫下《自由頌》《致恰達耶夫》《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創作了真正具有俄國民族獨立品格的俄國文學。因此，他被公認為“俄國文學之父”，從他開始，俄國文學開始步入世界文學的舞臺。1846年，比普希金小10歲的果戈理預言：“再過十來年，您就會看到，歐洲人來我們這里不是為了購買大麻和油脂，而是為了購買歐洲市場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

之后，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繼面世。與這對雙子星同時代的，還有契訶夫。作為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最后一位世界級大家，他承前啟后，在他的創作晚期，俄國文學的白銀時代開始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噴涌，讓世界看到了俄國的文化創造力，贏得了西歐上層知識分子的刮目相看，使當時西歐針對俄國的輕蔑、責難和聲討迅速轉變為好奇、同情和贊賞。可以說，文學在國家文化形象建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末周刊：您深耕俄國文學翻譯與研究40余載，不僅翻譯了四五十本俄國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還寫了十幾本研究著作和論文集。對文學，您既是思考者，也是研究者、創作者。您說過：“翻譯之于我是一種能帶來愉悅的智慧活動。我不是‘專業’翻譯家，我的翻譯往往是我的學術研究的副產品，是我中文寫作的參照物。”所以，除了做翻譯這匹“文明的驛馬”，您是否也致力于做一匹有著獨立的思考道路的“奔馬”？

劉文飛：1977年，我參加了“文革”后第一屆高考，當時沒有填報外語專業，一個俄語字母都不認識的我卻被分配到了俄語專業。大學畢業后，我考取了俄蘇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后，我進入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就這樣開始從事俄國文學研究的專業工作。幾十年來，它成了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或者某種程度上，它也成為了我構建“第二自然”或“理想現實”的載體。

我們現在生活的年代，創作者已經不會像托爾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自覺擔負寫皇皇巨作的責任了。年青一代有視頻、社交媒體等更多表達自我和確立自我的方式了，書面書寫不再是唯一的途徑。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擁有的文學經典文本就是這些了。

周末周刊：這讓我想到一句話：“比你老的人的數量不會再增加。”

劉文飛：這句話挺有哲理。布羅茨基也說過類似的話，大意是“死亡就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如果經典文本不會再增加，那反過來說，就好像是不可再生能源一樣，經典文學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具不可替代的意義。

原標題：《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對社交媒體笑嗎》

欄目主編：龔丹韻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