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影記——一個藏族村寨的時代變遷

　　新華社北京12月5日電 12月5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山河影記——一個藏族村寨的時代變遷》的報道。

　　20多年，足夠讓山間的幼樹長成棟梁，讓襁褓中的嬰孩接過生活的擔子，也足夠讓一部紀錄片的敘事，從族群轉型的生存之問，延伸至災后重生的生命之歌……

　　1999年，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導演張同道首次深入四川省平武縣厄哩寨（當地人稱白馬寨），以藏族四姐妹為主角開啟拍攝，記錄下她們從青澀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蛻變，也見證了厄哩寨從伐木狩獵到家庭旅游的轉型。20余年后，一次天災將張同道“帶回”故地，四姐妹災后重建家園的曲折經歷再次進入他的鏡頭。

兩次意外：20多年羈絆的緣起與續章

　　“叔叔，我媽不見了！這里發洪水，路斷了，信號也沒了，已經三四天沒聯系上媽媽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2020年夏日，張同道接到一個“陌生女孩”的電話。

　　來電的是《白馬四姐妹》中二姐曉小的女兒田冬梅。張同道記憶中，那個坐在自己膝頭數攝影機按鈕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尋找母親的蹤跡。這通意外的求救電話，讓中斷18年的拍攝，以一種驚心動魄的方式重啟。

　　時間倒回1999年，彼時張同道正為拍攝《中國文化之謎》紀錄片在成都調研，目標是追尋三星堆文明的遷徙蹤跡。有學者推測，這支古老文明可能沿長江上游散落，張同道便帶著團隊循著長江支流往深山里走。三星堆文明的遷徙線索終未尋得，他們卻在川甘交界的高山河谷間，與棲居于此的白馬人相遇。

　　舊謎未解，又添新謎。

　　這群人的“矛盾氣質”當場抓住了張同道的眼球：明明生活在寒風凜冽的山區，卻人人身著繡滿花紋的艷麗裙袍，頭戴綴著三根雞毛的窄沿白氈帽，既不抗風也不御寒；婦女發髻上掛著魚骨貝殼制成的“魚骨牌”，在連河流都少見的深山里，竟藏著“海洋的印記”。華麗裝束與原始環境的碰撞，奇異風俗與未知過往的交織，讓張同道敏銳覺察到——這與三星堆的線索一樣值得一探究竟。

　　隨著研究深入，他了解到白馬人最早出現于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被稱為“氐類”。《三國志》也記錄了氐人活動，活動范圍大致就在今日川甘交界山區。魏晉以后，官方史書少有記載，僅民間志書留下一些蹤跡，如白馬番、白馬路。

　　關于白馬人的傳說也有不少，當地的老人也常向張同道講述一二。其中一個代代相傳的故事，與現今白馬服飾相印證：他們的祖先有一次被敵兵追殺，饑餓困倦昏睡路邊，正當敵兵準備深夜突襲時，一群錦雞發出警鐘般的鳴叫聲，讓他們的祖先驚醒，從而避免了敵人的突襲。為感念公雞的救命之恩，白馬人把白雞毛插在白氈帽上。

　　1998年的特大洪澇災害后，“天保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隨即啟動——厄哩寨遇上了“轉型危機”，其所在區域被劃入禁止亂砍濫伐、執行退耕還林政策的范圍，千百年來靠伐木狩獵為生的白馬人，將何去何從？“不能砍樹，難道坐吃山空？”寨子里的嘆息聲讓張同道下定了拍攝的決心：“我要記錄下他們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他住進村主任家，白天跟著村民上山認藥材、學農活，晚上圍在火塘邊聽老人們唱無字的民歌。村主任家四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性格鮮明，最大的24歲，最小的13歲，四姐妹問張同道：“不能砍樹，也不能種地，我們能不能像九寨溝那樣搞旅游？這里好山好水好風光，吃的也綠色，不也是條出路？”

　　大山里的姑娘，像格桑花那樣熱情、奔放。四姐妹個個都有看家本領。大姐伍音早勤勞善良，一雙巧手，做出來的飯香極了；二姐曉小溫順愛笑，眼光長遠，“投資嗅覺”靈敏，是全寨里最先搞家庭旅游接待的；三姐小英美愛美時尚，一心想去九寨溝跳舞；四姐金銀早從小展露出主持天賦，舞臺上風姿出眾，一點不怯場。

　　四個姑娘讓張同道看到了白馬人的生命力，他決定將鏡頭對準這四姐妹——她們的青春與抉擇，正是整個族群轉型的縮影。《白馬四姐妹》的鏡頭，記錄下她們第一家家庭旅館開張時的忙亂，也見證了第一輛旅游大巴駛來時寨子里的歡呼。“當時我的工資一個月才三四千，四姐妹一家一年就已經能掙到十幾萬了。”張同道由衷地高興。

　　在四姐妹的影響下，白馬人靠著歌舞與山水賺到第一桶金。一年春節時，張同道從峨眉電影制片廠拉來一卡車燈光設備，把厄哩寨的曬谷場照得比月光還亮。當四姐妹穿著艷麗裙袍走進圈圈舞的人潮，歌聲穿透寒夜，張同道知道這場“意外邂逅”，會成為他生命里最漫長的影像約定。

　　《白馬四姐妹》的拍攝歷時4年，張同道以為這段影像故事已畫上句號。他與攝制團隊打包設備離開時，還是小女孩的田冬梅坐在張同道腿上拍了大合影。

　　2002年五一節，拍完《白馬四姐妹》后，張同道（中）與白馬寨的孩子合影，6歲的田冬梅坐在他腿上。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張同道沒有料到，重逢會以求救的方式到來。

　　接到田冬梅的消息時，張同道很著急，想盡各種辦法打聽其母親的下落。他通過朋友得知，山里交通阻斷，救援不便，救援團隊要等雨停了、天氣轉好才能進去。在救援團隊趕到寨子后不久，張同道就接到了二姐報平安的視頻電話，她笑嘻嘻地問張同道，自己看起來“美不美”。此事過后，張同道萌生了回去看看的想法。

　　半個月后，張同道來到了曾經紅紅火火，如今卻變作泥塘的旅館前，震撼和悲涼涌上心頭。裸露的山脊，大面積的滑坡，仿佛揭去發絲的頭皮。到處都是斷裂的路，曾經借住過的屋子、床被淹沒了，白馬人艷麗漂亮的服飾不少也陷在泥里。眼淚與嗚咽傳染著置身其中的每一個人，白馬人再一次陷于“危機”。

　　看著她們沾滿泥漿卻依舊堅毅的臉，張同道再次舉起攝影機，拍起《白馬姐妹》。從1999年意外遇見的生存轉型，到2020年意外重逢的災后重生，20多年里的兩次“意外”，串起的不僅是一部紀錄片的始末，也是四姐妹從少女到母親的蛻變，是一個族群在時代浪潮里的堅韌。這一次，張同道想要記錄下她們如何在廢墟上，“舞”出新家園。

“舞”出新生：變遷中不變的生命底色

　　一支隊伍浩浩蕩蕩順著奪博河邊跳邊行，幾位青壯年男子走在前邊，頭戴沉重的曹蓋面具，反穿羊皮襖，全寨人緊隨其后。到了青岡峰，背山面河，全寨人跳起圓圓舞，服裝顏色鮮明，帽頂雞毛飄飛，祭拜“白馬老爺”，場面震撼、莊嚴、靜穆。

　　1999年春節，張同道第一次見證了白馬人的神圣儀式。白馬人把厄哩寨稱作白馬——其他村寨都不稱白馬。距寨3公里有一座青岡峰，白馬人稱葉西納蒙，意為“白馬老爺”。

　　在缺少權威史料的情況下，他們傳承至今的這些特色服飾是了解白馬人最好的研究對象之一。“服飾不僅僅是審美表達，而且是刻著族群記憶的精神象征。沒有文字的白馬人，也許就是這樣用針線將歷史繡進衣袍。而身著盛裝盡情舞蹈，則是他們面對生活最直接的態度。”張同道說。

　　《白馬姐妹》中交替出現的新老影像為紀錄片提供了敘事縱深。家園被洪水摧毀，這份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也成了白馬人最堅實的精神支撐。女性在重體力活面前從不含糊，搬磚抬木的隊伍里，她們的身影與男性一樣挺拔。大姐拆除舊煙囪，磚屑與煙灰簌簌落下，鏡頭一轉，便疊化出當年新房裝煙囪的畫面——彼時的新煙囪承載著生活希望，如今拆舊建新，不變的是對家園的堅守。

　　二姐曉小在泥濘中撿起一張被泡軟的舊照片。畫面里，年輕的她在田埂上采摘南瓜時笑靨如花，與如今視頻里那句“我美不美”的樂觀模樣如出一轍。她抖落照片上的泥點，塞進貼身的衣兜，轉身又去幫鄰居抬木板。“哭沒用，房子塌了能再蓋。”她擦著額頭的汗對張同道說。

　　三姐小英美最終沒能去九寨溝跳舞，卻在城里為孩子撐起了一片天。因為自己沒讀完小學，她堅決把家搬到縣城，每天圍著孩子的功課和家務轉。但只要得空，她就會對著鏡子描眉，與17歲時用鉛筆描眉的青澀動作完美重合——她愛美的天性、對生活的熱忱一直都沒變。

　　四姐金銀早則替姐姐圓了“山水夢”，在九寨溝開起飯店，客人多時，她依然會換上民族服飾上臺跳舞，和14歲就做主持時的自信姿態毫無二致。

　　寨子里的矛盾也曾讓村支書小木他焦頭爛額。政府的重建補貼款如何分配，村民大會開一次吵一次，各家為自家損失據理力爭，嗓門大得能掀翻臨時搭建的帳篷。可轉頭聽到誰家要挪木樓框架，剛才還爭得面紅耳赤的人們，立刻抄起木杠湊過來，“一、二、起”的號子聲震得山響，幾十個人齊心協力，就把沉甸甸的木樓抬向新地基。這就是白馬人，吵得熱烈，幫得實在，千百年來，白馬人的生命底色始終不變。

　　張同道真正讀懂這份“不變”，是在2023年春節。白馬寨重建基本完成，四姐妹回家過年，再度跳起曹蓋舞。“廣場上的曹蓋舞依舊莊嚴肅穆，但一到家里卻全然不同，先是威風凜凜地驅鬼拿邪，接著便是娛樂狂歡，四個人抬起我來拋到空中，再蹲地三下，名曰篩糠。”張同道說。

　　祭祀唱，狂歡也唱；高興唱，悲傷也唱；休閑唱，勞動也唱；迎客唱，獨自也唱；結婚唱，葬禮也唱……白馬人的日子是用歌舞串起來的。“人活一輩子，唱跳一輩子。唱跳的歡樂才屬于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像匆匆過客，不唱不跳干啥呢？”白馬人的古老民歌這樣唱道。

　　白馬人崇尚萬物有靈，把大山視作神明，可真正幫他們闖過難關的，是自己骨子里的堅韌與豁達。伐木狩獵的時代結束，他們用歌舞迎接旅游新生；洪水沖毀家園，他們用雙手重建，用舞蹈驅散陰霾。服飾會舊，房屋會新，但那份以舞迎新的生命底色，在20多年的時光里，從未改變。

　　鏡頭追著旅游大巴的車轍、洪水的蹤跡、重建工地的夯土聲移動，最終定格的，是那些在變遷中守著本真的身影。這場跨越半生的生命對話背后，不僅是一個族群的起落，更是一位導演與一方水土的綿長羈絆。

薪火相傳：影像為媒，“兩次三代”

　　從1999年《白馬四姐妹》開機時的泥濘山路，到2020年《白馬姐妹》重啟時的災后廢墟，20多年時光流轉，鏡頭不僅記錄著一個藏族村寨的時代變遷，更搭建起一座跨越三代人的教學橋梁。

　　1999年的厄哩寨，還沒有通柏油路，張同道帶著當時還是本科生課代表的樊啟鵬，踩著沒過腳踝的泥巴，扛著沉重的攝影機進山。彼時的樊啟鵬剛接觸紀錄片創作，對“現場敘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理論上。張同道沒有急于輸出技巧，而是讓他先與白馬人接觸，在同吃同住中感受當地風俗特色，然后在現場指著人群中熱烈跳動的身影說：“紀錄片的鏡頭要追著‘生命力’走，而不是追著參數表走。”

　　在《白馬四姐妹》4年的拍攝周期里，這樣的“現場教學”每天都在發生。隆冬時節的厄哩寨氣溫低至零下20攝氏度，兩人擠在沒有暖氣的招待所里，圍著炭火討論拍攝方案。張同道教樊啟鵬如何從村民的閑談中捕捉轉型期的焦慮與希望，如何在狂歡中快速切換拍攝角度；樊啟鵬則用年輕人的視角提出建議。這種“師徒同場、教學相長”的模式，讓樊啟鵬對紀錄片創作有了深刻理解。5年后，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張同道的第一屆博士生，成為名副其實的“開山大弟子”，也接過了影像傳承的第一棒。

　　2004年《白馬四姐妹》殺青時，樊啟鵬已能獨立完成紀錄片的策劃與拍攝。后來，他也成了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同道將《文學的故鄉》系列紀錄片的部分拍攝任務交給他來帶隊。而這種“項目帶教”的模式，也逐漸成為北師大紀錄片中心的核心培養方式。張同道常對學生說：“書本能教你鏡頭語言，但教不會你面對白馬人拋來的青稞酒時，該如何放下機器先共情；能教你剪輯技巧，但教不會你在洪水廢墟前，該如何用鏡頭承載那份沉重與堅韌。”這些只有在現場才能學到的智慧，他毫無保留地傳遞給每一屆學生。

　　2020年夏天，當田冬梅的求救電話讓《白馬姐妹》的拍攝提上日程時，傳承的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學生手中。這一次，陪在張同道身邊的是碩士研究生楊爾康。初到災后的厄哩寨，楊爾康面對一片狼藉的廢墟，一時不知該從何處取景。張同道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讓他不拘泥于故事的主角四姐妹，主角可以是泥濘中的一張舊照片，也可以是斑駁將落的瓦片。在接下來的拍攝中，張同道帶著楊爾康記錄四姐妹重建家園的日常，從大姐伍音早拆舊煙囪時的專注，到四姐金銀早在九寨溝跳舞時的自信，每一個鏡頭都能成為生動的教學案例。

　　這種“在實踐中糾錯，在觀察中成長”的教學方式，讓楊爾康在短短4年內迅速成熟，2024年，他又順利考上了樊啟鵬的博士生。而《白馬姐妹》這部紀錄片，正是這場傳承最珍貴的見證。

　　在大熊貓公園王朗片區拍攝時，張同道（右）跟四姐妹的媽媽交流。

　　在張同道看來，“所有紀錄片都是教學片”絕不是一句口號。《白馬姐妹》的剪輯師也是他幾年前畢業的碩士生，而他帶的在校生基本上全員都會參與到項目中，從前期拍攝到后期制作，整個項目就像一個流動的課堂。

　　這種傳承，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技藝傳授。20多年間，張同道的學生們跟著他走進白馬寨，不僅學會了紀錄片創作的專業技能，更讀懂了影像背后的人文溫度。他們見過白馬人伐木時代的迷茫，見證過旅游轉型的歡騰，親歷過災后重建的堅韌，這些經歷讓他們明白，紀錄片不是冰冷的影像記錄，而是與拍攝對象共同成長的生命對話。就像白馬人用歌舞傳承文化，張同道和他的學生們用影像傳承著對真實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

　　當《白馬姐妹》的片尾字幕滾動，出現主創名字時，一種跨越三代的傳承力量撲面而來。20多年里，厄哩寨的木樓變成了磚房，泥濘路變成了高速路，但“以項目代教學”的理念從未改變；四姐妹從青澀少女變成了成熟母親，而紀錄片中心的師徒接力還在繼續。這種傳承，就像白馬人帽子上的白雞毛，歷經風雨卻始終鮮明；又像他們口中的民歌，代代相傳卻永遠鮮活。影像會褪色，歲月會流逝，但這份以影像為媒的薪火，終將在更多人手中燃燒不息。

　　20多年的光陰改變了四姐妹的容顏，刷新了山寨的面貌——奪博河道上方一條高速公路凌空越過，磚瓦混凝土替代了傳統木樓，厚實的防洪壩、柏油馬路、明亮的路燈都為這個村寨帶來新的憧憬，但白馬人的生命底色始終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