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特赦的十個少將特務，罪大惡極者除了周養浩還有哪兩個？

我們在《特赦1959》中看到，康澤最不愿意聽的就是別人稱他為“大特務”，在操起板磚砸“同學（在管理所戰犯互稱）”之后，他還特意找到管理所所長，強調自己是“第有正式軍銜的軍事干部”而非特務，王英光知道他這樣說的原因。

事實證明，康澤的“顧慮”還真有那么一點點靠譜：從1959年到1966年，總共進行了六批特赦，1975年那批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全部特赦，前六批只有沈醉、董益三（曾任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郭 旭（曾任保密局少將經理處處長）、李俊才（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接班沒幾天，天津解放，他就自首了）等寥寥數名特務獲得特赦，康澤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時，“認證”的身份是“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

最后一批特赦人員中有很多特務，這些特務的原單位，包括但不僅限于軍統（保密局）、中統（黨通局、內調局）和“國防部二廳”，咱們今天的話題，就是從原屬軍統（保密局）的十個少將特務中，選出三個罪大惡極的，然后討論一下他們應該受到怎樣的懲罰。

康澤之所以能比其他“同行”更早特赦，一方面是他被俘前已經不當特務很多年（去搞黨務了），另一方面也是他年紀很大，身體很不好，在1962年就已經“保外就醫”，繼續留在功德林已經意義不大。

不管康澤是不是大特務，他的特赦時間都比較早，但提前特赦對他來說還真未必是好事，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的第五軍中將副軍長兼獨立第五師師長李以劻，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特赦的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也曾當過多年大特務）在回憶錄中都說，那十年間，前六批特赦的戰犯中，只有康澤被那群特殊的年輕人收拾過，其他文史專員都沒有受到沖擊。

康澤為什么被那群年輕人收拾，我們看看沈醉的回憶錄就知道了——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揭老底：“康澤雖然只是官拜中將，但他是和戴笠齊名的大特務頭子，在江西‘圍剿’紅軍時他的別動隊員被紅軍抓去幾個，他就把抓到的幾個紅軍胸膛剖開，取出心肝等去祭奠他的部下?！?/strong>

以當年的行徑論，康澤可謂罪大惡極，所以文強在《新生之路》（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李以劻在《記王耀武將軍的后半生》（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一十六輯）中都毫不諱言康澤挨了幾下子。

康澤之罪，擢發難數，其他將軍級特務，也有很多大家都認為可殺不可留，全國政協文史期刊《縱橫》雜志2000年第12期刊發了一篇《“功德林”“秦城”記事》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54年初在全國‘鎮反’運動之后，中央公安部收到西南公安部上報的一份請示報告。該報告提出，在重慶羈押的三名國民黨首要戰犯，職級較高，殺人過多，當地民憤極大，群眾強烈要求予以鎮壓，請示部領導可否予以照準。”

我們查閱資料可知，當時王陵基、徐遠舉、周養浩、沈醉等人都在重慶學習改造，他們是全國高級戰犯大集中時才進的功德林，但王陵基、徐遠舉、周養浩比沈醉先到一步，這是為了什么，睿智的讀者諸君當然能猜得出——《特赦1959》中宋希濂與沈醉、徐遠舉、周養浩一同乘車來到功德林，在時間上稍有誤差：宋希濂去得最早，沈醉去得最晚，宋希濂早去是優待，沈醉晚去是留在重慶暫時沒有危險。

徐遠舉周養浩是1956年進的功德林，沈醉則晚一年，他在《我這三十年》中記得很清楚：“1957年國慶節后的一天，管理所的干部把我和原國民黨熱河省主席、云南綏靖公署副主任孫渡、江陰要塞司令孔慶桂、劉文輝部二十四軍參謀長王靖宇等四人叫到辦公室，告訴我們說：‘上級決定把你們四人轉到北京去，你們好好準備準備，一兩天內就動身。’這次從重慶到北京，是由兩個管理所的干部陪同，和普通人一樣，從重慶乘船到武漢，再從武漢坐火車到達北京。在船上的時候，我和孫渡等四人住在一個客艙里，經過三天三夜的行程，我們終于來到了北京。頭天早飯后，我聽到對面第一組房內傳出幾聲很熟悉的四川口音，那高大的嗓門，一聽就知道是比我早來幾個月的王陵基。 ”

沈醉因為學習改造積極，所以1960年與董益三同一批特赦，而他們的十個“老同事”，這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們就是軍統（保密局）東北區少將副區長陳旭東、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周養浩、局本部第一處少將處長鮑志鴻、訓練處少將處長鄭錫麟、少將專員段克文、河南站站長岳燭遠、廣東站站長何崇校、廣西站站長謝代生、湖南站站長黃庚永、浙江站站長章微寒。

湖南站站長叫黃庚永還是黃康永，不同史料有不同記載，在沈醉的五本回憶錄中，提到七次這個名字，都是黃康永：“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務來不及逃出來，他就派人去進行暗殺。因此湖南警保處長兼長沙市長李肖白、長沙綏靖公署處長楊繼榮、湖南站長黃康永等逃出大陸后，都不敢去臺灣?！?/strong>

黃康永已經逃出大陸，為什么又回來進了戰犯管理所，筆者沒有查到相關資料，知道他1975年特赦后先后擔任浙江省政府參事室參事、浙江省政協委員，杭州市政協常委，這可比他逃到臺灣可能享受的待遇高多了。

在最后一批特赦的少將特務中，黃康永肯定算不上罪行最嚴重的，起碼他在長沙期間是支持和平起義的，而另外九人，可就不好說了，如果我們一定要選出三個罪大惡極、罪無可赦的，那首先一個就是周養浩，當年他在息烽集中營當主任期間，可謂壞事做絕。

管理干部孫曙在《重慶戰犯管理所紀實》（《縱橫》2003年第8期）中回憶：“軍統局收發股長鄧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參與殺害張露萍、張蔚林等人的劊子手，是霸占、強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實面前，周只得承認?！?/strong>

曾在息烽集中營被關押多年（1941年到1946年）的李濟深的秘書李任夫寫了一本《軍統息烽集中營黑幕》，對周養浩的罪行也進行了揭露：“張露萍，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生，是一個有天才的演員。周養浩對她垂涎已久，屢以個別談話為由，向其進攻，但周雖用盡心機，也無法達到目的，只有懷恨在心。我從張露萍處曾聽到周養浩對女囚的種種侮辱，亦激于義憤向外泄露，被周發覺，大為震怒，于是對我們兩人實行報復。他以破壞監規為理由，召集全監男女犯人于大禮堂將我杖打一百下，打得我血肉橫飛，最后還將我鐐禁，罰吃鹽水飯一個月。張露萍也被鐐禁，罰吃鹽水飯半個月?！?/strong>

據沈醉和文強回憶，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徐遠舉居然表現良好，還當上了《新生園地》“批評表揚專欄”責編：“徐遠舉性情暴躁、作風強悍，這些年來幾次重病，都是政府派醫生將他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他感恩懺悔，認罪態度很好，學習勞動也積極，只要發現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勻、清潔衛生不負責、浪費公物等違反新生公約的自私自利現象，從不放過，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發批判，加以生得豹頭環眼，不顧人情世故，令人望而生畏?！?/strong>

周養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并沒有選擇留下來當文史專員，而是一門心思要去臺灣投奔老蔣，當時正趕上老蔣病入膏肓，小蔣關上了大門，吃了閉門羹的周養浩也堅決不肯回頭，而是去了洛杉磯并最終客死他鄉。

周養浩有沒有改造好，讀者諸君自有公論，他是該赦還是該殺，我們也要放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考量，對最后一批特赦的十個少將特務履歷，大家可能了解的更多，于是我們最后的問題也就出來了：在您看來，這十個少將特務，罪不可赦的是哪三個？按照您的想法，這三個特務應該受到怎樣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