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研究 | 人居環境科學推動國土空間規劃深化改革和范式創新

導讀

人居環境科學理論是在學習借鑒國外理論和立足自身實際基礎上創立的，經過多年的理論研究、實踐探索和推廣普及，提升了我國城鄉規劃學科的地位和水平，促進了國內大尺度空間規劃的發展和國家空間規劃體系的改革創新。2018年，我國建立了新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經過6年來的探索，取得了顯著成績，當前，進入規劃實施階段。面對國內外新的形勢和挑戰，需要進一步完善人居環境科學，推動國土空間規劃深化改革和范式創新。本文從3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人居環境科學是國土空間規劃的理論基礎；二是完善人居環境科學，深化國土空間規劃改革；三是以人居環境科學推動國土空間規劃重要的范式創新。對住房和社區規劃的新范式、適應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發展的規劃土地新范式及強化城市設計與提升詳細規劃能力等3個新范式展開分析，以期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具有我國特色的人居環境科學理論、國土空間規劃新的范式及其理論硬核。

本文字數：16741字

閱讀時間：50分鐘

作者 | 霍兵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

關鍵詞

人居環境科學；國土空間規劃；范式創新

空間規劃從城市規劃、區域規劃演變而來，是當今全球規劃領域的前沿之一。人居環境科學是空間規劃理論的中國版。我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的建立符合全球規劃學科和實踐發展的趨勢，已經取得了眾多的成績。面對當前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新形勢，現有的規劃理論和方法無法適應新的挑戰，面臨著理論僵化和范式過時等問題，需要深化改革創新。新時期，我國國土空間規劃要以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為基礎，以目標和問題為導向，進一步完善人居環境科學理論，推動國土空間規劃深化改革和范式創新。

#1

人居環境科學是國土空間規劃的理論基礎

1.1 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發展的歷史必然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吳良鏞先生高屋建瓴，一直呼吁倡導建立適合我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規劃理論體系。經過多年的探索，在道薩迪亞斯人居學的基礎上，吳先生針對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城市化與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提出以人為本，以城市規劃、建筑與景觀學科為核心，整合工程、地理、生態等相關學科，構建人居環境科學體系，研究人類聚落及其環境的相互關系與發展規律，以建立適宜居住的人類生活環境，為中國城鄉規劃建設提供基礎理論[1]。1995年，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成立。1999年，清華大學開設“人居環境科學概論”課程。

1999年，也是個特殊的年份。以1999年歐盟通過的《歐洲空間發展展望（ESDP）》（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為標志，戰略空間規劃（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成為全球規劃行業理論和實踐的前沿，傳統城鄉和區域規劃的尺度、廣度和深度大為拓展[2]。巧合的是，同年，吳先生組織開展了京津冀北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他主筆的《北京憲章》在北京召開的第20屆世界建筑師大會上獲得一致通過，標志著“廣義建筑學”“人居環境科學”為世界建筑師普遍接受[3][4]。

經過多年耕耘，2001年，《人居環境科學導論》出版，系統構建了人居環境科學的理論框架。吳先生提出全球人居環境的概念，就層次而言，包括全球、區域、城市、社區（村鎮）、建筑五大層次；就內容而言，包括自然、人類、社會、居住、支撐網絡五大系統。如何統籌協調五大系統是人居環境科學的核心要義（圖1）。人居環境建設要遵循生態觀、經濟觀、科技觀、社會觀、文化觀五大原則。具體來說，生態觀是指正視生態的困境，提高生態意識；經濟觀是指人居環境建設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科技觀是指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社會觀是指關懷廣大人民群眾，重視社會發展整體利益；文化觀是指科學的追求與藝術的創造相結合。這五大原則體現了我國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的核心內涵。

▲ 圖1︱人居環境科學構成框圖

1.2 國外空間規劃理論的發展演進

國際上對不同國家規劃體系的比較研究早已有之，以國際城市規劃或發展中國家城市規劃為例。從1983年《歐洲區域/空間規劃憲章》頒布開始，歐洲戰略空間規劃研究進入快車道，形成了眾多成果，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5]。1999年和200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巴黎，由日本國土廳主持召開了兩次空間規劃國際研討會[6]。歐洲國家和美國、日本等各國與會代表就空間規劃的概念表述基本達成一致。盡管不同國家的空間規劃各有區別，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大尺度、戰略性的空間規劃，因此，大家將這類規劃統一稱為空間規劃，用英文“spatial planning”表達。以此為標志，大尺度的戰略空間規劃成為當今規劃學科發展的前沿之一。2001年，OECD出版《走向空間規劃的新角色》（Towards the New Role for Spatial Planning）一書，包括兩次研討會的綜合報告，以及從兩次研討會中選擇的優秀主題論文和對不同國家規劃系統介紹的論文。

在國際規劃和戰略空間規劃領域，彼得 ·霍爾、約翰 ·弗里德曼等大家都給予了足夠的關注。在歐洲有長期從事空間規劃研究的專家學者，如執筆《歐盟空間規劃體系和政策概要》[7]的文森特 ·納丁（Vicent Nadin）、安德魯斯 ·法魯迪（Andres Faludi）、克勞茲·昆斯曼（Klaus Kunzmann）和帕齊·赫莉（Patsy Healey）等教授。歐盟空間規劃的主要研究性網站有ESPON、ESPRID、NORDREGIO、SPECTRA、PLANUM等。2002年，開始設立和運作的歐盟空間規劃觀察網絡ESPON，一直在建立一個與領土動力有關的泛歐洲知識庫。2014年，根據歐洲的法律，EGTC（European Grouping on Territorial Cooperation）歐洲領土合作工作組建立起來，作為單一受益人（Single Beneficiary)來行動，是ESPON在2014～2020階段和今后的一個更新、升級的一部分，而且提供由ESPON 2020合作計劃（ESPON 2020 Cooperation Program）設想的內容。現在網站名稱改為ESPON EGTC。

2000年開始，英國皇家規劃學會（RTPI）和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合作出版空間規劃圖書館系列叢書（RTPI Library Series），目前已經出版了40多冊，涉及空間規劃理論方法等眾多方面，包括可持續發展、土地利用、生態景觀和開敞空間、重大項目、區域協作融合、空間和場所、多樣性、文化特色、社區和住房、交通、未來社會和后現代主義、地方能力、公眾參與和規劃教育等，展現出戰略空間規劃涵蓋領域的廣度和深度。后來，由于英國脫歐、主權債務危機和歐洲移民等問題，影響了歐盟空間規劃的進一步發展。

1.3 人居環境科學理論是國際空間規劃理論的中國版

在吳先生的持續推動下，國內人居環境科學理論和實踐探索得到不斷發展，出版了“人居環境科學叢書”10余冊。2011年，出版《人居環境科學研究進展（2002-2010）》[8]。2014年，出版《中國人居史》[9]。2015年，清華大學人居科學院成立。2021年，教育部評估中心對全國高校城市規劃專業進行評估，各高校城市規劃系、學院都把人居環境科學作為教學的核心理論。可以說，人居環境科學是國際空間規劃理論的中國版，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1.4 我國國土空間規劃理論的不足

除人居環境科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外，國內對世界各國空間規劃體系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成果，尤其是歐盟空間規劃方面。但奇怪的是，在2018年我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建立以來，相關的眾多理論研究沒有將人居環境科學、國外發達國家空間規劃的比較研究成果作為理論基礎。眾多新出版的《國土空間規劃原理》等書籍都沒有把人居環境科學作為基礎理論，致使我國國土空間規劃理論研究，既缺乏深度，又缺乏廣度[10-12]。

要做好國土空間規劃，需要人居環境科學理論做指導。國土空間規劃的理論基礎就是人居環境科學。國土空間規劃的實踐和理論探索也是人居環境科學研究的組成部分。人居環境科學是基礎理論，國土空間規劃是實踐理論。當然，人居環境科學本身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完善。

#2

完善人居環境科學，深化國土空間規劃改革

2.1 完善人居環境科學

人居環境科學之所以沒有在新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人居環境科學本身的復雜性。吳良鏞先生在《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中指出：人居環境科學發展的任務非常艱巨。在國際上，不少學術機構已經開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應該看到，這一領域在學術上發展的難度很大，究其原因相對復雜。正因為是發展中的科學，涉及不同的社會利益，各層次決策方面存在理解的局限，動搖了某些根深蒂固的傳統學術觀點與習慣、方法，因此，愈是重大的項目，學術觀點愈紛紜，一時難以定論。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同時還應該看到，愈是難度大的課題，如有突破，其意義和作用愈大。

二是人居環境科學本身還存在一些具體的不足，影響了它的進一步普及和推廣應用。從1993年吳先生提出人居環境科學至今30多年來，清華大學的師生持續進行了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與實際規劃工作結合不夠緊密。第一，人居環境科學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和方法，沒有與法定的國土空間規劃建立明確的對應關系。第二，人居環境科學還沒有形成以問題為導向的、完善的知識系統，尤其是對當前我國面臨的住房制度深化改革、房地產、土地財政等核心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思路和答案。第三，我國經濟學、地理學、社會科學等相關學科，對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所以，要在新形勢下發揮更大的作用，需要進一步完善人居環境科學，尤其是建筑學、城市規劃、地景學，包括道路交通、市政基礎設施等核心學科和理論的完善與創新，以構成國土空間規劃理論體系的硬核[13][14]（圖2）。

▲ 圖2︱人居環境科學學科群及其核心學科

吳先生早就預料到這種情形，他指出：現實中經濟滯漲、人口老齡化等種種社會新問題的涌現，各種信息和新思想的啟發，便會發現人居環境科學知識的不足，需要不斷填補、深化對某些關鍵問題的研究，更要求不斷創新。在可能的條件下，隨時從研究和實踐中歸結規律性的東西，從而凝結為理論和方法，建構新的知識框架，再作新的探索，如此往復不已，醞釀綜合、全面的人居環境科學知識體系。

2.2 以問題為導向

人居環境是一個復雜巨系統。如何完善人居環境科學？還是要以問題為導向，對復雜巨系統有限求解。

人居環境科學是一個開放的學科體系，是圍繞城鄉發展諸多問題進行研究的學科群。在研究方法上進行融貫的綜合研究，即先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出發，以問題為中心，主動地從所涉及的、主要的相關學科中吸取知識，有意識地尋找城鄉人居環境發展的新范式。

面對人居環境這一復雜巨系統，必須抓住主要矛盾，以問題為導向，有限求解。必須分析與認識眾多空間問題背后存在的深層次的原因，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所謂“牽牛鼻子”，綱舉目張。

錢學森同志吸收世界復雜性研究成果，提出復雜性科學理論。他最早注意到圣塔菲復雜性研究，要求他的合作者們注意物理學家蓋爾曼和經濟學家阿羅的學術“聯姻”。得力于他的大力推動，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等在中國大規模傳播。20世紀80年代，是復雜性科學正式產生的時期，觸角伸向所有知識領域，但貫穿其中的是，關于復雜系統研究方法論的探索[15]。

國土空間規劃的核心是空間，是人居環境，所以，在研究上要避免規劃的空心化。當前，相關的關鍵問題包括住房、房地產、政府債務、地鐵、公共交通等。要把住房單獨作為一個專題，吳先生在人居環境的五大系統中，把居住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而且它與五大層次都有關系（圖3）。吳先生指出：居住問題仍然是當代的重大問題之一，當然，也是中國的重大問題之一。住房不能僅當作一種實用商品來看待，必須把它看成促進社會發展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

▲ 圖3︱人居環境科學構成框圖之居住的重要性

2.3 重點在范式創新

明確了問題以后，如何來做，重點在于范式創新。實踐證明，我國一些傳統的規劃范式已經成為禁錮我們思想和行動的桎梏，需要反思和改革破除。吳先生指出，在劇烈變化的情況下，規劃工作如果墨守成規，就難以完全適應日趨復雜的發展變化。從此意義上說，創立人居環境科學的任務之一是為當前中國人居環境科學尋找范式。國土空間規劃作為創新的規劃體系，除加強體制機制的創新外，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更關鍵是觀念和范式的創新。

經過建國70多年來的發展，這些舊的范式與現行的許多具體的規劃管理技術規定，包括相關行業的技術規定，滲透、交織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需要一場范式的革命。

2.4 對舊的規劃思想方法中謬誤的批判

創建人居環境科學，進行范式創新，首先就是對舊的思想觀念和方法的批判。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如果沿用舊的思想觀念與方法，是不會取得真正的效果的。與陳舊的規劃思想觀念決裂，是深化改革、推動創新發展的前提。

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于20世紀60年代，在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現代城市和區域規劃的實踐后，就意識到現代主義的深層次問題。1961年，簡 ·雅各布斯出版了專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對現代主義城市規劃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由此，拉開了西方發達國家后工業化社會的后現代主義序幕[16]。

巴納特在《城市設計：現代主義、傳統、綠色和系統的觀點》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現代主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造成的錯誤也是巨大的[17]。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現代主義革命都發生了，包括中國；而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尤其是在思想觀念上。今天，現代主義變成了僵化的教條。

#3

人居環境科學推動重要規劃范式創新

3.1 科學研究綱領、理論硬核和范式創新

吳先生強調規劃的科學性，創立了人居環境科學，使我國城鄉規劃學科的理論水平和地位得到提升。2011年，城鄉規劃學被國務院批準為一級學科，人居環境科學也成為核心理論和課程之一。但規劃不是一成不變的科學真理。卡爾 ·波普爾打破了科學絕對真理學說，其可證偽性原則認為，科學理論不斷被修正和完善，從而逼近真理[18]。

1962年，托馬斯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范式”的概念，當老的科學范式無法解釋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時，需要新的科學范式，即科學的革命[19]。我國的城鄉規劃多年來形成了固化、僵化的概念，固步自封，難越雷池一步，需要改革和范式創新。

當然，自然科學與哲學也在發展中。伊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1978年）一書中認為，科學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理論，而應是一系列理論有機構成的研究綱領，包括由最基本理論構成的硬核。科學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新的、進步的研究綱領，不斷替代陳舊、退化的研究綱領的過程[20]。拉瑞 ·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1977年）一書中提出“研究傳統”的概念，認為“科學的主旨是解決問題”“科學革命的發生不是創造出一個各種成分都是嶄新的、革命的傳統，而是要以某種方式把舊傳統的成分重新加以組合，提出一個新傳統”[21]。

3.2 探索具有中國人居傳統的空間發展新范式

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再認識中華人居環境營造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中華文明之傳統人居文化。2014年,吳先生在90歲高齡時，出版了《中國人居史》這部巨著，他指出，“研究中國古代人居史，其根本目的就是通過正本清源，條分縷析，探索中國人居發展的歷史規律，進而針對當前問題，結合當今形勢，將文明中的過去與現狀相聯系，通古今之變，謀復興之道” 。他寫道：“對于中國傳統人居的寶藏，我知之恨晚，所做的也非常有限 。希望《中國人居史》能夠像一把鑰匙，打開通往寶庫的大門，吸引更多的學者、學術團隊以及執政者加入到探寶的隊伍中，共同迎接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實際上，我國對于古代城市、建筑、園林，包括民居的研究有眾多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關鍵是要得到充分應用。近年來，清華大學的武廷海教授出版的《規畫：中國空間規劃與人居營建》一書，為我們學習和傳承古代空間規劃方法，打開了一扇門[22]。

要繼承傳統，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后現代和當代的關系，還是要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2015年，在清華大學人居科學院的成立大會上，吳先生就特別指出，學問不分東西，只有做到中西融合，才能實現中國自信。

3.3 中國國土空間規劃的新范式

研究人居環境科學和國土空間規劃范式的創新，需要重新搭建一個系統的框架參照系，形成有機的整體[23]。2001年，吳先生在《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中，提出了當時5個方面的研究重點。2006年，筆者在《中國戰略空間規劃理論和實踐——以天津和京津冀為例》的博士論文中，根據當時的認識，提出了“用輪子投票”等5個范式，有一定的局限性[24]。

這十幾年來，隨著工作的深入和學習的不斷深化，筆者在2006年論文的基礎上，初步寫成《中國戰略空間規劃》一書，歸納了14個主要的新范式，包括居者有其屋、經營城市、中國夢、“攤薄餅”與城市區域、“城鄉磁鐵”等，作為中國國內戰略空間規劃的新范式（表1）。這些新范式涉及方方面面，相互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邏輯關系，是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的整體，組成了我國新時期戰略空間規劃理論方法的主要內容。下面，把我們多年來在實踐過程中探索的三方面的新范式做簡單的介紹，包括住房和新型社區，小地塊、多主體建造，詳細規劃與城市設計結合的規劃設計新范式。

▲ 表1︱中國戰略空間規劃的新范式

3.4 探索住房和新型社區規劃設計的新范式

好房子、好社區是當前城鄉規劃，包括國土空間規劃的重大課題，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房地產困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轉變土地財政的重要抓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化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的改革，促進了房地產的發展，解決了14億人的住房困難問題，創造了人間奇跡。但也積累了眾多的問題。未來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到2035年和2050年，中國人住什么樣的房子？生活在什么樣的社區？這些問題必須有明確的答案，否則，我們所有的規劃都是無本之木。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做居住區規劃的改革嘗試，試圖打破千篇一律、“兵營式”的居住小區模式，改變千城一面的狀態。從20世紀80年代，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組織的試點小區建設，到2000年的安居工程，都取得了許多成績。但是，從總體看，以傳統住宅設計原理、居住區規劃原理為基礎的規劃設計方法，一直沒有改變[25]。即使房地產業高度發展，市場化程度很高，但規劃設計上仍然是具有計劃經濟意味、現代主義大規模建造的居住區規劃模式。從2007年開始，結合中新天津生態城的規劃建設，天津開始了對于新型社區的探索。經過十多年的實踐，我們終于認識到，要建設好新型社區，必須進行規劃范式的整體創新。正如弗里德曼所言：“200年現代規劃歷史中，‘另類社區’是最有效和最激動人心的內容[26]。”

2001年，《天津市新型居住社區城市設計導則》開始在外環線周邊地區試行，打破了傳統居住區規劃整齊劃一的做法，強調多樣性、人性化、歸屬感和生命力[27]。應用城鄉斷面理論，我們將津城1400km2劃為240多個、11種不同的街道社區。城鄉斷面理論反映出級差地租、道路交通，包括生態和社會等規律性的內容，即城市不同的區位應該有不同類型的住房。位于城市不同位置的街道社區，它的建筑高度、容積率，包括住宅建筑類型都是不一樣的，形成了多樣的城市空間形態，打破了過去“一刀切”的做法。因為我們的街道社區都比較大，人口數萬人，類似美國的一個小城市。所以，我們增加了居委會社區這一個層次，共有8種類型。不同的街道社區由這8種居委會社區及其適宜的住宅類型來構成。

在住宅類型上，結合天津的地方特色和歷史傳承，共規劃了9種住房類型，對不同的住房類型都提出了詳細的規劃設計引導。為了實施新型社區城市設計導則，我們經過多年的努力，修訂了《控制詳細規劃技術規程》《建筑工程規劃管理技術規范》《城鎮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設計指南》等地方標準。最根本的改變就是用城市設計替代了傳統的《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改變了傳統的定額標準、千人指標式的居住區規劃模式。在城市不同的區位，規劃各具特色的街鎮和居住社區，建設多樣性的住宅，避免出現千篇一律的局面，創造高品質的環境。

外環線邊上的水西地區是正在建設中的新型社區試點，圍繞水西公園形成了新的居住組團。鄰近公園周邊的建筑盡量以低層、多層和少量的小高層為主，避免高層建筑的壓抑。住宅建筑類型和形式也豐富多樣，與整個公園的中式園林風格相協調（圖4）。我們將居委會社區的公共設施集中設立，建筑面積5000m2，組成包括居委會在內、各種功能齊全的社區中心，旁邊緊鄰著幼兒園和小學、社區的公共綠地，形成社區的精神家園。配合新型社區的實施，我們也制定了兩批住宅多樣性增值空間的管理規定，包括鼓勵坡屋頂、首層設置小院、地面架空停車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圖4︱水西地區新型社區試點建成效果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探索好房子、好社區建設，重點在探討適合中等收入家庭、特別是年輕人的，房價收入比合理的宜居房。在規劃設計上進一步劃小用地單位，由50戶左右構成一個院落，便于日常交往和民主的物業管理，也便于分步實施、定制與合作建房，避免了現代主義大規模建造的大型社區在日后管理中的眾多問題[28][29]。

通過多年的實踐，我們認識到，除了居住區規劃以外，建筑設計的各種規范，包括《住宅設計標準》《民用建筑設計通則》等，里面的很多內容都需要做相應的調整。對建筑面積的計算，包括土地出讓金的計算、不動產登記、物業收費等，都要進行系統性改革，才能真正實現好房子、好社區的建設目標。

3.5 探索小地塊、多主體建造的規劃土地新范式

簡 ·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重點指出，城市活力的關鍵在于多樣性。好房子、好社區最終也體現在多樣性上。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們認識到，要實現住房多樣性，規劃設計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多主體建造。自下而上是現代城市規劃誕生時最初的樣子，源流深遠[30-33]。而且，城市中除住宅外，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經營場所是數量最大的建筑類型，其用地和建筑規模也是最豐富多樣、混合和靈活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只適合于大規模建造，包括相應的土地出讓模式，難以滿足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需求。要真正支持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改變傳統規劃和土地利用方式，這也適應了后現代主義“小即是美”和鼓勵個性化、多樣性的趨勢，以及住房多主體建造的新形勢。

歷史上的城市都是由小地塊開發建造的，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34-36]。西方從古羅馬的軍事城鎮開始，到中世紀的新興城鎮，都是在確定城鎮道路和主要公共空間、建筑的前提下，將土地劃分成合適的地塊，吸引居民自主建房。1811年，紐約曼哈頓著名的方格網規劃，將曼哈頓第14街以上的部分，劃分成2000個200ft×800ft的街區（blocks），這些街區又被細分成25ft×100ft的地塊（plots），大約7.62×30.48m，約233m2，共計數萬塊（圖5，6）。這些地塊就是曼哈頓建設的起點[37]。當然，隨著工業化和房地產的發展，大規模建造的出現，傳統多主體、小尺度開發失去了生存環境。但橫跨數個街區的大規模開發對曼哈頓的城市肌理造成了破壞，今天新的開發建設都在進一步強調與曼哈頓的基本尺度和城市肌理的一致。

▲ 圖5.6︱1811年，紐約曼哈頓著名的方格網規劃

實際上，我國古代的城市，包括里坊制等，都是小地塊開發。有文字記載，當年元大都的規劃建設，也是在確定了城市大格局后，通過街巷將用地進行劃分而實施的[38]（圖7）。首先將用地分給前往大都的富商和官員，他們自己建造住宅，為后來的居民樹立榜樣，以鼓勵居民從金中都搬到大都來建造自己的房屋，這樣才實現了城市的整體建設。所以，我國古代城市具有良好的建造生長和維護機制，即多方參與、統規自建、產權明晰、流水不腐，這是比布局和形態更重要的內在傳統。中國各地的民居實際上都反映出這樣一個內在的共同規律。

▲ 圖7︱元大都規劃建設示意圖

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是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建造，以規模效益為先。開發商購買土地進行設計建造，銷售后才有業主。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柔性生產的出現，美國郊區住宅出現了所謂定制生產，即顧客可以在幾種戶型，包括裝修菜單中進行一定的選擇定制。但居民實際上仍然不能設計自己的住房。隨著后現代主義的發展，多樣性和“小即是美”等觀念開始流行，現代主義的大規模建造受到批判。新的住房建設應該是自下而上，先有業主，然后根據業主的需求，再進行設計和建造，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住房的多樣性，滿足多種需求。

近年來，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嘗試工作，包括在海河柳林設計之都核心區，規劃設立了中小設計企業聚集區；在葛沽鎮對民宿地塊的策劃；在海河教育園區天津大學新校區旁的天大小鎮，嘗試由教師自建住宅。另外，也開始重視混合土地使用等。對于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和年輕人的宜居住房，也開展了定制住房和住房合作社建房等方面的研究。總之，適應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發展，探索小地塊、多主體建造的規劃土地新范式是轉變現代主義居住區規劃，強調多樣性，使房地產轉型，走上持續、健康發展之路的關鍵舉措。

美國新都市主義的代表人物杜安尼，經過多年的實踐也認識到，新都市主義，包括精明準則等一套方法也過于復雜，不適合中小企業的發展，所以，他們提出了精益都市主義（lean urbanism），即瘦身的都市主義，建議地方政府設立粉色區（pink zone），為小規模經濟發展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便利的規劃審批流程[39]。

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在2024年5月，位于海河柳林設計之都核心區的中小設計企業聚集區的第一批3塊土地掛牌，經過激烈的競價，以溢價50%左右成交。為了提高設計水平，業主找了多家設計單位，最后請周愷大師做了設計指導。經過一年多的深化設計推動，第一個項目即將開工（圖8）。周大師也非常肯定這樣的做法，認為過去我們的建筑設計都是大規模建造，未來要小而精，這也是提高中國建筑設計整體水平的必由之路。

▲ 圖8︱海河柳林設計之都核心區中小設計企業聚集區第一個地塊設計方案

3.6 國土空間詳細規劃與城市設計結合的新范式

吳良鏞先生在《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中，用大量篇幅論述城市設計對各級尺度規劃的重要性，指出人居環境科學的核心手段就是城市設計。大尺度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同樣如此。當前，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基本完成審批，進入實施階段，需要用城市設計來深化國土空間詳細規劃，提高規劃設計水平。

回顧美國區劃的發展，可以明確地看到最初是對形體和規劃指標的控制。到了20世紀50~60年代，單純的區劃管控已無法形成高品質的城市環境。為了提高城市環境水平，現代城市設計開始產生。在區劃的基礎上，通過城市設計導則（design guidelines）對城市界面進行規劃管控。之后又經過40年的發展，認識到只對城市界面形式的控制是不夠的，要完善街區內部的功能，需要對建筑類型進行控制（圖9）。所以，形成了以形式為基準的區劃（form-based zoning），或稱為精明準則。目前，美國有300多個城市都已經開始執行以形式為基準的區劃[40]。我們在最新一版的《紐約區劃手冊》里可以發現，紐約的居住用地有10種，實際上是確定了10種住宅建筑類型，從郊區的獨立住宅到市中心混合使用的高層住宅，對各種不同的住宅建筑類型提出了相應的控制要求，除指標外，對建筑體型、退線，包括圍墻、綠化、景觀等都有非常詳細的規定。

▲ 圖9︱紐約從區劃到城市設計導則、形式為基礎區劃的演進

2024年，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尼教授出版了《城市的鑰匙》，該書總結了近年來美國各城市對區劃的改革創新，包括弱化功能分區、鼓勵混合使用、取消停車下限指標等，提出“區劃既是科學，也是藝術”的觀點，表現出強烈的城市設計與區劃融合的趨勢[41]。我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詳細規劃和城市設計的新范式，就是要將城市設計與控規進行融合，從規劃管控走向規劃引領高質量發展。2023年，巴納特先生出版了一本新書《面向實施的城市設計》，強調城市設計如同城市規劃一樣，要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形象的方法提出解決城市問題的方式和方案。要注重社區的設計。所以，城市設計的新范式應該是面向實施的城市設計[42]。

按照天津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我們編制了天津津城的總體城市設計，設計范圍從原來的外環線430km2擴展到主城區1466km2。為什么擴展？從這張建成區范圍圖可以看到，實際上，在中心城區外環線外圍又形成了超過400km2的新建成區，相當于在外環線的外邊已經建成一個新的中心城區。如果不對外圍進行控制，整個城市的蔓延會非常混亂。實際上，這就是突破所謂城市規劃區的國土空間規劃的意義所在。當然，也必須要突破城鎮開發邊界，進行城鄉融合的整體規劃設計。我們對津城現狀進行了分析，與北京、上海、倫敦等城市進行了各方面同比例尺的對比，以發現自己的問題（圖10）。

▲ 圖10︱天津津城現狀分析與北京、上海、倫敦的同比例尺比較

通過分析，總結天津的歷史沿革和現狀，規劃津城形成“中心聚集，圈層拓展，軸向延伸，綠楔入城”的空間結構（圖11），明確了建設公園城市、改善交通出行、增強城市活力等六方面的設計策略。

▲ 圖11︱天津津城總體城市設計結構圖

實際上，不管是霍華德的田園城市，還是湯姆斯 ·亞當斯主持，由紐約區域規劃協會制定的紐約及其周邊地區規劃，都是要研究實施路徑，還包括測算投入產出賬。這些民間組織自下而上的規劃，需要通過實施路徑和經濟上的可行性來說服投資人和公眾。但阿伯克隆比制定的大倫敦規劃是個例外，因為是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規劃。他明確表示，由于大倫敦規劃太過復雜，投入產出賬一是算不出來，二是沒有必要。阿伯克隆比的做法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后來大部分城市總體規劃都仿效大倫敦規劃，也不算投入產出經濟賬。2002年，我們制定海河綜合開發改造規劃時，提出了要實施的十大工程，測算投資198億元，當時是個天文數字。為了破解資金難題，通過各方的改革創新，提出以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質押的模式，國家開發銀行給予500億元貸款額度，天津實施了海河綜合開發改造規劃“金龍起舞”，中心城區快速路規劃“高架繞城”，地鐵2、3號線規劃“時空通達”，公園規劃“綠色家園”的四大項目，開啟了我國城市經營的大幕。

近期，針對人口增長趨緩、房地產轉型和政府債務高企的新形勢，經過分析，在津城總體城市設計的后續研究中，我們提出條塊結合、統籌盤活存量房屋、存量土地資源和原生態公園建設，新型社區建設，軌道TOD開發，老舊社區有機更新、內外新舊聯動的四大行動計劃倡議，即津環詩意棲居行動、軌道TOD開發塑形行動、文化復興行動和經濟社會繁榮行動。改變過去單純由政府和平臺公司投資的做法，強調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合作，增加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內容，是多個范式融合創新的嘗試。

#4

結 語

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認識到，人居環境科學的探索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正如吳先生指出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須面對廣闊的社會實踐，以開拓的精神，滿懷豪情，知難而進。要在中國國土空間規劃的實踐中，理論聯系實際，以當前住房、房地產、土地財政、政府債務、地鐵和公共交通的困境，以及小汽車高速發展等關鍵問題為導向，把國土空間規劃新范式的探索作為試驗田，一茬一茬，不斷推進。要進一步完善人居環境科學，推動國土空間規劃深化改革和范式創新，發揮國土空間規劃應有的作用，不辱使命，不負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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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人類居住。原文刊載于《人類居住》雜志2025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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