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麗水攝影節現場思考：為什么收藏托馬斯·魯夫？

▲“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展覽現場，2025年

圖片來源：麗水攝影節

2025年11月，知名攝影藝術家托馬斯·魯夫（Thomas Ruff）登上第二屆“國際攝影麗水榜”，并在麗水攝影節期間同步呈現其大型個展——“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

在圖像幾乎被視為“自然資源”的今天，我們仍習慣使用“攝影”來描述人與世界的視覺關系。但攝影所指涉的事物卻在迅速遷移：從光學經驗到計算過程，從可見景觀到不可見系統，從捕捉現實到調取圖像的技術結構。

▲托馬斯·魯夫本人也在“肖像”系列中出現

攝影，1987年

當我們凝視一張圖片時，我們看到的已不再是光照過膠片、折射進鏡頭后的痕跡，而是計算的歷史，是無數次壓縮、編碼、儲存、傳輸的結果。

作為杜塞爾多夫學派中持續探索攝影本質的代表人物，托馬斯·魯夫（Thomas Ruff）不僅親歷了這一轉變，更將其作為創作實踐的核心線索。2025年11月，托馬斯·魯夫登上第二屆“國際攝影麗水榜”，并同步呈現其大型個展——“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Thomas Ruff. A Mindmap on Photography）。

▲“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展覽現場，2025年

展覽幾乎涵蓋藝術家從1970年代末至今的重要作品，魯夫的妻子，也是此次展覽的策展人瓦萊麗亞·利伯曼（Valéria Liebermann）表示，她有意摒棄傳統編年的方式，將展覽呈現為一個連續卻不斷逃逸的結構，進而試圖用回應那個被收藏家和研究者反復問及的問題：“為什么魯夫總是不斷改變他的創作方式？”

利伯曼首先帶觀眾回到魯夫的早期創作“肖像”（Portraits）與“室內”（Interieurs）”系列。這批作品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是魯夫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師從貝歇夫婦（Bernd & Hilla Becher）時方法論的延伸。

貝歇夫婦以客觀、冷靜的“類型學”攝影著稱，魯夫不僅繼承了這種嚴謹的攝影語言，更通過放大照片尺寸來重新定義攝影的呈現方式。

▲托馬斯·魯夫，“室內”系列

攝影，1981年

圖片來源：卓納畫廊

“室內”系列拍攝的是魯夫本人或其家人的住所，畫面簡潔、視角克制，常常以被截斷的家具、空曠的墻面或孤立的物件為對象。這些圖像在物質層面顯得平靜甚至冷淡，但正是這種平靜把觀眾帶回到對影像媒介的直接關注：沒有敘事的引導、沒有情感的渲染，只有被安排的構圖與被照亮的表面。

▲選自“肖像”系列的《肖像（M.貝爾）》

攝影，1987年

該系列的最高成交紀錄是12.7萬美元

由佳士得紐約在2008年拍出

在拍攝“肖像”系列時，魯夫則要求被攝者保持表情中性、目光直視鏡頭，服飾與姿態盡量日常化，從而把個體的獨特性壓平為一種標準化的面容矩陣。隨后他將這些近似護照式的圖像放大，使皮膚紋理、毛孔與細微瑕疵在肉眼可及的尺度上顯得更為清晰。

▲“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展覽現場，2025年

魯夫說：“我相信攝影只能再現事物的表象。我拍攝人像的方式，就像我拍攝一尊石膏半身像一樣。”學者臧策把這種創作策略解讀為一種“高頻信息”對“低頻信息”的優先處理，即通過強化微觀細節（高頻信息），以削弱視覺對情緒的調動（低頻信息），從而形成一種認知上的阻斷。由此“觀看”只能被迫回到“如何看”這一問題本身。

▲“房子”系列，攝影，1987-1991年

在利伯曼看來，“室內”與“肖像”不僅是魯夫職生涯的開端，更是構成他整個創作體系的原型：“他的早期創作總能給我帶來驚喜，也自那時起，他從直接攝影轉向了更具概念性的東西。”

如果說19世紀攝影術的發明曾迫使繪畫尋找新的語言，那么20世紀末模擬（Analog）向數字（Digital）的轉型則是圖像史上第二次游戲規則的改變。

▲“jpeg”系列，攝影，2004年至今

該系列的最高成交紀錄是24萬美元

也是藝術家迄今為止的最高紀錄

由佳士得倫敦在2017年拍出

托馬斯·魯夫恰巧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斷裂時刻。他廣泛使用報刊雜志、軍事檔案、網絡圖片等功能性圖像，通過“挪用”與“再處理”，完成對媒介的批判性分析。他總結出了自己的創作綱領：“我的圖像不是關于現實的圖像，而是關于圖像的圖像——是第二層的現實?！?/strong>

▲“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展覽現場，2025年

魯夫這種對現成圖像的處理，與同一時期活躍的“圖像一代”形成了跨大西洋的呼應。這一群體的藝術家，如謝麗·萊文（Sherrie Levine）、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意識到大眾媒體圖像的操控力，于是直接將廣告、電影等既有符號視為創作源頭，并充分利用圖像的泛濫和社會屬性，暴露圖像的社會建構作用。

▲“夜”系列，攝影，1992-1996年

魯夫的“夜”（Nacht）系列誕生于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當時他作為一名“西方電視消費者”，看著CNN轉播的戰爭畫面，感到極度的憤怒與不適。電視上那些綠色的、高科技的夜視圖像，將殘酷的戰爭殺戮抽象為一種電子游戲般的視覺奇觀。為了回應這種媒體機制，魯夫購買了與軍事用途相同的夜視儀，拍攝杜塞爾多夫的寧靜后院與建筑 。

▲“jpeg”系列，攝影，2004年至今

而在“JPEG”系列中，魯夫則放大低分辨率的網絡圖片，將諸如9/11事件等災難敘事瓦解為馬賽克色塊。于是，圖像的真實性不再取決于光線，而取決于算法、壓縮率和傳輸協議。這種對 “攝影語法”的解剖，使魯夫被著名畫廊主大衛·卓納（David Zwirner）評價為一位“攝影語法的調查員”。

18歲時，魯夫曾在兩個方向之間猶豫：在海德堡大學學習天文學，或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接受藝術訓練。盡管他最終選擇了藝術，但對宇宙與科學影像的興趣從未離開過他的工作。

在《星辰》（Stars）、《卡西尼》（Cassini）等系列中，魯夫將視野拓展至超越人類光學感知的機器視覺與計算圖像領域。

▲“星辰”系列，攝影，1989-1992年

該系列的最高成交紀錄是19.4萬美元

由富藝斯紐約在2012年拍出

“星辰”系列聚焦的并非我們肉眼仰望的夜空，而是以歐洲南半球天文臺（ESO）等科學機構的底片與觀測數據為源，經選擇與放大后呈現出的影像；“卡西尼”系列則直接取材于卡西尼號探測器傳回的影像，色彩與構圖在數據轉譯與裁切后成為藝術家的表述手段。

▲“卡西尼”系列，攝影，2008-2011年

在這些作品里，傳統意義上的“拍攝者”被弱化：圖像的生產更多表現為對檔案或儀器數據的選擇、裁切、色彩設定與最終的輸出決策。

▲“d.o.pe”系列，攝影，2022年至今

與此同時，魯夫對圖像物質性的實驗也在并行推進。在“d.o.pe”系列中，他將生成的圖像印制于地毯、絨面織物等非傳統載體上，以探究圖像作為物件在不同材質上的延展與感受。

▲“光的實驗”系列，攝影，2024年至今

在最新創作“光的實驗”（expériences lumineuses）系列中，魯夫又回到以光為起點的直接攝影實踐，這些作品既包含對長曝光、旋轉或移動金屬線圈等傳統實驗攝影手法的重新考察，也通過對光與材料的控制，探討攝影的生成條件。

▲“托馬斯·魯夫：攝影的思維導圖”展覽現場，2025年

一定程度上，魯夫的工作方式與科學實驗頗為相似，但其目的并非驗證某種定律，而是構建觀看的模型。利伯曼感嘆：“我們常常忘記，這里的一些作品完成于二三十年前，因為它們至今仍能與當下的視覺語境對話。”

▲托馬斯·魯夫在他的工作室中，2021年

圖片來源：卓納畫廊

攝影：Juergen Staack

面對AI對當下視覺語境的介入，一貫致力于探索前沿技術的魯夫卻保持著審慎的態度：“AI只是一個新工具……實際上，對于創作而言，所有技術都是可用的，決定使用哪種技術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正在尋找的影像，是影像決定了完成這類工作的正確技術。魯夫笑稱自己是“古典藝術家”，隨即補充：“如果說我的創作之間有連續性，那大概不是風格，而是好奇心。”

▲托馬斯·魯夫在麗水攝影節現場致辭

回顧魯夫四十余年的創作，任何單一的風格標簽都顯得無力。他既使用大畫幅相機，也嘗試無相機的物影攝影；既處理天文數據與歷史檔案，也在計算機中解構JPEG文件……這種看似“不穩定”的路徑，恰恰構成他最穩定的特質。

魯夫的工作尚未閉合。他仍在攝影的既定疆域之外探索著未被觸及的角落，讓新的圖像形式不斷顯影。那些未被看見的，或許正是他下一次實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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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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