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來時路，不必灰心，更不要放棄

（文章篇幅又比較長，前半部分回顧輿論戰，后半部分談正在進行的法律之爭，可以選擇跳著看）

這次關于治安處罰記錄封存的立法問題大討論，讓很多人感覺異常焦慮、灰心和無助。很多人是第一次意識到我們一些領域被思想滲透的嚴重性。也有人要相對淡定一些，是因為從即十幾年前開始關注時政，就已經感受到思想滲透的威力與危害。在那個時期參加過輿論戰，還能堅持到現在的人，整體感覺是現狀已經比以前好了很多，至少在輿論上已經不感覺那么孤獨了，對未來也沒有那么焦慮了。

說這些的目的不是為了自我標榜什么，而是想以個人的親身經歷，勸說一句大家不要灰心。我是堅信，道路會有曲折，過程會有反復，但前途是光明的。當然這有個條件，人民大眾會在一次次的輿論戰參與過程中，從西方的思想滲透和灌輸中走向集體覺醒，知道最大的挑戰和威脅不在外部，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希望中國強大過上好日子，明白什么發展模式適合中國，理解中國人的救亡運動為什么用了一百年才找到了正確的道路，知道今天的發展成果來之不易，所以要倍加珍惜。

比較早參與過輿論戰的人，孤獨感和無力感最強烈的時間段，可能是2008年到2013年這五年，尤其是2010年和2011年那兩年。

我正式開始寫文章是在2010年，那一年的4月24日在美國發生了一件事，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副總領事郁伯仁，被美國警方粗暴毆打受傷，還被美國警方沖到領事館的車庫內抓捕。美方的行為明顯違反《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和《中美領事條約》關于外交領事人員及館舍不可侵犯的規定。?當消息傳到國內，網絡互聯網各大平臺上竟然是一片喝彩叫好之聲。

年輕一點的網民，會對這種現象感到不可思議。美國警察到我們的使領館內抓捕毆打我們的外交人員，性質形同侵略。這種事如果發生現在，網絡輿論絕對不會出現那樣偏向美國的一邊倒。因為年輕一代更有民族自信的網民已經成長起來，年齡稍大一點的網民也見識過一次次的輿論交鋒，經歷過一次次的輿論反轉，看透了公知群體的真實嘴臉，辨別能力不斷提高，思想逐漸成熟，站到了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這是我們的兩道思想防線，在我說的那個的時間段，在網絡上都被攻破了。

當時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們的開國領袖和革命英雄被集體污蔑和抹黑，那些人的手段又是如此骯臟，造謠成為他們的常規手段，謠言完全沒有底線。看到他們對江姐的謠言，就i想起那句“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會產生動手鋤奸的沖動。現在雖然陰陽怪氣的也還有，但和以前那樣肆無忌憚的情形很少見了，一是更多的網民主動站出來反擊這些這種言論，他們這種做法會讓自己陷入孤立。二是從2017年《民法通則》增加“保護英烈”條款（后來的民法典也含有此條款），2018年出臺《英雄烈士保護法》，規定：”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2020年，刑法修正案增加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的罪名，我國的法律建立了英烈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的保護機制。

至此，那句“昨天你用生命捍衛我們，今天我們用法律保護你”從呼吁變成現實。

制定出臺英烈保護的法律也是有不小阻力的。現在那些支持封存和消除吸毒記錄，主張對毒品犯罪的嚴重性重新審視，推動賣淫合法化，呼吁廢除死刑，呼喊中國應實行雙重國籍的那些人，包括法學界、律師圈、財經博主、媒體人還有導演、編劇、作家、詩人，都是反對制定英烈法的主力。當然，因為涉及到立法問題，法律這個圈子的一些人自然是主力中的主力。比如，我們上文提到的那個北大“法學之花”就對通過立法形式保護英烈名譽的必要性，以所謂的學術名義表示反對。

為什么很多人感覺到最孤獨的時間是截止到2013年呢？因為那一年上面開始重視網絡輿論了，把網絡定義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提出打好意識形態領域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要做到守土有責。也因此，2013年成為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轉折點。

但網絡輿論有明顯好轉，應該是2018年，距離2013年又過去了五年。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又經過五年的網絡輿論戰，從公知的粉絲中覺醒的人更多了，沉默的大多數也有更多的人人意識到一些輿論現象不太對勁，明顯有人在故意帶節奏，也告別沉默，開始發聲。二是95后長大了，成為網絡的生力軍。他們比較普遍地有民族自信心，整體上沒有那種嚴重的民族自卑感和逆向民族主義情結。三是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發揮了美版赫魯曉夫的作用，讓美國包裝出來的光環開始暗淡，中國人的美國崇拜開始減退。2018年，特朗普開始跟我們打貿易戰，接著又針對中興和華為上手段，用行政手段打壓中國的科技頭部企業。

2019年，我們的網民又近距離觀察了香港黑暴事件，對西方那套體制的濾鏡又碎了一地。

2020年，疫情來了。武漢那個方方用道聽途說加“無中生友”臆想的方式抹黑抗疫，編造了那句“殯儀館滿地的無主手機”，激怒了廣大的網民。當時有很多武漢的市民，平時都不怎么上網，上網也不怎么說話的，也出來揭露方方造謠。這是中文互聯網的大事件，經過持續幾個月的大論戰，最后以方方這邊的灰頭土臉而結束。在這個過程中，網民通過自發，在沒有主流媒體支持和聲援的情況下，打贏了背后有主流媒體傳音，境外有西方主流媒體聯動的方方。當時的方方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她背后的支持力量，同樣是遍布法律圈、財經圈和媒體圈。

經過那個事件之后，雖然逆向民族主義的話語權還是很強大，但至少民族主義的聲音已經能夠壓制逆向民族主義了，這意味著我們的愛國主義，也是我們的最后一道輿論防線，被基本收復。

輿論戰的斗爭過程是異常艱辛的。我經常說輿論戰是我們最難打但又輸不起的戰爭。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全球的意識形態整體是西風壓倒東風。新自由主義從八十年代開始興起，到九十年代蘇東陣營遭遇重大挫折而解體后，新自由主義達到了極盛期，美國還搞了一個“華盛頓共識”，對外進行意識形態輸出，其三個核心就是經濟私有化、市場自由化、政治西方化。那是西方從經濟、政治到思想的鼎盛時代，西方對外以“普世價值觀”為名進行思想滲透，大殺四方。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經濟學者、法律學者、資深媒體人、財經“大佬”，大都是這一波西方用新自由主義對外進行思想殖民的產物。

思想殖民這個概念被廣為人知，還是在2025年9月份新華社的一個研究院發布題為《思想殖民——美國認知戰的手段、根源及國際危害》報告之后。我很喜歡這個概念，對解釋思想領域的一些現象非常有解釋力。思想殖民能夠突破物理國界的限制，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可能成為思想殖民的目標。

到今天，西方思想殖民對我們的危害性有所減退。因為中國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人覺醒了，摘掉了對西方的美顏濾鏡，卸下了西方植入的思想鋼印，對西方的那套理論和體制實現了祛魅。但這主要是對普通網民而言，把持著思想滲透重災區主要資源的那些各類的所謂精英，大多思想狀態依舊。西方實力比我們強的時候，他們選擇慕強。當西方實力開始嚴重衰退，他們就更多依靠自己的想象，維持著西方的光環。到現在，西方問題叢生，亂象頻出，但對這些人來說，西方還是他們心中的理想世界，西方還是標準和正確答案。他們在思想上，面對西方，膝蓋就彷佛生了根，還是不肯站起來，也不允許別人站起來平視西方。中國人愛國，就會被他們貼上“戰狼”標簽，中國人支持老一代選擇的制度，就被他們說成是極左。

他們對外表現得還是那么沒有自信，認為中國與西方接軌才是文明進步，對國內的民眾卻還是那樣高高在上。但他們暴露出自己邏輯不行，回避關鍵問題，專業能力也不能讓國內的網民信服，就經常著急上火，還時不時氣急敗壞，扣帽子，打棍子，搞雙標，把他們最擅長的那些傳統藝能都拿出來了，但又一次次被回旋鏢打在臉上。

這次關于“治安處罰記錄封存”制度的立法大討論中，這些人的表現就備齊了這些特征。

這些以前裝雞蛋撞墻，現在又變成墻堵網民之口的學者，平時喜歡一口一個“法學圈共識”，“圈內人”，居高臨下的俯視感爆棚，自我油然而生的優越感拉滿，除了以偏概全給反對她觀點的網民貼上“有組織攻擊”的標簽，也說不出有價值和說服力的內容。他們的學術水平看不到，辯風又不忍直視。

他們這個圈子不是個別人這樣，而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我看過他（她）們的評論區，不少留言無論是文字組織能力、邏輯思維水平，都比這些所謂專家的水平明顯高出一大截，做到了有理有據，不急不躁，但這不能讓他們放棄“圈內人”的優越感，也不影響他們中有人時不時再來一句“中國人民智未開”，“我們離文明越來越遠了”。

每次聽到他（她）們這些重彈的老調，就感覺心理不適。都2025年了，叫賣的內容還是十年前的那一壇陳年老醋，話術也是如此老舊，就不能搞點創新嗎？

這幫無論從立場到判斷力都只能和烏克蘭的那幫親西方公知相比的人，每當理屈詞窮時，就只能靠這套話術，進行心理自我撫慰了，這是一種另類的“精神勝利法”。

這次關于立法的大討論，是有一次由廣大網民通過網絡人民戰爭的方式，打破了法學精英自以為牢固的“鐵圍子”，讓他（她）們的法律專家精英人設暗淡無光，還成為了大家圍觀和嘲笑的對象。

這一次大討論雖然還無法改變已經走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結果，但并不是沒有收獲，而且收獲很大。

要改變一件事，需要輿論先行，需要先打贏輿論戰，否則，你的主張再有道理，也沒有多少人知道。

打贏輿論戰雖然不是實現既定目標的充分條件，但一定是必要條件。對我們和對手來說，都是如此。

這次就是一場特別成功又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輿論大型戰役。中國大眾的法律意識集體覺醒，又去掉了一塊被法律人影響的思想鋼印，補上了思想覺醒的又一塊拼圖。

為什么說特別成功呢？因為這次輿論戰，不僅僅把公眾的關注點從司法個案投向立法問題，而且，還把主流民意和所謂的“法學界共識”的沖突，即占人口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意志，與占人口很小比例的一些特殊利益圈子的對立，通過對一部法律的修訂問題的觀點交鋒，暴露在了陽光底下，讓我們很多平時不太關注時政的普通人都注意到，那些以西方為正確答案、把西方當作文明標準的法律人對我們立法流程的滲透，意識到我們的主要隱憂不是在外部。

在全民范圍內形成這個共同認識非常重要。我們的輿論戰對手，無論是那些要“日拱一卒”按照西方模板改造中國的人，還是要利用中國網民扳倒中國的內外部勢力，最怕的就是人民大眾意識到他們的存在，知道了他們的政治目標，看透了他們的具體手法。

這些對手里面最具有迷惑性和破壞力的，就是滲透到法律圈和財經圈的那些思想殖人，或者說是法律圈和財經圈已經被思想殖民成功的那些人。前者對我們的上層建筑危害最大，因為他們要用“法學界的共識”，讓“司法改革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后山小路”“具體政治架構上，從邊緣入手進攻中心敏感部位”，后者則是對我們經濟基礎最具破壞力，他們要用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學說改造中國的經濟，推動經濟全面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華盛頓共識”的那一套在美國都備受質疑了，但這些人在中國還沒有放棄努力。

輿論戰一路打到現在，我們的對手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圈子。從文藝圈、媒體圈、財經圈，現在終于到了法律圈。中文互聯網的網絡人民戰爭就是在反擊中打掉這些圈子對我們的威脅。雖然還沒法一次性解決問題，但讓大眾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及嚴重性，這是首要的目標。如果這點都做不到，就沒辦法進行到下一步。

這些圈子每一個都是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他們或者借用藝術的名義，或者打著學術的旗號，結成了一個個利益鏈和土圍子，既在各自領域內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各自的小圈子內壟斷主要資源，培養自己的勢力，又可以跨出自己的圈子影響公眾輿論。他們的整體目標一致，具體目標各有側重。比如，文藝圈主要用文藝創作，從傷痕文學開始，到否定讓中國改天換地的土地改革、讓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讓中國走出歷史低谷的新民主主義，有的連積極抗日的八路軍都要黑。財經圈主要影響經常經濟政策，法律圈主要影響法律制定或修訂，這些大家都見識和領教過，不再贅述。

這次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過程中，就能處處感受到法學界所謂“共識”的影響。他們的作用并非僅僅表現在推動三次審議稿，把前兩次審議稿有“未成年人”限定詞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適應范圍擴大到所有的治安違法者。以前我還只是有所懷疑，但看到今年6月27日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里的一段內容，就感慨果然如此，“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有的常委會組成人員、部門、地方、專家學者和社會公眾提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對治安違法記錄也應予以封存。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采納上述意見。”這里提到的“專家學者”，應該主要指法學界和法務界的一些人。這些人使用的主要理由就是“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已經被重要文件采納。在更早的時間，法學界和法務界一些人就在推動“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其中就有那個武大博士朱征夫。

這次他們的階段性目標實現之后，下一步，他們就要重點推動“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落地和違法記錄的刪除了。

還有一些人對中國嚴厲打擊涉賭犯罪也有不同看法，認為中國法律量刑過重，代表人物就是武漢大學法學院何榮功教授，他在2023年發表《"毒品犯罪"不應屬于刑法中最嚴重罪行》。此人擔任武大法學院副院長，還兼任湖北省法學會刑法研究會會長，多次參與最高法毒品犯罪司法解釋的研討。

這里有個詞叫“司法解釋”，法律圈的人很熟悉，但很多人可能感覺比較陌生。在中國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司法解釋就是關于法律條款如何具體適用作出更明確和具體的規定，雖然在法律法規的位階上比法律要低，但對公檢法的指導作用，有時候還超過法律。很多法律除了由“兩高”的司法解釋之外，還會有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實施條例”，對具體的法條進行細化，用于指導具體實踐。

《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通過了，短時間內很難再有改變。但這次大討論不僅能夠在民間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多少也會影響到那些有機會參與到“司法解釋”或“實施條例”制定的一些人。如果能讓他們充分認識到主流民意對涉賭違法記錄封存的普遍擔心，或許也能夠通過司法解釋或“實施條例”，在具體實施上做一些更為嚴格的規定。

但因為“司法解釋”還是“實施條例”的效力都低于法律，不能跟法律規定產生沖突，所以可操作空間比較小。

更好的方式，就是通過修訂特別法，比如“禁毒法”，把涉賭類的治安處罰違法記錄，做單獨的排除規定，然后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規定，消除公眾的擔心。

所以，這種大討論把主流民意清晰地表達出來，是很有意義的，至少在理論上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今后的立法和司法過程。

主流民意對法律的制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就規定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即使美國這樣的國家也建立了陪審團制度，讓陪審團用民意斷案，確定事實是否成立，法官負責適用法律。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團擁有定罪權。陪審團成員通常是由不懂法律的普通公民擔任，目的就是讓他們不受法律和專業等先入為主的偏見影響， 用最樸素的常識和是非觀對被告人的罪與非罪作出判斷。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我們是成文法系，法律的制定過程，就更應該重視和充分考慮民意。

既然主流民意普遍擔心涉賭這類既危害個人，也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處罰記錄被封存，那么就比所謂的“法學界共識”，更應該引起重視，得到尊重。

這里使用的涉賭概念，包括吸毒，也包括其他更嚴重的涉賭違法行為。因為，如果沒有特殊規定，不僅是吸毒記錄會被封存，對“引誘、教唆、欺騙或者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涉賭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的記錄，也會一并被納入到違法記錄封存之列。其中，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原來是因為危害性更嚴重而不分情節輕重全部入刑的，在這次《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過程中，也被一分為二，和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一樣，部分被認為情節較輕的行為變成了違法但非犯罪，被合并到修訂后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五條，由刑事處罰變成了治安處罰。

很多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吸毒記錄封存上面，卻沒有注意到，性質更惡劣、危害更嚴重的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涉賭行為，明明具有極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卻部分行為會被認為情節較輕而僅受到行政處罰，違法記錄可以被封存。

現狀是不僅僅吸毒這種按照我國法律規定，不分情節秦鐘一律不作為犯罪性質處理的違法行為，原本按法律規定，部分按犯罪定性，部分按治安違法性質處理的引誘、教唆、欺騙或者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行為，就是原來一律當犯罪行為處理的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部分將按照治安違法處罰的行為，也都享受記錄封存的待遇。

上篇文章談到，我認為，比吸毒更有社會危害性的其他涉毒行為，有更大的必要和緊迫性全部入罪。

當然，把吸毒入罪，在很多國家已經實行，可謂有例可循（當然，這個時候，那些專家就避而不談與國際接軌了，他們心中的“國際”只是那幾個特定的西方國家）。如果能做到這一步，那么比吸毒更有社會危害性的其他涉毒行為，就更會全部入刑了，但一步到位的難度和阻力實在太大了，除非那些以西方為師而失去自我獨立思考能力，或者利益上已經和西方構成共同體的專家學者被系統性清算，讓他們對立法的影響力被大大削弱。

禁毒是世界共同面對的難題，有的西方國家已經開始放開部分毒品的合法化和非罪化，用毒品合法化減輕禁毒的壓力，那只是一些法律界人士的“文明進步”，不應該是我們的學習對象。我們國家因為毒品付出過慘痛的代價，我們的近代史開端鴉片戰爭都是和毒品聯系在一起的，無數人為禁毒做出過努力甚至犧牲，所以我們不能被法學界的所謂“共識”誤導，更要防止民意被所謂的專家“共識”替代和架空，充分尊重民意，堅定地按照我們自己的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