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花戀溪》的意象建構、敘事策略與精神內涵

文/王錢軍

文學作品中的地理空間往往是精神的容器，《花戀溪》以貴陽花溪為敘事場域，將愛情的纏綿、歷史的厚重、奇幻的想象熔鑄于“花”與“溪”的意象中，構建出一部兼具地域特質與普世情懷的敘事文本。

我和江龍兄弟認識十多年，對他的文學成長之路了如指掌，現已出版的長篇小說《花戀溪》是繼合集《花溪之戀》，長篇散文詩《愛神》之后的又一力作。同時，我也有幸作為本書特約校對人員，對其文本將從意象建構、敘事策略與精神內涵三個維度談談自我感受。

首先，“花”與“溪”的空間敘事學是意象的符號化建構。

在《花戀溪》中，“花”與“溪”并非單純的自然景觀，而是承載著敘事功能與精神意涵的符號系統，二者的互動構成了小說的空間敘事骨架。

作為核心意象存在著的“花溪”，呈現出時間隱喻性。從明末清初的歷史風云延續至當代情感糾葛，“溪流”的流動特質可視化了時間的流逝過程——“我的眼淚從此變成了花溪河”(第十章)，孟子溪的悲痛情感將溪水與個體生命體驗相聯結，具象化地呈現為奔涌不息的溪水正是時間的流逝。地域文化的錨點同樣由“溪”所承擔，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地理標識如青巖古鎮、憩園、鬼架橋、鎮山村、十里河灘、花溪高坡等，“自明朝建立以來已有數百年歷史的青巖……此地不僅盛產豬蹄更可謂人杰地靈”(第二章)，歷史底蘊與民俗風情通過這樣的書寫被融入敘事肌理，使得該小說成為展現花溪地域文化的文學性標本。更深層次地揭示出，“溪”象征著人物命運的軌跡。纏繞于孟子溪整個人生歷程的正是花溪：在花溪河畔萌生的情愫、因花溪傳說而產生的內心掙扎、最終在山水間尋得的精神歸宿。人物命運的起伏變化暗合著時而蜿蜒，時而澄澈，抑或渾濁的溪流——愛情受阻時，“清澈透明”的花溪湖水仿佛籠罩著陰霾;而在問仙谷獲得心靈慰藉之際，“金光閃閃并散發著奇異光芒的石頭與石墻”則呈現在第三十六章的描述中。地域空間由此轉化為人物的精神外化形式，這種寫作手法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同構關系。

短暫而絢爛的生命喻體通過小說中的“花”得以展現。“十八歲便夭折的詩人班文姬之墓”(第十八章)將青春凋零與花朵易逝并置;名為趙小花的角色其生命消逝過程暗合著花朵凋謝的意象，愛情敘事的悲劇感由此得到強化。“海誓山盟衷心不變的花戀溪，山崩地裂海枯石爛的是我愛你”(詩歌頁)，直白的愛情誓言使自然意象中的“花”與“溪”升華為精神圖騰，地域景觀在此轉變為愛情的見證者。

它的獨特之處在于奇幻敘事層面，“花”成為靈魂棲居的特殊場域。“徘徊于墳山的十分漂亮的女子形象”，第十八章描繪的班文姬魂魄以其身姿的珊珊之態與吟誦詩歌時的悲涼氛圍，使柔美花卉與陰冷鬼魂形成強烈張力。這不僅延續了中國志怪文學中傳統的花妖鬼魂意象，更賦予其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質——墳山中生長的梧桐樹與大槐樹等植物標記，使得鬼魂活動空間被打上鮮明的地理印記。

其次，歷史、奇幻與抒情的三重變奏充當敘事的多維度策略。

《花戀溪》的敘事并非線性的單維推進，而是融合了歷史敘事的厚重、奇幻敘事的詭譎與抒情敘事的纏綿，形成復調式的敘事結構。

微觀層面的人物命運勾連與宏觀歷史脈絡相融合，在敘事層面得以呈現的是花溪地區歷史事件向人物生存背景的轉化過程。見于第三十六章的“石達開攻占青巖城六次都敗了”，通過孟子溪這一人物的游歷經歷，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碎片被巧妙地嵌入了敘事框架之中。第二章所述青巖古鎮“在明清時期，已是佛、基督、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盛行之地”，則以空間維度上的文化疊壓現象展現了地域歷史的復雜面貌。不再是枯燥編年史的歷史書寫方式在此得以實現，成為人物呼吸的空氣般的存在——第一章所描述的孟子溪對李仁宇將軍“先天下之憂而憂”精神的向往之情，實質上折射出的是花溪人民對本土歷史英雄的精神傳承現象。匠心獨具的文化符號歷史化處理同樣體現在作品中。作為巴金與蕭珊婚禮舉辦地的憩園(后記部分)，被轉化為小說中愛情精神圣地的象征物。“花溪周漁璜以《花溪石漾圖》讓花溪聲名遠揚”(第一章記載)，文人藝術創作由此被納入地域歷史的書寫范疇，使該小說成為承載花溪文化記憶的重要文學載體形式。

在敘事層面呈現出奇幻性特征的小說文本，對中國古代志怪文學傳統的繼承關系可以被觀察到。諸如《聊齋志異》所載“人鬼相戀”“魂魄顯靈”之類母題，在該作品中得到了延續性的體現。第十八章描述的班文姬鬼魂于墳山吟詩場景，第十一章記載的趙小花魂魄引導孟子溪進入洞穴情節，均帶有顯著的志怪文學詭譎風格特征化表現。值得注意的在于，作者并未停留于傳統元素的簡單重復性使用上。將奇幻元素與花溪地區特有的地貌景觀進行深度融合的做法，構成了該作品的創新性嘗試。鬼架橋的存在、古墓的分布、溶洞的形成等地標性地理要素，被巧妙地轉化為鬼魂活動的天然舞臺化存在。這種處理方式賦予了奇幻敘事以強烈的花溪地域標識特性。

在情節推進與主題深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奇幻敘事元素也不容忽視。第十一章呈現的趙小花魂魄引導孟子溪穿越“狹小石洞”場景，不僅構成了情節發展的關鍵轉折點性質事件。現實與幽冥界限的模糊化呈現、生存與死亡藩籬的消解現象在此得到具象化展示，“愛超越生死”這一主題表達由此獲得強有力的支撐例證。第三十六章描述的溶洞中“金光閃閃”石頭意象的出現，為孟子溪精神覺醒過程提供了奇幻化的場景依托條件。地域景觀在此轉化為主人公精神超越的物質媒介載體由此可見一斑。顯著地體現在文本抒情性的呈現方式上，乃是人物內心獨白與詩歌段落的交替性運用。第十章中孟子溪那飽含痛苦的獨白——“為什么我不能與相愛的花兒白頭偕老?難道要讓我孤獨終身嗎?”——采用直接情感宣泄的手法，使得愛情主題的悲劇性達到頂峰。詩歌頁所載“一千年以后我還在花溪等你”這一詩句，則通過分行排列的特殊形式，抒情強度獲得提升，愛情的永恒特質在韻律節奏中得以彰顯。

自然景觀描寫的詩意化處理亦是抒情性的重要表征。第十八章所述“晨霧里溪水是淡金的，裹著野花的香氣漫過鵝卵石，暮色中溪水變作墨藍，把歸鳥的影子揉碎在波心”，將花溪地域的自然風貌轉化為極具詩學價值的意象群。中國傳統山水文學的美學特征在此得到延續，地域空間由此成為抒情主體的觀照對象。

最后，愛情、地域與文學傳統的對話引起精神的跨時空共鳴。

《花戀溪》的精神內核并非局限于花溪一地，而是在愛情的永恒性、地域的主體性與文學傳統的傳承中，形成跨時空的共鳴。

存在著的核心敘事邏輯在于愛情主題層面，乃是對“生命終結而情愛不滅”這一傳統命題的現時代闡釋化呈現。生前階段即已確立的“永恒承諾”，在孟子溪對待趙小花的情感態度中延續至死后階段的“靈體相伴”(第三十三章)，更延伸出“獨居花溪終老此生”的極端化選擇，此種情感執著性特征與巴金將蕭珊骨灰置于枕畔長達三十三載的行為形成明顯呼應關系。個人化的情愛體驗由此被提升至人類群體對情感持久性的形而上學探索維度。另，班文姬這一靈異形象與書生角色間的交互行為(第十八章相關描寫)，實則是在超自然敘事的表層結構之下，對“才情共鳴引發情感聯結”命題進行著深度討論。書生產生情感波動的直接誘因，乃是班文姬所創作的“凄婉詩作”，由此精神層面的相互吸引確實能夠突破生死界限的桎梏。在此過程中，愛情概念的內涵邊界已經從現實層面的共同生活，拓展延伸至靈魂層面的共振狀態。得以實現的乃是作品經由文學敘事層面的在地化表述，完成了針對花溪地域主體性之建構過程。創作談中明確提及的作者所言：“需效仿沈從文書寫湘西與鳳凰那般描繪花溪”(見后記部分)，此種創作層面的自覺意識使得該小說演變為展示花溪地域文化的“文學性名片”——青巖地區特有的古鎮風貌、花溪獨特的山水景致以及周漁璜相關的文人軼事，均在敘事框架內獲得了文學化的呈現形式。讀者能夠通過文本閱讀感知到花溪所承載的歷史深度與其文化吸引力。

人物的文化身份層面亦體現著這種地域主體性特征。對李仁宇將軍持有崇高敬意的孟子溪，連同其對周漁璜《花溪石漾圖》表現出的持續關注，無不彰顯其作為花溪文化傳承者的身份特質。第三章所述趙小花實施拋繡球招親的敘事片段，該情節將花溪特有的民俗風情轉化為敘事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地域文化由此成為驅動人物行為的內在邏輯要素。在敘事美學層面呈現多重傳統文學呼應特征的，是《花戀溪》這部作品。受《聊齋志異》影響顯著的，是其志怪敘事的風格化表達，現代語境下演繹文言小說傳統的，是人鬼相戀情節與魂魄顯靈橋段。山水意境詩化描寫的抒情傳統繼承性體現在文本中，“那山谷猶如世外桃源，山中有畫，畫中有詩”(第三十六章)這般書寫即是明證，中國山水文學“情景交融”的審美追求由此得以延續。“以人載史”筆法的歷史敘事特征同樣可見于該作，《史記》“列傳”傳統的脈絡在此清晰可辨。

西方浪漫主義抒情方式與中國傳統敘事的創造性融合構成了該作的獨特價值。帶有明顯浪漫主義情感宣泄特征的孟子溪大段內心獨白(第十章)，班文姬鬼魂形象的奇幻塑造(第十八章)，既保持地域文化根性又具備審美現代性的雙重特質，正是通過這種融合得以實現。作為敘事載體的《花戀溪》，其地理坐標被設定于花溪地區，而精神符號則選擇了“花”與“溪”這兩個意象元素。通過歷史敘事、奇幻敘事與抒情敘事的交替變奏，該作品實現了多重維度的書寫實踐：既有對愛情永恒命題的探討，也包含地域主體性的彰顯，更涉及文學傳統性的承繼。不僅止步于描繪花溪風物的小說文本，這部作品更展現為一種文學詮釋學的深度嘗試——對地域文化特質進行系統性解碼的同時，也對人類情感本質展開了歷時性叩問。

當下文學生態中，“全球化”表達范式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情形下，《花戀溪》所采取的“在地化”書寫策略具有啟示價值。溪畔的花魂在文學的光影中永恒綻放，而花溪的地域魅力也因這部作品獲得了跨越時空的文學生命。

王錢軍，筆名淺頁，貴州威寧人。流年嘆息匯集成書《異鄉人》《淡黃的溫情》等。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2025年3月，獲麥田格第三屆三行詩大賽麥芽獎。2025年，任長篇小說《花戀溪》的特約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