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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汀·塔倫蒂諾最近在一檔播客里,公布了他的21世紀最佳二十部電影。他把《血色將至》排在了第五位,這本來沒什么,然后話鋒一轉,說要是沒有一個缺陷,《血色將至》本可以排第一或第二……那個缺陷就是保羅·達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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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將至》
他認為,很明顯這部電影該是部雙雄戲,但它根本沒做成雙雄戲……達諾簡直弱爆了,就是個「軟弱的娘們」,他是演員工會里「最他媽弱」的演員。
為了支撐自己的觀點,他還給出了一個假設性的選角建議,覺得要是奧斯汀·巴特勒來演,效果肯定更精彩。
要搞懂昆汀為啥對達諾如此反感,得先摸清昆汀的電影美學。
從《低俗小說》到《好萊塢往事》,昆汀的電影世界核心就是「酷」。他偏愛的角色,要么掌控力十足,要么說話自帶韻律感,渾身都透著溢出銀幕的雄性荷爾蒙。就像布拉德·皮特演的特技替身,或是塞繆爾·杰克遜飾演的殺手,哪怕身處劣勢,姿態上也絕不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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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小說》
但是保羅·達諾的表演風格,恰好站在了昆汀美學的對立面。
達諾最擅長的,是展現角色的尷尬、局促、失控甚至病態。他的角色大多沒什么社交魅力,有時還會讓人產生生理不適。昆汀的吐槽用詞,本質上是不滿達諾身上缺少那種傳統硬漢式的銀幕壓迫感。
但這里有個核心問題是,昆汀或許誤讀了《血色將至》的劇作結構。他認為這是部雙雄戲,是石油大亨丹尼爾,和傳教士伊萊勢均力敵的對決。要是抱著這個預設看,達諾在氣場強大的丹尼爾·戴-劉易斯面前,確實顯得有些弱不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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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昆汀錯在,這根本不是一部講勢均力敵的電影,而是關于 人格的絕對征服。
伊萊這個角色的作用,從來不是成為丹尼爾的平等對手,而是作為一個虛偽、貪婪又外強中干的偽先知,被丹尼爾徹底碾壓、羞辱,以此凸顯主角的冷酷與霸道。
昆汀這次的言論播出后,立刻引發了行業內外的反彈,很多同行都為達諾辯護。大家不僅是在聲援達諾,更是在否定昆汀這種唯力量論的表演觀念。
而要徹底反駁昆汀的批評,我們得回到2007年的拍攝現場,看看達諾在《血色將至》里那段近乎奇跡的創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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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這是一場被嚴重低估的臨場救火。達諾最初并不是伊萊·桑迪的人選。他原本要演的是保羅·桑迪,一個戲份不多的小角色。伊萊這個關鍵角色,原定由凱爾·奧尼爾飾演。可拍攝開始兩周后,奧尼爾被解雇了。有報道說,部分原因是他實在無法適應丹尼爾·戴-劉易斯那種極度沉浸、充滿壓迫感的方法派表演。
就在劇組陷入危機時,導演保羅·托馬斯·安德森找到了達諾,問他愿不愿意接替伊萊的角色,這意味著,面對好萊塢最令人敬畏的演員之一,達諾只有四天的準備時間。
要知道,戴-劉易斯為了這個角色準備了一年多,研究石油工人的歷史、模仿他們的聲音和體態,早已完全融入角色。而達諾幾乎沒有任何前期調研,也沒時間建立完整的角色心理檔案,只能靠純粹的直覺和表演技巧,接住戴-劉易斯拋來的所有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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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汀吐槽達諾沒跟上戴 -劉易斯的節奏,但事實是,一個只準備了四天的年輕演員,能和準備了一整年的影帝形成如此有張力、令人信服的互動,本身就是演技精湛的最好證明。
昆汀覺得奧斯汀·巴特勒會更合適,理由是巴特勒能帶來更強的對抗性。可這恰恰暴露了他對劇本的理解偏差。巴特勒身上有種渾然天成的性感和深沉魅力,要是伊萊是個充滿魅力的宗教領袖,觀眾說不定會同情他,甚至希望他能戰勝丹尼爾。
但保羅·托馬斯·安德森想構建的,是一個由貪婪的石油大亨和虛偽的宗教騙子構成的荒誕世界。伊萊必須是令人厭惡的,他像一條滑溜的蛇,而不是一頭能與獅子抗衡的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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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諾的表演契合這個角色的核心。 尤其是在泥漿中被扇耳光的戲份里,他沒有硬撐著表現反抗的尊嚴,而是發出了尖銳的像孩子一樣的哭叫。這種生理性的示弱,把丹尼爾的殘暴襯托得淋漓盡致。要是換個強硬有魅力的演員,這場戲里強者對弱者絕對凌辱的張力,只會被大大削弱。
而在電影著名的保齡球館終局,伊萊為了錢出賣信仰,被迫大喊我是一個偽先知時,達諾的處理更是精彩:他先是帶著虛張聲勢的傲慢走進場館,在丹尼爾的逼迫下迅速崩潰,聲音從顫抖到嘶吼再到啜泣,演活了一個靈魂被徹底掏空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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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評人說,保羅 ·達諾與戴-劉易斯的兇猛強度是匹配的,這種匹配不是力量上的對等,而是能量上的互補。
縱觀保羅·達諾的職業生涯,就能發現他從來不是只會一種戲路的特型演員,他在好幾種特定的心理原型角色上,達到了大師級的水準。
第一類是生活在道德真空中的偽善滑頭,代表作有《血色將至》《為奴十二年》《牛仔和外星人》。這類角色通常依附于宗教、奴隸制、財富等權力機構,借著制度的惡來掩蓋自己的平庸。他們外表看著無害甚至文弱,內心卻滿是卑劣的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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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奴十二年》
在《為奴十二年》里,達諾飾演的監工就不是個臉譜化的惡棍。他唱種族歧視歌謠時,聲音沒有低沉的威脅感,反而帶著令人毛骨悚然的輕快與隨意,把那種平庸之惡演繹得入木三分——這種惡沒有昆汀喜歡的「酷」,只有純粹的丑陋,或許這正是昆汀看不上的地方。
第二類是受折磨的天才和易碎的靈魂,《愛與慈悲》《造夢之家》《戀戀書中人》《年輕氣盛》都是這一類的代表作。他特別擅長飾演那些有巨大創造力或敏感度,卻沒法適應現實世界粗糙規則的人。
《愛與慈悲》中,他飾演海灘男孩靈魂人物布萊恩·威爾遜,為了這個角色增重30磅,還學會了彈鋼琴和唱歌。在錄音室指揮樂手的戲份里,他的眼神閃爍著近乎神性的光芒,身體卻又緊繃得仿佛隨時會破碎,展現了天才在創作巔峰的狂喜與精神分裂發作時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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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慈悲》
第三類是現代社會的邊緣人和incel。《新蝙蝠俠》《囚徒》《長島迷情》里,他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能力:把現代社會中被忽視、被壓抑男性的憤怒,具象化地呈現在銀幕上。
《新蝙蝠俠》中,他徹底重構了謎語人這個角色——沒有金·凱瑞版的卡通滑稽,而是一個受網絡激進思想影響的恐怖分子,靈感源自現實中的黃道十二宮殺手。審訊室里,他從平靜哼唱瞬間切換到撕心裂肺的尖叫,那種不受控制的精神狀態,不像希斯·萊杰的小丑那樣帶著混亂的哲學意味,更像是我們身邊可能存在的現實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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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蝙蝠俠》
第四類是荒誕和離奇的化身。《瑞士軍刀男》《不可思議》《陽光小美女》里,他展現了自己的幽默感和荒誕氣質。他愿意完全放棄尊嚴,投入到離奇的情境中。《瑞士軍刀男》中,他飾演一個在荒島上拖著會放屁的尸體求生的絕望男人。這種設定本身就極其荒謬,但達諾用極高的信念感,演出了真摯的情感,讓荒誕的故事變得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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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軍刀男》
達諾的銀幕形象,和好萊塢傳統的明星臉背道而馳,而這種獨特性,正是他表演美學的重要基礎。
網上一直有人討論他有一張「欠揍臉」,這其實不是侮辱,而是對他角色塑造成功的另類認可。
他的臉圓潤蒼白,眼神迷離中透著傲慢,或者是帶著一種沒經歷過現實毒打的巨嬰感。當這張臉展現出優越感或虛偽時,觀眾會本能地產生生理厭惡,渴望看到他被懲罰。
達諾自己也清楚這一點,他從不回避在銀幕上被打,甚至成了好萊塢最常挨打的演員之一。
《囚徒》中,他腫脹變形的臉,讓觀眾對私刑的道德邊界產生生理性反思——這種愿意讓自己的臉成為暴力畫布的自我犧牲,是那些時刻維護帥氣形象的偶像派演員很難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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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
聲音也是他的表演利器。達諾的聲音通常偏高偏軟,有時還帶著破音的邊緣。但他恰恰利用這種聲音傳遞角色的不穩定性:《新蝙蝠俠》里,哪怕帶著面具,他的呼吸聲、啜泣聲和突然拔高的尖叫,都是構建恐怖氛圍的關鍵;《血色將至》中「我拋棄了我的孩子」那場戲,他的聲音在祈求與絕望間來回切換,這種易碎感,正是他區別于傳統硬漢演員的標志。
他的身體語言也極具特色,大多是內收的——含胸駝背,面對沖突時身體向后退縮。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Beta男」體態,用來表現角色的被動與壓抑。但恰恰是這種壓抑,往往會孕育出后期的爆發性暴力,從極度壓抑到極度癲狂的轉換,成了他標志性的表演節奏。
雖然常被拿來和方法派演員比較,但達諾的技巧更像是嚴謹研究與現場直覺的融合。
有時間準備時,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究狂人。為《新蝙蝠俠》的謎語人角色,他撰寫的背景故事日記詳盡到被DC出版成了漫畫《謎語人:元年》;為了《愛與慈悲》,他不僅模仿布萊恩·威爾遜的聲音,還吃透了音樂制作的每一個細節,甚至包括錄音室里的雜音和錯誤。而在《血色將至》這種臨危受命的場景中,他又能靠直覺接住對手的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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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馬特 ·里夫斯透露,達諾是個完美主義者,甚至有些強迫癥。《新蝙蝠俠》中,哪怕只是錄制謎語人與蝙蝠俠視頻通話的聲音和畫面(他本人不在拍攝現場),他也主動要求重拍了近200次,嘗試了狂笑、冷漠、憤怒、嘲弄等所有可能的語調——他就像個科學家,要在無數種可能性中,找到最能刺痛觀眾神經的那一個。
達諾自己也曾說:無論故事細節或角色怪癖如何,賭注往往是相同的:愛、性、金錢、權力……內心生活是相通的。
他的表演技巧在于「反應」——和氣場強大的演員對戲時,他懂得傾聽并吸收對方的能量,再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反射回去。他不搶戲,卻能讓對手的戲更有分量,就像打網球時,面對對手的大力扣殺,他總能以詭異角度把球救回來,讓整場對決更有看頭。
2018年,達諾執導了第一部導演作品《狂野生活》,這部電影收獲了很高評價,也進一步證明了他對表演藝術的理解。編劇馬特森·湯姆林為他辯護時,特意提到了這部電影,稱其展現了達諾的控制力——作為導演,他指導杰克·吉倫哈爾和凱瑞·穆里根,貢獻了職業生涯中極為細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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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生活》
而導演的經歷,也讓他回歸演員身份時更加成熟。《造夢之家》里,他飾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父親伯特,一個溫和理智卻有些壓抑的角色。他主動收斂光芒,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支撐起整個家庭架構,這種顧全大局的意識,是許多只關注自我表現的演員所缺乏的。
說到底,昆汀對達諾的批評,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電影價值觀的碰撞。
昆汀追求的是神話味道十足的電影感,渴望看到強者在銀幕上投射出巨大陰影;而達諾致力于呈現的,是去神話化的人性,是剝去偽裝后血淋淋、顫抖著的真實。
達諾不是軟弱,而是擅長飾演「軟弱」——這也是極難的藝術表達,讓觀眾感到尷尬、厭惡或憐憫,其實比讓觀眾崇拜難得多。
他是反英雄美學的代表,那張欠揍臉和獨特的身體語言,填補了好萊塢在刻畫病態心理、邊緣人格和偽善者方面的空白。
保羅·達諾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人性中那些我們試圖隱藏的不安與丑陋。這或許正是他讓推崇「酷文化」的昆汀感到不適的原因。
但對電影藝術來說,這種不適感也是偉大的體現。就像他的同行所說,他絕對不是演員工會里最弱的演員,而是最不可思議的演員之一。試問還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樣,在幾百萬觀眾之前,如此坦然地破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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