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藝術簡史凝結最新研究成果

轉自：長安街知事

敦煌石窟藝術以中國漢晉悠久文化傳統為根基，吸納印度等外來文化藝術營養，中外文化經過不斷交融，導致了隋唐佛教藝術的創新、繁榮和發展。綿延一千多年的敦煌石窟常建常新，不斷產生新的題材內容、新的藝術形式，創造出了與印度佛教藝術和佛教理論不同，而富有中國民族精神和民族氣派的佛教藝術和佛教思想。

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與壁畫結合的綜合藝術。作為建筑藝術，北朝中心塔柱窟雖受到印度支提窟的影響，但改變了原來印度覆缽式圓形塔的形式，成為方形樓閣式的塔形，窟頂改變了印度圓拱頂的形式，成為兩面斜坡的人字披形式，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筑的精神。隋唐以后敦煌石窟流行覆斗頂方形窟、佛壇窟，這是以中國傳統的斗帳形式和殿堂形式對佛教石窟的改造。

經過北朝和隋代對具有濃厚印度和西域樣式雕塑的消化吸收，及與中國本土塑像藝術的長期融合過程，到了唐代，彩塑藝術逐漸創造出了富有中國審美精神，動態、神韻具有民族化特征的經典性傳世之作。

這是莫高窟第323窟的張騫出使西域圖。 新華社發（敦煌研究院供圖）

壁畫中表現最多的是佛教人物。北朝人物畫多模仿外來佛教藝術人物畫的形式和技法；隋唐人物畫吸取了外來藝術中人物造型準確、比例適度、凹凸法暈染的長處，同時與中國講究線描和神韻的傳統繪畫技法相結合，創造出新的佛教人物形象，豐富和提高了佛教人物畫的表現力，成為能充分表現中國審美、中國神韻的美輪美奐的佛教人物。

進入隋唐，中國的佛教繪畫藝術發展到了高度成熟的時期。在長安、洛陽首先創造出了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佛教經變畫，由絲綢之路傳到敦煌后，成為敦煌石窟唐代及以后各時代長盛不衰的繪畫樣式。經變畫是中國藝術家創造的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佛教藝術。敦煌石窟共有三十多類經變畫，如彌勒經變、阿彌陀經變、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華嚴經變等等，它們形式多樣，各騁奇思妙想，表現了當時人們想象的佛國世界。經變畫將已高度成熟的中國傳統人物畫、山水畫、宮觀臺閣的建筑畫、花鳥樹木風景畫，以及采擷現實生活中各種美好的風情元素，運用中國式的空間構成法，形象地表現了佛經描繪的理想佛國世界的宏偉壯麗、氣象萬千的意境，展現了大唐的恢宏氣象。隋唐敦煌石窟的經變畫來源于兩京長安、洛陽和中原地區。今天，唐代兩京和中原的佛教寺廟及其壁畫已不復存在，敦煌石窟保存大量精美的隋唐經變畫真跡，可以使我們了解當時的著名畫家閻立本、吳道子、李思訓、張萱、周昉等的風格特點。

敦煌石窟藝術經過從4世紀到14世紀持續不斷的營建，留下了4.5萬多平方米的壁畫和兩千多身彩塑，是中國美術史上極其重要的財富。早在七十多年前，畫家常書鴻從法國回國，看到了敦煌藝術的非凡價值后，毅然來到沙漠中的敦煌，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創辦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其后經過幾代人艱苦卓絕的奮斗，該研究所逐漸發展為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并在石窟保護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世紀40年代以來，敦煌研究院的常書鴻、段文杰、史葦湘等先生，與北京等地的向達、宿白、金維諾等學者攜手，從歷史、考古、藝術等多維度對敦煌藝術展開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敦煌藝術的豐富內涵逐漸為世人所認知，其在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意義逐步得到公認。

趙聲良有志于研究敦煌藝術，1984年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來到敦煌參加工作，開啟了敦煌藝術的研究之路。1998至2003年，他自費赴日，歷經數年刻苦攻讀，先后取得美術史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他深刻認識到敦煌藝術研究在學術上的重要意義，放棄了到大城市的大學當教授的機會，毅然重返敦煌，繼續深耕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

趙聲良回國后就開始了對敦煌石窟藝術史的系統研究，他用五年時間完成了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時期）的研究，于2014年出版了《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現在又開始了對隋朝石窟美術史的研究。敦煌石窟美術史共分為五個階段，是一項歷時較長又十分艱巨的工程。這本《敦煌石窟藝術簡史》則是以簡要的形式來展現作者對敦煌石窟藝術史的宏觀思考。

趙聲良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長期的實地調查與潛心思考，讓他對敦煌石窟藝術形成了深刻且系統的認知。加之，他曾在國外長期深造，近年又不斷到英、法、美、俄、印度等國家進行學術交流與考察，特別是兩次對印度佛教遺跡的實地考察，加深了對印度佛教藝術的認識，積累了大量的資料，使他的研究能從印度佛教藝術的源頭出發來考察佛教藝術的發展演變。比起從前的敦煌藝術研究，他的研究視野開闊，注重中外藝術風格、樣式的分析比較，以及與中國美術史上相關畫家的比較研究。此書展示了敦煌石窟藝術發展的大體輪廓與脈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對敦煌藝術史研究的新思考與新方法，也可預見作者對敦煌藝術史研究的宏大構想。

作者：樊錦詩，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