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名諱中“恪”字的讀音之爭,是學界數十年未解的公案。
圍繞“恪”應讀kè還是què,研究者從辭書演變、家族方言、當事人與親友佐證以及語音規律等多維度探究,論述頗豐卻難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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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
若跳出近現代語境,審視清代文獻中“恪”“愨”通用現象,或許能為破解這一爭議提供更具歷史深度的視角。
為何“恪”字讀音有爭議?
先來看辭書的演變:
《康熙字典》明確“恪”及其別體“愙”“愘”均讀“kè”。
19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舊《辭源》首次新增“亦讀如卻(què)”的注音。此后,1937年商務版《國語辭典》、1979年上海辭書版《辭海》均延續收錄“què”音,使得這一異讀逐步得到認可和強化。
1957年《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正編)首次確定“恪”統讀“kè”,1985年《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再次重申這一規范,從官方層面終結了“恪”字的異讀狀態。
舊《辭源》補錄“què”,是對語音變體現實的尊重,而統讀“kè”則是現代漢語標準化、提升交際效率的必然要求。二者共同構成了“恪”字讀音爭議的歷史背景。
再來看親友回憶:
支持“kè”音者,常引陳寅恪的英文署名“Tschen Yinko”“Tschen Yinkoh”,認為其中的“ko”“koh”對應“kè”,但這些近代拼音方案對k、q的區分不嚴格,只是特定歷史時期漢語語音的客觀記錄,難以直接等同于個人的讀音偏好或主動認可。
主張“què”音的一方,則有更直接的口述史料。陳寅恪的三位女兒證實,父親及家族三代均讀“què”,其學界摯友如俞大維、傅斯年、趙元任等人,以及執教清華、西南聯大時的同事與學生,也持相同回憶。陳三立的交游圈中也留下旁證,如陳衍《石遺室詩話》多次將俞明震(字恪士)稱作“確(què)士”,“確”是“愨”的通假字(表“堅定”義,與“愨”的“謹”義相關),這間接印證了“què”音在陳氏家族社交圈的通行。
還有語音演變的角度:
學者認為“què”音的形成主要有兩條路徑。
一是“恪”字古體“愙”的語音變異。《說文解字》記載“恪”本作“愙”,“從心,客聲”,聲符“客”在北方部分地區顎化為“qiè”,最終演變為“què”。
二是南方方音的北傳與調整。四川、湖南等地“恪”字讀如“quó”,該音隨著人口遷徙與文化交流北上后,受官話“e”韻尾的影響,逐漸調整為“què”。
這兩條路徑均指向“方言接觸+‘愨’音類推”,說明“què”音并非憑空產生,而是語音演變的自然結果。
一個新的視角:
清代的“恪”“愨”通用現象
清代“恪”與“愨”常常通用。
官方文書中:
謚號用字是二者通用的顯例。清同治三年增修本《皇朝謚法考》卷五記載四川提督岳鐘璜謚號“莊恪”,卻注明“一云謚莊愨”;卷三提及刑部尚書劉吳龍謚號“清愨”時,還特意指出“一云謚清恪誤”。
詩文、詩話中:
“恪”“愨”通用的習慣已深入日常書寫。如清中葉暢銷書《隨園詩話》中,袁枚稱官方謚“敏愨”的方觀承為“方敏愨”或“方敏恪”,將楊錫紱的“勤愨”徑書為“楊清恪”。即便是精通經史、參與《四庫全書》編纂的大學士彭元瑞,在《恩余堂輯稿》卷三《糧艘并序》《馬中齋》中提及楊錫紱時,也交替使用“楊勤恪”與“楊勤愨”。
學術札記與日常稱謂中: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二載:“《皇朝謚法考》‘閩浙總督蘇昌,謚愨勤’,《滿洲名臣傳》作‘恪勤’。”兩本權威官方文獻用字不一,反映出書寫習慣的靈活性。再如近代學者、官員吳大澂,自號“愙齋”,蘇州當地及南北友人皆讀作“確齋”而非“客齋”(吳小如《從“恪”字讀音談起》)。“確”與“愨”音同義近,為“恪”“愨”通用提供了日常用語的旁證。
這些散見于官方典籍、學術札記與文人稱謂中的記載,共同構成清代“恪”“愨”通用的證據網絡,表明此用法在清代已具備跨場景、跨地域的普遍性。
讀音爭議的啟示
“恪”“愨”通用雖無法直接確定“恪”字讀音,卻為這一爭議提供了關鍵歷史語境。
清代官話中“愨”讀“què”,二字通用極易造成混淆,在方言交融的背景下,“恪”受“愨”音影響讀“què”有充分的依據。陳家祖籍福建上杭客家,在與官話接觸中,“恪”受“愨”的類推演變為“què”,與清代二字通用的文化語境高度契合。
從尊重家族傳統來說,“恪”讀“què”有歷史與實證依據,是對陳寅恪先生及其家族語言習慣的尊重;而語言作為社會交際工具,標準化統一化是必然趨勢,現代漢語將“恪”統讀為“kè”,是提升語言規范性與交際效率的需要,符合語言發展規律。因此,對待“恪”字讀音之爭既不能以今律古,用現代規范否定歷史讀音的合理性;也不能因古非今,無視語言發展的現實需求。
深入研討“恪”字讀音,不僅有助于厘清這樁公案的來龍去脈,更能引導我們在歷史傳統與現代規范之間尋求平衡。典籍中的用字關聯、跨時空的音韻演變,既是漢字文化包容性與復雜性的生動寫照,也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鮮活注腳。
唯有將“恪”字讀音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中,綜合文字、音韻、方言與文化多重維度,完整梳理語音演變鏈條,精準界定文獻用字性質,才能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歷史意蘊,讓這場學術論爭在對話中得到更圓滿的解讀。
(作者:謝海林,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12月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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