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哈佛大學學生最大特點是敢問、敢說、會“忽悠”...

李稻葵，男，1963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美國歸僑，原籍安徽鳳陽，清華大學管理學學士（1985年），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1992年）。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創始院長；著作包括《大國發展戰略》、《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 德國模式的中國借鑒》、《重啟》等；曾獲2010年CCTV年度經濟人物、2016年北京市京華獎等榮譽。2018年12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海歸40年40人”榜單。2019年12月18日，入選“中國海歸70年70人”榜單。

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正文】

中國人往往把哈佛當成美國的教育典范。的確，哈佛大學在美國的高等教育里，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自己在哈佛大學讀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經輔導過許多本科生，近距離接觸過他們，他們可能是最能代表美國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曾有一位猶太女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90年，她為了獲得更高榮譽級別（Summa Cum Laude）的畢業生頭銜，要完成本科論文撰寫。一般“學生狗”都是隨便套個T恤牛仔褲，但她總穿著價格高昂的外套，背著名牌包，化了精致的妝容；而第二個給人的印象則是她什么都不懂。

我那時的工作是在經濟系的本科畢業生撰寫論文時，為他們解決計量經濟學技巧和電腦技術問題，她對這些基礎學科幾乎一無所知。但她什么都敢問，一點不羞赧，完全沒有怕被人鄙視的感覺，更“無厘頭”的是她還敢于向別人提要求。 當時的計算機數據都存儲在臉盆那么大的磁盤里，厚重的磁盤需要擱在磁盤機上操作，可她經常不動手，都是我們為她“賣力”。

每當看到實驗室里散落著一堆磁盤，旁邊擱著一個手袋，我們就知道“大小姐”來了……后來隨著人事變遷，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第二個孩子是我的一位親戚。她在中國上的中學，后回到美國上哈佛大學。她的學習成績并不突出，剛開始在國內讀高中時，數學還常常不及格。那么她有什么資格能夠入讀哈佛？是她的思辨能力。她在國內最喜歡的課居然是政治課，還常常跟政治、文史哲各科老師辯論。加上閱讀涉獵廣泛，有獨特的視角，令她輕松斬獲了哈佛面試官的青睞， 而其他一些學風嚴謹的學校卻對她不感興趣。

上了哈佛之后，她更是如魚得水——代表所在書院參加劃艇比賽；周末更是忙的腳不沾地，參加各種聚會、交流會，連老爸來都要預約時間；她在校園里行走時，經常是三步一聲“Hi”，五步一個擁抱，似乎認識全校的人。畢業時她已經寫出了兩部劇本，其中一部獲得了某好萊塢制片人的錄用。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哈佛生都這樣雄心勃勃，自如的游走在各種人際關系里，我曾經遇到過一位哈佛生，他的父親是美國聯邦巡回法院的大法官，也是哈佛校友。他本人畢業后，就在哈佛校園附近當起了按摩師，類似于我們的北大生賣豬肉，不過在美國這可不是什么大新聞，大家似乎都能理解認同。

話說回來，我的這位親戚也曾向我坦言，哈佛的學生整體上和其他常青藤聯盟的大學，包括耶魯、MIT、普林斯頓的學生有點不太一樣：哈佛生總是自命不凡，總有一股子干勁、沖勁，而且敢問敢說——不懂就問，想說就說。我恍然大悟。這可能是美國精英教育最具代表性的風格。

這種教育風格能夠與東方教育風格融匯嗎？

我最近負責清華大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學術項目，目標是培養國際上一批了解中國，對中國有感情的未來領導者。有近一半的學生來自美國。上了幾周的課之后，巨大的文化差異就顯現出來：那些非美國孩子抱怨連連，說美國學生提問太多，老師講課都變得斷斷續續。所以現在我把課程分為兩部分，前半段要求等我把觀點完整地講完，剩下的時間敞開來提問、辯論。算是中西教育的一種調和吧。

那么，第一個女孩子后來怎么樣了？四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電視上看到她正在演講——而她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她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雪莉·桑德伯格！

說起來，我也是她的半個老師。如果20年前，你問我，桑德伯格以后會不會有出息？我會斷然否定，可事實呢？她不僅是哈佛最優秀的畢業生之一，還是福布斯最有權勢的女性之一。

因此我一直在反思，我們對美國精英教育的理解是不是有偏頗？在我們的傳統教育里，學生從小就被要求要畢恭畢敬、謹言慎行，問了“低級問題”就要感覺羞愧，缺乏勇往直前、敢問敢說的精神。

而哈佛大學不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培養領導型人才的地方——領導者并不一定需要高深的專業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于發問，敢于在眾人面前表達觀點，動員團隊里的各色人等認同自己，鼓舞大家努力前行。這就是領導力的體現。

【拓展閱讀】美國大學教授歸納中國學生欠缺三種能力

關于“敢于發問”、“敢于表達自己” 這個話題，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林曉東教授也曾做過一項調查，他邀請35位美國大學教授來談談他們教過的中國學生常會遇到哪些問題、建議他們提高哪些技能。這些教授執教于美國各地不同類型的大學，所教授的課程涉及科學、人文、商科和工程等等，他們的回答可以比較全面地代表美國教授的普遍看法。歸納這些教授們的答案，有三種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

1、良好的寫作能力

“坦率的講，寫作對每個學生來說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國學生覺得難，每一個學生都覺得難。”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西格爾教授這樣回答。我完全贊同他的這一觀點。

但為什么中國學生覺得寫學術文章尤其難呢？西北大學經濟系的沃利教授的回答很給我們啟發，“大多數中國學生學習都很勤奮刻苦，他們也很聽話。我布置的任何作業他們都會盡全力完成。然而，他們只是把我告訴他們的或者書上說的寫下來，他們太習慣于復述別人的觀點，卻不能說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觀點。這是最大的問題——沒有自己的觀點。”

我問過許多中國學生為什么覺得寫作難。他們的回答如出一轍，“我們在本科的時候沒怎么寫過這樣的東西，老師也沒教過該如何寫學術的文章。”從學生們交上來的論文來看，他們確實需要提高寫學術性論文的能力，好多學生要么無法明確地提出自己的觀點，要么不知道如何佐證自己的看法。看來，我們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何在大學階段繼續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特別是寫學術性論文的能力。

是不是英語的能力限制了他們的寫作水平？我把這個問題提給很多教授。他們都說，英文水平確實會有所影響，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兩個因素：大量閱讀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常常抱怨教授們布置的閱讀材料太多了。確實，在美國讀大學或者研究生，每周的閱讀量動輒就上百頁。一個歷史系的教授告訴我，每兩周讀一本厚厚的大部頭著作對她的學生來說是家常便飯。范德堡大學工程學院的喬納森教授說，“要想寫得好，首先要多讀。一個讀過50本書的人肯定比只讀過2本的人寫得好。”

此外，不少美國教授指出，工作經驗和社會經歷的不足也導致了中國學生在寫文章的時候很難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其實，必要的社會實踐和經歷不僅是文學創作者不可或缺的條件，對學術寫作同樣也有很大的幫助。

2、提出問題并批判性思考問題的能力

多位教授在問卷回答中指出，中國學生在課上需要更主動更積極地參與，而不是被動地坐在那里聽。他們需要有質疑能力，需要問問自己哪些證據可以證明或者證偽前人或者其他人提出的觀點。對于中國學生習慣以考試成績高低論優劣的思維模式，這些教授們頗有微詞也頗為擔心。他們認為考試分數決不是唯一尺度，學生思考能力的提高是評判學習效果重要指標。

斯坦福大學心理系的約翰遜教授說，“如果你的目標是創新，你的美國教授肯定愿意跟你一起合作或者協助你。但是，這需要你有尖銳的看問題的眼光去質疑已有的知識，而不是重復那些別人已經發現的理論。”一位紐約大學的教說， “中國學生很善于總結，但不善于批評、分析和提出自己的觀點。”

為什么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對我們如此重要? 這是因為提問讓我們可以把閱讀從靜態的、單向的看變為動態的、雙向的交流，是一個深度理解的過程。提出問題的過程，讓我們可以思考所讀內容的表達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邏輯，是否還有其他更為恰當的傳遞信息的方法。這就是為什么簡單的記錄和抄寫只能是膚淺的理解，而提問或者批評指摘才能帶來深入的思考。

提問除了對理解學術文章大有裨益，對于有效的社會性交流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提問可以幫助交談雙方發現共識所在，這在協作或者團隊性合作中尤其重要。其次，提問有利于控制話題的走向。還是以課堂討論為例，通過提問可以幫助你把話題轉移到自己擅長的方向上來，實現了成功的話題轉移還擔心自己無話可說嗎？

事實說明，許多中國學生覺得參與課堂討論難也跟他們不會問問題有關。第三，提問可以讓交流的目標更加明確，讓交流的過程更加有效，可以避免雞同鴨講的狀況。

3、良好的表達和溝通能力

亞利桑那大學的萊文教授在答卷中抱怨， “不論我怎么鼓勵我的中國學生，他們就是不說話！在我的課上，最安靜的一群人肯定是中國學生。他們不說話，我無法確定他們是否聽懂了我講的內容。”伯克利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戈麥斯反饋說，“我的中國學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溝通。其實，他們應該早點來跟我討論一下怎樣才能得高分。我真的不太理解，他們似乎很少在課外與教授們接觸，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機會更好地進行溝通啊。”

我問過許多中國學生為什么他們在課堂上這么安靜。他們的觀點不外乎以下幾種：“從小我的父母和老師就告誡我：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再講出來。”

“在沒想清楚就說出自己的看法是非常淺薄的表現。”

“當我發現我的答案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我不好意思說出來。”事實上，當時你發現自己想的跟別人不同時，恰恰應該說出來。

說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幫助你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解、并幫助你迸發新的想法。我曾經這樣鼓勵班里的學生表達他們的想法：發言的時候，沒有人指望你說出一個盡善盡美、毫無瑕疵的觀點和看法，何必擔心呢？每個人都說出自己的想法，不就是最好的頭腦風暴嗎？來自不同背景的人說出自己的看法，那會極大地豐富每個人的視野和頭腦，這不是最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機會嗎？

我建議那些不善于參與課堂討論的中國學生先嘗試跟自己的教授多交流，告訴他們自己有什么困惑，或者把在課堂上沒有機會說的話都說出來。這樣的一對一交流會大大增加你的自信，并轉化成參與課堂討論的動力。

我舉一個例子，有個叫小洪學生以前從來不跟教授們交流，在我的建議下，他跟自己的一位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教授進行了30分鐘的談話。

事后聽小洪說，這位教授非常耐心地聽他談了自己的研究計劃，并給予了深入的指導。教授甚至拿出自己尚未發表的一篇相關文章給小洪，請他閱讀并指出文章里存在哪些問題。這是小洪第一次嘗到跟教授個別交流的甜頭。逐漸地，他有了信心，開始在課堂上勇敢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上面談到的三種能力對于培養有創造性、有適應性的學生尤其重要。中國的教育界需要進一步關注并思考：我們的學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學習時表現如何？哪些能力的欠缺限制了他們的發展和成功？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提高學生所需要的這些能力？在教育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們必須反思是否為培養全球化的人才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