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載的守護與擔當

鄭子良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及北平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從事古建筑與古跡保護研究的官方機構。

90年風雨兼程，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研究領域從最初的古建筑保護修繕拓展至文物保護的方方面面，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堅守與擔當、智慧與情懷，映照著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蒸蒸日上。

新中國成立后，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改組，劃歸文化部領導。在此之前，他們持續開展北京文物古跡的整理與修繕工作，已完成近百項工程，涵蓋了主要宮殿、壇廟、寺觀、苑囿、城墻城樓、牌樓等建筑，積累了豐富經驗。成為國家從事古建筑修繕保護研究專門機構后，工作人員密切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重點文物古跡調研。1951年，趙正之、莫宗江、宿白、余鳴謙等赴敦煌開展勘查工作，為中國開展石窟科學保護之始。承德外八廟普寧寺、永樂宮遷建等數十項重要古建筑的修繕保護工程，都離不開前輩們的悉心投入。尤其是自1952年起舉辦的4期全國古建筑培訓班，累計培訓學員120余人，為新中國古建筑保護注入持久活力。

1962年，文化部文物博物館研究所組建，高分子材料、金屬文物、紙張與出土紡織品等專門試驗室先后建成，成為國家文物科技保護的重要陣地。1974年，為了整理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等重要出土文獻，唐蘭、張政烺、顧鐵符、容庚、商承祚等學者聚集北大紅樓，首開出土文獻系統整理研究先河。1978年，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成立，主持完成了銀雀山、張家山、睡虎地等秦漢簡牘以及吐魯番文書等整理研究項目。

改革開放后，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文物保護工作更加重要，跨學科合作發展迅速。1990年8月，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與古文獻研究室合并為中國文物研究所(2007年8月更名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先后完成新疆克孜爾千佛洞、西藏阿里古建和壁畫、天津薊縣(現薊州區)獨樂寺等保護工程。

數年間，研究所參與主持三峽淹沒區及遷建區文物保護規劃、考古調查、地面文物古跡勘察與測繪、石質文物保護方案設計等工作，圓滿完成各項任務，為三峽工程順利推進作出突出貢獻。

汶川地震、玉樹地震期間，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第一時間奔赴抗震救災一線，完成了七曲山大廟等多項搶險維修工程，保護千年文脈綿延不絕。

應縣木塔保護研究、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保護修復、新疆庫木吐喇石窟壁畫保護修復、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編制、西藏布達拉宮文物(古籍文獻)保護修復、“南澳Ⅰ號”明代沉船搶救性發掘……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適應新時代對于文物保護的新要求，守正創新，承擔并完成了大量重要項目。“不可移動文物自然災害風險評估與應急處置研究”“石窟寺巖體穩定性預測與加固技術研究”“貝葉經保護修復關鍵技術及應用示范”等國家重點研發專項的實施，促進了科技合作與交流。

作為中國政府援外文物保護工作的主力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先后實施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修復、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歷史文化遺跡修復、尼泊爾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修復等工程，展現文物保護大國形象，促進了國際學術界對我國文物保護工作理念、方法的認知與理解。

新征程亟須新擔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堅持“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新時代文物工作要求，承續老一輩“擇一業，終一生”的精神，以推進國家文化遺產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為契機，為文物保護事業高質量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