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身兼三國使，鐵骨鑄邦交，將軍大使的傳奇從這里開始

1950年初的北京，剛從西北戰場凱旋的耿飚接到一份特殊調令：脫下軍裝，換上西裝，出任駐瑞典大使。這位曾在解放戰爭中指揮千軍萬馬的兵團副司令員，一時有些茫然——握慣了槍桿的手，如何拿起外交文書？事實上，耿飚的困惑并非個例。建國初期，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駐外大使中，三分之二都是像他這樣的軍隊高級將領。戰將轉型外交官，為何會成為建國初外交舞臺上的獨特風景？這背后，是新生政權的迫切需求，更是一代革命者的使命擔當。

1949年10月，新中國宣告成立，卻面臨著“一面倒”的外交困境。西方列強對這個新生政權普遍采取敵視態度，只有蘇聯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少數亞洲、歐洲國家率先表示承認并建交。隨著建交談判陸續推進，一個棘手的問題擺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面前：派誰去擔任駐外大使？當時的中國，既沒有成型的職業外交隊伍，舊中國的外交人員又因立場問題被全面摒棄，外交人才出現了嚴重斷層。

情急之下，毛澤東和周恩來將目光投向了戰功赫赫的軍隊將領。在他們看來，這些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將軍，身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優勢。他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考驗，對黨和國家絕對忠誠，在復雜環境中處置突發情況的能力遠超常人。更重要的是，部分將領在革命時期就有過外事工作經驗，比如耿飚在1946年軍調部的工作就得到過周恩來的肯定。于是，一項特殊的戰略決策應運而生：從軍隊中選調有潛力的兵團級干部，充實外交戰線。

臨危受命：外交戰場的“應急軍團”

建國初期的外交環境，遠比戰場更加復雜微妙。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在國際上站穩腳跟，首先需要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建立起自己的外交陣地。這些將軍大使的首要任務，就是帶著“另起爐灶”的戰略方針，在異國他鄉為新中國打開局面。他們不是外交領域的科班生，卻是最適合應對當時嚴峻局勢的“應急力量”。

耿飚的經歷極具代表性。1950年，他受命擔任駐瑞典大使，同時還兼任駐丹麥、芬蘭的公使，成為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身兼三國使節，三個使館又都處于草創階段，工作難度可想而知。剛到瑞典時，他連西餐禮儀都不懂，卻憑著戰場上養成的細致與堅韌，迅速進入角色。他牢記毛澤東“了解北歐經濟建設經驗”的指示，深入工廠企業調研，將瑞典鋼鐵工業、丹麥風力發電、芬蘭植樹造林的成功經驗整理成報告，及時傳回國內供經濟部門參考。

這些將軍大使身上，都帶著一股戰場上的拼勁。他們沒有外交經驗，就從零開始學習；不懂外語，就聘請翻譯協助工作；面對外國政要的刁難，就用真誠與原則贏得尊重。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西方世界對新中國充滿誤解，將軍大使們的軍人氣質反而成了一種優勢——他們說話擲地有聲，做事雷厲風行，讓世界看到了新中國不容小覷的底氣。這種獨特的外交風格，為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最初的話語權。

總理親訓：從戰將到大使的“轉型課堂”

將戰將派往外交戰線，并非簡單的“趕鴨子上架”。毛澤東和周恩來深知，戰場與外交場雖有共通之處，但規則截然不同。為了讓這些將軍盡快完成轉型，周恩來親自掛帥，將準備出任大使的將領們集中到北京，開展了為期數月的正規外交培訓。這堂特殊的“轉型課”，為將軍大使們搭建了從軍事思維到外交思維的橋梁。

培訓內容細致到超乎想象，從外交禮儀、文書撰寫，到國際法規、駐在國國情，無所不包。周恩來在授課時反復強調：“外交工作代表國家，凡事要慎重，多請示，不要自作主張。”他還根據每位將軍的特點，給出具體的工作指導。針對耿飚的工作，周恩來明確指示，要努力使瑞典成為中國與西方聯系的紐帶，團結國際上的中間力量。這些諄諄教誨，成為將軍大使們開展工作的行動指南。

除了理論培訓，周恩來更注重實踐指導。他要求將軍大使們在工作中重視調研與總結，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耿飚在瑞典期間，每遇到重大問題都及時向國內請示，同時積極發揮使館集體智慧，很快就打開了工作局面。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前，他奉周恩來之命，通過北歐三國領導人向美國轉達中國政府的意見，成功引起美方關注，為后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埋下伏筆。這種在實踐中學習的模式，讓將軍大使們迅速成長為合格的外交人才。

戰略支點：打破封鎖的“西門鑰匙”

隨著外交工作的推進，將軍大使們的作用愈發凸顯，他們不僅是國家的代表，更成為打破帝國主義經濟封鎖的“戰略支點”。1956年，耿飚調任駐巴基斯坦大使，臨行前毛澤東親自接見他，下達了一項重要任務：“除了利用香港這個‘南門’，還要推開巴基斯坦這扇‘西門’，為新中國開辟對外經貿通道?！敝芏鱽硪矅诟浪?，要考慮經巴基斯坦建立一條“現代絲綢之路”。

這個任務的難度極大。當時巴基斯坦與西方國家關系密切，而新中國正處于被封鎖的狀態。耿飚再次拿出戰場上的攻堅精神，多次拜訪巴基斯坦領導人，反復闡述中巴合作的深遠意義。他的真誠與執著打動了巴基斯坦方面，米爾扎總統和繼任的阿尤布·汗總統都對中巴交通合作給予了大力支持。經過駐巴使館工作人員的不懈努力，中巴兩國終于達成共識，先是開通了國際航空線，隨后又著手修建喀喇昆侖公路。

這條全長1032公里的公路，穿越海拔數千米的喀喇昆侖山脈，修建過程異常艱辛。但在中巴兩國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十幾年的施工，終于建成通車。1978年，已經擔任副總理的耿飚受邀出席通車儀式，他在歡迎宴會上感慨地說：“古老的絲綢之路是兩國友誼的見證，喀喇昆侖公路則是今天友好合作的范例?！倍@條公路，后來成為“中巴經濟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延續著將軍大使當年開辟的外交火種。

精神傳承：超越外交的“立國風骨”

“將軍大使”現象之所以成為建國初期的獨特歷史景觀，核心在于這些將領身上承載的，是新中國的立國風骨。他們或許不懂復雜的外交辭令，卻深諳“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他們或許沒有華麗的言辭，卻能用行動詮釋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們用軍人的忠誠與擔當，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些將軍大使的貢獻，遠不止于開辟外交陣地。他們將戰場上的優良作風帶到外交工作中，形成了新中國外交“真誠、務實、堅定”的獨特風格。耿飚在北歐三國任職期間，積極推動文化交流與民間交往，讓西方世界第一次近距離了解到真實的新中國；在巴基斯坦，他用十幾年的努力，搭建起中巴友誼的橋梁。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不是專業的外交技巧，而是發自內心的家國情懷。

到了50年代后期，隨著外交事業的發展，新中國開始培養專業的外交人才，將軍大使們也逐漸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有的重返軍隊，有的轉入其他崗位。但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卻永遠銘刻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從槍林彈雨到唇槍舌劍，從戰場指揮到外交斡旋，這些將軍大使用自己的人生軌跡，詮釋了“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奉獻精神。他們的故事，不僅是建國初期外交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一代革命者初心與使命的生動寫照。

【參考資料】：《耿飚傳》（中共黨史出版社）、《新中國外交史》（謝益顯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初期的“將軍大使”現象研究》（金沖及著，人民出版社）、《耿飚：從戰將到大使》（黨史學習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