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魏晉之際，是文學自覺的時代。其實文學自覺的背后，是人的自覺，是對個體自我的肯定，也是對山水自然的發現。魏晉之際，可謂文、人、自然的三重自覺。蕭華榮先生的《魏晉名士鏈》，以五代名士為主體，以“自然”為鏈條，以史學家的嚴謹、文學家的文采和思想者的深邃緊密結合，抉發名士的流風余韻，展示士人對于文、人、自然的自覺，把一個個蒙上時間埃塵的面容精心擦拭后呈現讀者眼前，并且把那些仍然鮮活的靈魂楔進讀者心中。
跟隨著蕭先生的講述，“魏晉名士何以成為名士”的疑問不斷在我腦海展開又不斷得到解釋。蕭先生概括魏晉名士的兩大特點，一是清談，一是任誕。思想上清談玄學，從正始名士何晏王弼開始；行為上任誕縱情，從竹林名士阮籍嵇康開始。此后的三代名士各有側重。魏晉時期，把《周易》《老》《莊》稱為“三玄”，清談玄學主要是辨析“三玄”，是對于中國原有義理的進一步推進，更開啟中國思想史上儒道融合包括東晉時期儒道佛融合之路。任誕的具體表現是肆意酣暢，不拘禮法。任誕縱情，一方面是發泄“濁世”的苦悶，一方面是對情本體和人本身的重視，同時在“自然”中發現了真正的“自由”，獨得“天”真。“自由”拋棄了粗鄙的放蕩（如部分名士的醉酒、裸行、狂罵），而深化了“任誕”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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