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4日,高市早苗剛想繼續靠“強硬路線”立威,結果一封檢舉信突然爆出——涉嫌違規收受1000萬日元政治獻金。
與此同時,外有俄羅斯連環點名批評,內有民眾舉牌喊“國難”,學界、在野黨輪番上陣。
原本想靠強勢塑造首相權威的高市,如今卻被輿論一錘接一錘砸得抬不起頭:她會不會真成了日本政壇歷史上最快“翻車”的首相?
一封檢舉信:違規政治獻金如何撕開高市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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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上臺留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精神小妹如何把一個國家變成國際上的一個巨大笑話。
這不,涉臺言論還未解決,另一顆政治炸彈就在她腳邊引爆——政治獻金違規控告。
2025年12月4日,日本神戶學院大學教授上脇博之向檢察機關提交控告書,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嫌違規收受企業政治捐款。
根據控告內容,高市擔任代表的“自民黨奈良縣第2選區支部”,在2024年8月26日收受東京都某企業捐款1000萬日元。
但根據《政治資金規正法》,按該企業注冊資本規模,其全年可捐款上限為750萬日元。
這意味著,多出的250萬日元,很可能已構成實質性違規。
更微妙的是,高市并非孤例。
報道提到,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擔任代表的“自民黨神奈川縣第11選區支部”也被曝出類似問題,上脇已于12月3日將其一并控告。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張孤零零的指控,而是直指自民黨高層政治資金運作模式的連環質疑。
把鏡頭再拉遠一些:
2023年11月,自民黨曾爆出“黑金”丑聞,派閥要求議員按指標銷售政治籌款派對券,超額部分以“回扣”返還給議員,且不寫入公開的資金收支報告,成為隱蔽的秘密資金。
而在2024年10月剛剛上任首相的高市,其新任命的高級官員中,有7人牽涉這一“黑金”問題。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高市本應以“改革者”姿態去清洗黨內資金污點,卻選擇同流合污。
對于剛剛上臺、還試圖塑造“強硬而清廉”形象的首相來說,一旦政治獻金問題進入司法程序,她在輿論與道義上的制高點將迅速崩塌。
更糟糕的是,這封檢舉信與她的對外爭議形成了危險疊加,近日,她在對外關系上被批評為“煽動戰爭”“破壞對華承諾”。
在野黨和媒體很容易將兩者串聯成一個簡單而致命的敘事,,這是一位既不尊重憲法,也不尊重法律上限的首相。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民眾喊她下臺的聲音越來越大。
四面楚歌:從東京街頭到莫斯科發言臺的多重批判
高市的危機,不只在東京街頭,也不只在國內政壇,還在更廣闊的國際舞臺。
從亞洲到非洲,多國學者與政界人士公開批評她的涉臺言論“極其危險”“毫無根據”,認為她是在利用敏感的外交議題轉移國內對經濟低迷的不滿。
其中,韓國、加納、印尼等國的專家特別點出:
日本在二戰時期對亞洲國家犯下嚴重罪行,在尚未充分反省的前提下,任何關于“擴軍”“突破憲法限制”的表態,都必然引發區域國家不安。
而來自俄羅斯的表態,則讓高市的外交處境更顯尷尬。
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多次點名日本近期圍繞中國臺灣省的“好戰言論”,強調這些言論具有煽動性并且違反日本憲法。
俄方明確指出,日本政府應該停止走重整軍國主義道路,回歸憲法規定的和平主義立場,同時重申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俄方在連續四次發聲中,批評的重心從“危險言論”延伸到“具體軍事行動”,包括在周邊島嶼部署進攻性武器、甘當美國的“軍事棋子”等。
這種“從話語到行動”的指控,使高市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不再只是“口無遮攔”,而是“言行合一地背離戰后秩序”。
在日本國內,多名學者也從歷史與國際法的角度,指出高市言論破壞了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精神,違背聯合國憲章,將日本帶向“外交孤立”的危險道路。
此時再看高市在國會中的種種“解釋”,包括強調“立場沒變”、刻意避談《開羅宣言》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只突出“舊金山和約”。
就更像是在一盤早已失控的棋局里,繼續執著于文字縫隙中的“技術性逃生”。
另一顆“深水炸彈”,國際逮捕令的陰影
如果說涉臺言論與政治獻金是高市眼前的兩團明火,那么圍繞以色列無人機采購的爭議,則像一顆尚未完全引爆的深水炸彈,埋在她政治前途的更遠方。
2025年12月2日,日本媒體披露,日本政府計劃采購以色列軍工巨頭埃爾比特系統公司生產的攻擊性無人機。
其中包括被用于加沙地帶軍事行動的“skystriker”型號。
消息一出,立即遭到日本市民團體強烈反對。
抗議者舉著“停止進口正在被用于屠殺的埃爾比特無人機!”的標語,指責日本政府此舉可能會被視為為種族滅絕行為“站臺”。
更關鍵的是,國際法專家的判斷遠比民間抗議來得直接。
如果日本從以色列購買無人機被認定為助長種族滅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就有可能被簽發國際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此前已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的事實,使這種警告并非紙上空談,而具有現實參照意義。
從政治風險譜系來看,這一爭議的殺傷力甚至超過國內的“黑金”問題。
后者主要關乎國內法律與道德評價,而前者則可能觸及國際刑法架構。
一旦有國際組織認定日本在客觀上“幫助了種族滅絕”,高市不僅會在道義上被徹底擊穿,甚至在理論上存在被跨國司法機制追責的可能。
更諷刺的是,在涉臺問題上,高市自稱捍衛“民主價值”,在無人機采購上,卻可能被貼上“忽視人權、無視種族滅絕”的標簽。
這種價值敘事上的自我撞車,讓她的對外話語失去說服力,也為在野黨和國際輿論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攻擊角度。
當涉臺言論、街頭抗議、違規獻金、經濟反噬、國際批判與無人機爭議層層疊加,高市早苗身上,“短命首相”的陰影已難以忽視。
至于這場風波最終會怎樣寫進日本的政治教科書,或許要等到下一個首相上臺時,才會有更加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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